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深刻變動，民主黨派的社會基礎也有了相應的更新，一方麵，原來作為民主黨派社會基礎的“特殊社會群體”大幅度縮小，其中占大多數比例的原工商業者、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和舊知識分子基本上不存在了，餘下的隻是占少數比例的台籍、僑眷人士。另一方麵，新型知識分子、私營企業主、管理人員等新興社會階層成為民主黨派的新生力量。此外，個體私營業主、企事業管理人員從工人、農民階級中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社會階層，中共十六大將這些新的社會階層明確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他們也成為民主黨派社會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民主黨派的性質就相應演變為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擁護社會主義愛國者的政治聯盟。
2從各民主黨派的奮鬥目標來看，中國參政黨的性質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政黨。
中國各民主黨派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曾把奪取政權、執掌政權作為奮鬥目標，而是致力於人民民主和民族強盛。民主革命時期，中國民主黨派的政綱主要是反帝愛國和爭取民主，而並不以奪取政權或領導國家政權作為最終政治目標。新中國成立後，我國的民主黨派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而奮鬥，積極投身於新中國的各項建設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各民主黨派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軌道上，積極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認真履行參政議政、民主監督職能，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偉大曆史任務中發揮橋梁作用，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出了貢獻。新時期以來，隨著多黨合作製度化、規範化、程序化建設的穩步推進，民主黨派參政黨地位的明確，中國各民主黨派立足於“一個參加，三個參與”，投身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宏偉事業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2005年頒布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建設的意見》對此進行了充分肯定，指出各民主黨派“是發展先進生產力、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實現祖國統一、民族振興的一支重要力量”，並明確規定中國各民主黨派是“致力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參政黨”。正是由於民主黨派積極發揮參政黨作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作出了巨大貢獻，有部分學者直接認為“現階段我國各民主黨派是社會主義政黨”房廣順：《現階段我國各民主黨派是社會主義政黨》，《社會主義研究》，2001年第6期，第80頁。，甚至還有人認為現階段的民主黨派已經是“一部分工人階級的政黨”或“工人階級中腦力勞動者的政黨”葉海平，王容發：《黨的建設戰略和方法》，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6頁。。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國各民主黨派的基本政治主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統一祖國、振興中華是我國各民主黨派的共同奮鬥目標，這已經寫入了各民主黨派的《章程》。可見，從實際的政治實踐來看，各民主黨派事實上也把自己定位為致力於社會主義事業的參政黨。當然，他們在具體政策、工作重點方麵也各有的特色。如民革除規定各項工作都要以服務於經濟建設為中心之外，還特別強調其工作重點是促進祖國統一；民進強調以教育為立國之本，堅持把教育放在經濟發展戰略的首要位置；農工黨強調致力於醫藥衛生事業的改革和發展；致公黨強調要維護歸僑、僑眷以及海外僑胞的合法權益，發揮與海外社團的廣泛聯係；台盟強調要為實現祖國統一，實現台灣人民的利益而奮鬥。
由上可見，新時期我國各民主黨派的性質，實質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擁護社會主義愛國者為主體的、具有政治聯盟特點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黨。
3從與執政黨的關係來看，中國參政黨的性質是進步性和廣泛性相統一，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親密友黨。
2005年頒布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建設的意見》明確規定，中國各民主黨派“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這就從政黨關係的角度對參政黨的性質予以了確認，參政黨是進步性和廣泛性相統一的政治組織，與中國共產黨是領導和接受領導、團結合作的關係。由於中國共產黨階級基礎和指導思想具有先進性，決定了其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和多黨合作中的領導地位，而各民主黨派具有進步性與廣泛性相統一的性質，與中國共產黨在奮鬥目標和根本利益上具有共同性，決定了其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和多黨合作事業中的親密友黨和參政黨地位，決定了其能夠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與中國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既是多黨合作的一條重要政治準則，也是各民主黨派的自覺選擇。參政黨自覺“接受共產黨領導”，不是憑空形成的，而是曆史的和現實的必然選擇，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在對民主政治的共同探索中、在對多黨合作製度的共同創造中形成的。多黨合作製度本身就是對政黨關係的一種規範，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一道創立並完善了這一製度，也就等於認可並接受了這種政黨關係，體現了民主黨派認清曆史潮流，順應社會發展趨勢的政治智慧和參政為民的進步性和曆史主動性。正是由於自覺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才使中國參政黨獲得一種高層次和超脫的政治地位，從而形成自己最大的政治優勢，成為適應中國政治發展規律、適應中國現代化建設需要的積極政治力量，並與執政黨共享國家建設、改革發展的成果。
