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第二節南京臨時政府的訴訟原則
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並沒有製定公布、實施真正的刑事訴訟法，與其沒能製定自己的刑事法典的原因是一樣的。但是，南京臨時政府在司法實踐中還是有原則可循的。
首先，依循資產階級三權分立學說所奉行的司法獨立原則。這一原則在臨時約法中有明確的規定，它的司法獨立的條文大致具有三個方麵的內容，即：法院的組織機構獨立，行使的審判權獨立，以及確保獨立行使審判權所應采取的措施和製度。
在法院的組織機構獨立上，依據臨時約法的規定，行使審判權的臨時大總統、副總統、國務員，應當各自獨立地建立組織體係，這樣才能相互製約，以保障審判權的獨立行使。
關於審判權的獨立行使，依據臨時約法，具有兩方麵的含義：首先，審判權隻能由法院及法律規定的機關行使，其他機關不能行使；其次，法官在案件審理過程中，隻服從法律，不受其他機關或人的幹涉。
在保障法院的組織機構的獨立和行使審判權的獨立問題上，規定了法官的職務保障，“法官在任中不得減俸轉職，非依法律受刑罰宣告或應免職之懲戒處分，不得解職”。
其次，是辯論原則的采用。辯論原則本是資產階級革命時提出的，作為與封建司法製度相對立的產物，它是伴隨著“保障人權、司法民主、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口號產生的，亦在清末的幾次刑事訴訟的修律擬就的草案中得以體現，但終於被扼殺在萌芽之中。辛亥革命後，中國最早的律師組織在蘇杭二州出現，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有鑒於律師組織之現狀，於都督府領憑注冊，律師得以出庭辯護，律師製度便在中國司法製度史上得以確立。
再次，公開審判原則和上訴製度及審級製度。南京臨時政府對於公開審判的原則是有條件的適用，而不是絕對的采用。如臨時約法第五十條規定：“法院之審判，須公開之，但有妨害安寧秩序者得秘密之。”因此，公開審判的適用並不是絕對和完全的。
上訴和審級製度，在南京臨時政府中，並沒有統一的規定，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卻有與其類似的規定。湖北軍政府時期，甚至專門設立了臨時上訴審判所“專理各府州縣人民上訴事件”，因此，雖在名義上沒有以國家意誌形成的上訴和審級製度，但在實踐中卻是客觀存在的。
最後，禁止刑訊逼供及重證據不偏信口供的原則得以提出。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對清朝的酷刑早已深惡痛絕的孫中山即令內務、司法兩部通飭所屬“不論行政、司法官屬及何種案件，一概不準刑訊”。這樣，孫中山提出了關於禁止刑訊逼供及重證據不偏信口供的訴訟原則。這一原則的提出，在理論上摒棄了刑訊逼供的刑事訴訟之陋習，在刑事訴訟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但在臨時政府的司法實踐中，並未真正貫徹這一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