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高度重視中國麵臨的三大外部經濟風險
2008年9月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破產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其後續影響仍在持續發酵。在後危機時期，世界經濟欲振乏力，各國複蘇進程不一，危機期間的同舟共濟精神逐漸消失，發達國家在貨幣金融、國際貿易與投資等領域迅速增多的利己主義行為，日益成為國際經濟金融形勢不穩定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中國正處於經濟結構轉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且已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係，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與戰略動向、能源供需形勢與格局等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具有重大影響。當前，在外部環境的變化中，中國在金融、國際貿易與對外投資、能源資源等方麵均麵臨安全隱憂。
1.主要經濟體特別是美國貨幣政策調整，中國金融安全麵臨嚴峻挑戰。
當前，全球經濟複蘇不均衡，各主要經濟體增長分化加劇，導致其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出現嚴重不一致。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經濟複蘇形勢較好，2014年經濟增長2.4%，預計2015年將加快至2.6%；與此同時，失業率則不斷下降，2015年10月已降至5%，為7年多來的最低水平。在良好的經濟數據支撐下，美國貨幣政策開始逐步收緊。美聯儲已於2014年底全麵退出量化寬鬆，目前加息預期濃厚，很可能於2015年底或2016年初開始本輪金融危機以來的首個加息周期。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歐盟、日本等大型經濟體則處於放寬貨幣政策的過程中。歐、日經濟持續低迷不振，2014年歐元區和日本經濟增長率分別為0.9%和-0.1%，迫使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不斷擴大貨幣寬鬆規模，以刺激經濟複蘇。
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不同步，易引發國際資本流動紊亂，影響金融穩定。自美聯儲開始收縮量寬以來，美元流動性趨緊，大量資本流出新興經濟體並重返美國，引發新興經濟體貨幣貶值，股市大跌，金融市場動蕩不已，金融和貨幣危機隱現。當前，我國處於降息通道，資本外流形勢不容樂觀。彭博社數據顯示，2015年8月有1416.6億美元資金流出中國，刷新了7月份創下的1246.2億美元紀錄。資本外流將對中國的資本市場和人民幣彙率產生較大影響，衝擊中國的金融穩定，影響金融安全。
可見，本輪金融危機雖然發端於美國，但幾經轉嫁，危機的最終落腳點不一定在西方，很可能會在有金融漏洞的新興市場國家，中國也麵臨較大風險，易“被危機化”。
2.美歐推動製訂新的國際貿易與投資規則，將對中國產生巨大衝擊。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競爭力不斷提升，歐美頹勢日顯，貿易競爭力大幅下滑。西方轉而尋求通過製訂新的貿易、投資規則來削弱和抵消中國的競爭力優勢。國際經貿規則呈現三大新動向：
一是區域經貿安排不斷拓展。新世紀以來，特別是2008年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僵局，主要國家和區域集團高度重視發展區域和次區域經貿安排，將之作為在WTO等多邊體製之外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同時，區域貿易安排所涉議題日益多樣化，超越了傳統的貿易問題，逐漸觸及投資、知識產權、競爭政策、環境、勞工、國有企業等新議題。其中，美國主導的TPP被視為美國以此全麵介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進程並開創貿易協定新標準的重大戰略部署。此外，美歐正在進行TTIP談判，意圖建立美歐自貿區，這會進一步增強西方在製訂新的全球經貿規則上的優勢地位。
二是知識產權保護不斷強化。在美歐推動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成為國際經貿領域的重要發展動向。曆經5年達成的《反假冒貿易協定》以知識產權執法為核心，凸顯了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趨勢，在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現有知識產權規則之外附加了更多執法義務。今後，美歐要求中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立法、執法的壓力將長期持續。
三是國際投資規則不斷演進。盡管目前國際投資規則處於“碎片化”狀態，但在發達國家的推動下，跨國投資規則的多邊化進程一直處於探索之中。2012年，美歐聯合發表《國際投資共同原則》，確立了開放和非歧視性的投資政策等七項原則。經合組織（OECD）投資圓桌會議關於投資議題的討論極具深度和廣泛性，已成為討論國際投資規則的重要平台。準入前國民待遇+否定清單、競爭中立、勞工、環境保護、安全審查、投資爭端解決等新議題，成為目前國際投資規則談判的熱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