2003年10月，美國總統布什在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晤時，就人民幣彙率問題向中國領導人提出，中國應允許人民幣彙率自由浮動。2005年10月，美國政府決定向中國委任一名全職的永久金融特派員，常駐北京以監督中國的彙率政策和金融改革。2007年2月，美國財長亨利·保爾森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作證時表示，如果中國不加快人民幣彙率製度改革步伐，國際社會將“失去耐心”。同年5月，保爾森發表演講稱，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過於緩慢，人民幣彙率問題已經成為在處理美中巨額貿易赤字等經濟問題上進展緩慢的一個標誌。
2010年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民主黨參議院政策委員會會議上稱，人民幣對美元和其他主要貨幣的彙率都過低，這對國際貿易競爭造成影響。3月，奧巴馬在美國進出口銀行年會上稱，需要重新平衡全球經濟，貿易逆差國需要更多儲蓄和出口，而貿易順差國則需要提振消費和國內需求；人民幣彙率進一步市場化將對全球貿易平衡做出重要貢獻。4月，奧巴馬在會見參加核安全峰會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時重申，人民幣彙率更加市場化，對於可持續和平衡的全球經濟複蘇非常重要。9月，美國財長蓋特納在國會就國際經濟和貨幣彙率政策舉行的聽證會上聲稱，人民幣低估刺激了中國的出口，並鼓勵美國企業將製造基地轉移到中國；盡管中國政府承諾使人民幣彙率主要由市場決定，但人民幣幣值低估仍然是由“嚴重幹預”引起的；中國應允許人民幣在一定時期內顯著而持續地升值，以糾正幣值過低的問題，使彙率完全由市場力量決定；奧巴馬政府準備使用“各種可行的政策工具”來解決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問題。
2010年10月22日，在G20財長會議前夕，蓋特納與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等國財長在韓國慶州市進行了約一小時的午餐會晤，其目的是為了在G20內拉攏發達國家，對中國施壓。當天，蓋特納呼籲G20一致同意限製各國的貿易順差，並要求相關國家停止操縱彙率以避免“過度動蕩”和全球貨幣戰。同時，蓋特納將全球分成三大貨幣陣營：嚴重低估本國幣值的是第一類，以中國為主；采用彈性彙率機製的新興經濟體是第二類，其幹預彙市的做法可以接受；最後是彙價大致合理的主要貨幣國，包括美、歐、日。美國提出“三大貨幣陣營”論，是要團結大多數，孤立一小撮，集中火力在G20財長會議上施壓中國。通過“三大陣營論”，蓋特納可安撫歐洲和日本兩大盟友。蓋特納聲稱美歐日彙率大致合理，以求大家不再競相貶值，槍口一致對外。“三大陣營論”的更重要用途，是拉攏中國以外的新興國家。蓋特納將新興國家一分為二，一邊是嚴重低估貨幣幣值的中國，另一邊是彈性彙率的其他新興國家。蓋特納通過分化孤立中國，力圖迫使人民幣升值。
2014年5月，美國財政部官員在財長雅各布·盧訪華前的吹風會上表示，中國在彙率市場化進程中的確取得了進步，但人民幣彙率目前仍被大幅低估，中國需要繼續做出調整。雅各布·盧臨行前則透露，敦促人民幣升值將是此行的重要議題。
總的來看，美國政府與國會雖然在要求人民幣升值這一目標上一致，但對於如何達到這一目標卻存在分歧。美國國會一直要求政府采取強硬行動，促使中國大幅升值人民幣，否則就采取法律行動對中國實施製裁。國會強硬派還對美國財政部屢次未認定中國政府操縱彙率而大加批評，指責財政部在彙率議題上“膽怯”，認為對話無法促使中國進行有意義的彙率改革，批評美國財政部為避免與中國產生摩擦，過於依賴彙率操縱條件限製的規定。而美國政府力主通過對話和磋商推動人民幣升值，認為對話比采取強硬的法律行動更能取得成效，所以美國政府十分重視通過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G20會議等形式在人民幣彙率問題上對中國施壓。作為美國政府這一態度的典型體現，近年來美國財政部根據美國法律在每半年向國會提交的《國際經濟與彙率政策》報告中，雖然每次都要求中國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並使其彙率製度更具靈活性，但卻以難以找到確定中國為“彙率操縱國”的主觀目的要素的確鑿證據而未將中國認定為“彙率操縱國”，認為根據美國法律或國際標準，中國不符合貨幣操縱的技術性要求。此外，美國政府認為不應將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人民幣彙率問題上，除關注彙率問題外，還需要求中國繼續向美國公司開放金融服務業和加強內需，美國不應忽略這些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