中國的參政黨雖然是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親密友黨，但不是組織上對共產黨的附屬，而是對共產黨政治主張的讚同，參政黨在組織上是獨立的，在黨際關係上是平等的。中國共產黨處於領導和執政地位，不是對民主黨派實行組織領導和行政領導，“決不意味著我們黨可以把它們當做附屬的團體，決不意味著我們黨可以去命令、幹涉或者控製它們”李維漢：《關於民主黨派的幾個問題》，《曆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檔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頁。，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隻能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所謂政治原則，就是堅持共同的基本政治原則。所謂政治方向，就是由共同奮鬥目標決定的前進方向。所謂重大方針政策，就是在堅持這些基本政治原則和政治方向過程中，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經過充分協商製定的事關全局和長遠發展的基本政策。
在我國的多黨合作中，由於民主黨派是組織獨立的政黨，這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是建立在民主黨派自覺接受的基礎上，通過宣傳教育和民主協商的方式來實現的。１９４０年３月６日，毛澤東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一文中指出：“所謂領導權，不是一天到晚當做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淩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範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頁。這實際上是對中國共產黨實現政治領導的必要條件和重要原則的說明，即執政黨的領導方式，不是靠行政命令，不是靠強迫服從，更不是靠以勢壓人，而要靠方針政策的正確、共產黨員的模範作用和對黨外人士的說服教育，把政治領導體現在團結合作和民主協商之中，使執政黨的政治主張和路線方針政策變為各參政黨的主張，變為共同奮鬥的自覺行動。
二、參政黨的特征
中國參政黨是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這不僅是對參政黨性質的描述，也是對參政黨社會基礎和成員構成的歸納。正是因為中國參政黨立足於這樣的社會基礎之上，由此形成了中國參政黨最鮮明的三個特征：知識分子為主體，進步性和廣泛性相統一，高層次高智力的幹部型政治組織。
（一）知識分子為主體
絕大多數民主黨派自成立之初就是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幹部型政黨，其領導人都是社會上的旗幟性人物，不少都是高級知識分子。進入新時期以後，民主黨派的這一特性被保留了下來，各民主黨派要有效地組織本黨派成員遵守憲法和按照本黨派章程進行活動，擴大本黨派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不斷提高參政黨的素質和水平，充分發揮參政黨作用，就需要把知識廣博、組織協調能力都比較強的德才兼備的知識分子選拔到領導崗位上。特別是近年來，隨著提升民主黨派層次的需要，以一批院士、博士生導師為代表的黨外高層知識分子和各學術領域的領袖人物，逐步被民主黨派所吸納，並擔任各級領導職務。因此，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幾乎都是知識分子，並且不少人是高級知識分子。不但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幾乎都是知識分子，從目前我國各民主黨派的人員構成來看，民主黨派的成員多數也是知識分子，其主體基本上是從事腦力勞動的社會職業者。據統計，到2011年底，全國各民主黨派80多萬成員中，大專以上學曆的成員比例占絕大多數，他們是各黨派各級組織的骨幹。這就是說，民主黨派的主力軍和代表人物都是知識分子。
中國參政黨以知識分子為主體，這是由以下幾個原因決定的：一是從民主黨派發展成員的原則看，民主黨派在民主革命時期，不少黨派是在知識界中產生和發展的；在新時期，各民主黨派的發展對象都堅持以中上層人士為主、大中城市為主、以共同協商確定的範圍和對象為主。堅持這“三個為主”的發展原則，就必然使其發展的成員中多數人是知識分子。二是從民主黨派組織發展的範圍看，其主要成員都是來自各界別中的知識分子。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民主黨派即確定了各自分工活動範圍和重點。其中民盟、民進、九三、農工和民建等五個黨派分別以文教界、文化出版界、科技界、衛生界、工商界的知識分子為發展對象。改革開放初期，考慮到“民主黨派成員大批減少和老化”的實際，中共支持各民主黨派加強組織建設，並要求著重吸收“一批有代表性的中年知識分子”戴舟：《鄧小平理論與當代中國》（第五卷），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3799頁。。現在各民主黨派的組織發展依然沿襲了過去的分工，並結合新的社會結構和階層變化略有微調，民革的發展對象主要是同原國民黨有關的人士、同民革有曆史和社會聯係的人士、同台灣各界有聯係的人士和其他中上層人士，現在還可以在法律界發展代表性人士；民盟的發展對象主要是從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中、高級知識分子；民建發展對象主要是經濟界中上層人士，包括非公經濟代表人士；民進發展對象主要是從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中上層知識分子；農工黨的發展對象以醫藥衛生界中、高級知識分子、環境保護和人口資源領域的代表性人士為主體；致公黨的發展對象主要是歸僑、僑眷中的中上層人士，歸國留學生中的代表性人士；九三學社的發展對象主要是從事科學技術工作的中、高級知識分子；台盟的發展對象主要是在祖國大陸的台灣省籍的中上層人士。這個組織發展的分工與範圍是各民主黨派共同協商確定的，都強調了發展對象主要是知識界或其他界別中的代表人士，因此，新時期加入的民主黨派成員，絕大部分是建國以後成長起來的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三是有的民主黨派章程明確規定以知識分子為發展對象，如民盟、民進、農工、九三學社等民主黨派，其章程明確規定，申請參加該黨派的人，必須是本黨派發展範圍內各界別中的知識分子，甚至是中、高級知識分子。其餘民主黨派雖然沒有在章程中這樣明文規定，但在實際操作中，還是以知識分子為主要發展對象，其成員在事實上也基本上是知識分子，甚至不乏造詣很深的專家學者。到新世紀初葉，雖然各民主黨派具體情況有所差異，但從整體上看，知識分子已經成為民主黨派成員的主體。據統計，民盟、民進、九三、農工四個黨派成員中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均占90%以上。知識分子是民主黨派成員的主體，知識分子階層成為民主黨派的主要社會基礎，這是新世紀民主黨派社會基礎的最顯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