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什麼是人性，孟子也沒定義；為什麼人性本善，孟子也沒作出嚴謹的論述。因此，他盡管滿腔熱情地到處宣揚、口誅筆伐地到處遊說，但總讓人覺得有點強詞奪理的味道。比如他對楊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為我說”、墨翟的“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兼愛”說，就深惡痛絕，曾破口大罵道：“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孟子認為，楊朱派主張個人主義，有對君主不盡忠的傾向，這是目無尊長；墨翟派主張同視天下，兼愛眾人，不分親疏，有否定對雙親盡孝的傾向，這是目無父母；既不忠君，又不孝親，這種人就是禽獸。
對於孟子的“性善”主張，荀子不同意了，他第一個站出來提出了人性本惡的主張。
荀子論述“人性本惡”，與前人明顯不同的是，他對人性下了定義：“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夕”，就是說：性，是天賦的、與生俱來的原始質樸的自然屬性，是不待後天學習而成的自然本能。與“性”相對的是“偽”。“偽”就是人為、後天加工的意思。比如，仁義禮智信就是“偽”，是人為教化的結果。他認為：“性者，本始材樸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荀子明確把人性限定為人的自然屬性：“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而把仁義禮智信歸結為“偽”，是人的社會屬性。
既然“人”的本性是惡的，那“善”從那裏來呢？荀子認為：性是惡的，偽是善的。那麼，如何使人由惡變善呢？荀子認為要通過後天的禮儀教化來“化性起偽”：“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仁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化之化，禮儀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由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在他看來：凡人都是好色貪利、憎醜恨惡的，這些都是人性本惡的表現，如順其自然發展，社會就會充滿爭奪、殘暴、淫亂。因此，必須用師法教化、禮儀規範來使人向善，但善不是“性”，而是“偽”。
在荀子看來就是人性中的惡在作怪。也是這個原因，那些人類中的有識之士，看到，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製定一套完善的法律來約束人性中的醜惡表露。所以才出現了“法治社會”。
荀子不僅提出了“性惡說”，還對孟子的“性善論”給予了批判：“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偽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司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荀子認為，孟子的性善論和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良知良能說，是不了解“性”和“偽”的區別。
由於時代的限製，荀子“人性惡”的觀點，也不正確。其錯誤與孟子一樣，都是把人的社會屬性與人的自屬性相混淆了。“惡”是人的社會屬性，隻有當人的自然屬性擴大到損害了他人的利益時，其行為才稱得上惡。簡單說就是：人性之自私自利、憎醜愛美，本身並非是惡，放縱人性使之妨害了他人才是惡。荀子所說的人性惡，實際上是指人性如沒有受到限製所造成的社會惡果，但他誤把人性的自私自利當成了惡。這就等於把洪水泛濫當成了水性本身。水不受控製可能導致水災，但我們不能認為水性本惡，更不能滅絕水源；沒有了水，自然界便沒有了生機，而正確的做法可以修堤建築，把水限製起來。人性不受製約，人也可能犯罪作惡，同理，我們也不能不據此認為人性本惡，更不能去滅絕人性；沒有了人性，個人會失去生機，人類便失去動力，則社會不會進步，曆史不會發展。如果不把人性與惡的關係搞清楚，“人性惡”的觀點很容易成為人們的共識。這會造成兩種惡果：一是否定人性，有戒欲、絕欲之嫌。導致如宋儒“存天理，滅人欲”的極端主張。二是否認自私的正當性。人是什麼？為什麼有些人一生幸福，而另一些人一生卻總是痛苦？自從人類開始認識自己以來，人們思考最多的就是命運。命運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神奇的事物，命運又是所有人最關注的事物。然而，早在幾千年前，聖哲荀子就以其睿智的思想告訴了我們，命運不是由神來安排的，命運其實就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