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新中國成立後首個三中全會的議題就比較綜合。毛澤東做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書麵報告和《不要四麵出擊》的重要講話。劉少奇做《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周恩來做《關於外交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等。
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整風成為一個重要議題。在鄧小平所做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對大字報的作用進行了非常正麵的評價。
粉碎“四人幫”9個月後即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更是一場揭批“四人幫”，結束“文革”，確立新的領導集體的“政治性”會議。
第二個階段：經濟和改革成為主要話題
第二個階段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經濟和改革成為主要話題。這往往被稱為“新時期”的三中全會，目前可見的文獻研究和回憶錄也集中在這個階段。
1978年到1988年10年間召開的三次，貫穿著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熱情。
被中共黨史認定為具有決定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
十一屆三中全會被推上新時期曆史的高點，似乎帶有某種偶然。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朱佳木在《我所知道的三中全會》一文中回憶稱，原來工作會議的議題和三中全會要解決的問題確實不是後來全會公報所說的那些內容。轉折發生有一定的偶然性。
6年後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則將改革從農村推進到城市，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是鄧小平進行全麵改革的初次嚐試。在會議召開前的6月，他就已經指出，在農村改革見效後，“改革要從農村轉到城市，改革不僅包括工業、商業，還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業”。
其時正值改革熱火推進中，鄧小平在當年的國慶閱兵中看到了“小平你好”的標語。
到1988年召開十三屆三中全會時，雖然距離上一次三中全會僅有4年，但改革的內外部環境和社會輿論已然發生了變化。
隨著改革在城市中推進，官倒、腐敗和價格的上漲，使社會矛盾加劇。1988年的宏觀經濟狀況不容樂觀，通貨膨脹已經相當嚴重。當年的“1號文件”一改曆年以農業問題為主題的慣例，專講宏觀經濟問題。當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在此後5年中實現價格和工資改革“闖關”。到下半年，城市普遍出現商品搶購風潮，倒買倒賣激化調撥物資和外彙額度等尋租活動蔓延，群眾不滿，經濟問題轉化為社會問題。
到8月份，剛剛開始的價格闖關失敗。最終在1988年演化成搶購風波。
十三屆三中全會，即在此種背景下召開。會議結束後發布的公告稱，“明後兩年改革和建設的重點突出地放到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上來”“價格改革的步子較小”“那些對治理通貨膨脹有重大作用的改革要抓緊推進”。
整個20世紀80年代召開的三中全會，處處顯露著改革初級階段的激情和粗糙，各環節都處於激烈的矛盾和爭論中，並未呈現出“統一”的規律性。
第三個階段：主題集中呈現規律性
以十四屆三中全會為界，這個階段分為改革的初始階段和全麵推進階段。
而從1993年的第十四屆開始，三中全會無論從主題、周期到方案起草等，都呈現出較為一致的規範性。“相對來講研究的內容和主題是相對集中一些，以經濟和經濟改革為主。”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羅平漢認為。
這個階段的三中全會，每到“交班”年，均會推出一個事關改革全局的綱領性文件；而兩屆領導班子之間的會議，均選擇了與農業相關的主題。
曆屆三中全會之間的相互聯係
縱觀中共黨史，曆屆黨代會之後的三中全會往往提出對中國改革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決策。全麵審視1978年以來曆屆三中全會的理論突破、所解決的重點問題以及此後麵臨的新問題，對於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獲取人民對改革的擁護和支持具有重要的意義。特別是1978年以來的曆屆三中全會，總結了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曆史背景、發展過程和寶貴經驗。此後的三中全會突破了中國市場化進程中的意識形態束縛，在內容、過程和邏輯、指導思想上體現出繼承性和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