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文化人”？什麼樣的人可以稱之為“文化人”？對此，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但有一點是肯定無疑的，即不是所有有點文化的人都是“文化人”。為了使大家對“文化人”的概念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在此筆者引用當代著名文化人吳冠中先生的一段話：
“文化人”這一概念，這一稱呼，大體上流行於抗戰時期，特指人文知識分子，在國共兩黨所轄區域均通行使用。在1938年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郭沫若任廳長的第三廳，聚集了一批著名的進步文化人，有田漢、陽翰笙、洪深、徐悲鴻、馮乃超等，有戲劇家、電影家、畫家……後來，有一次周恩來對時任政治部部長的張治中說：“三廳這批人都是在社會上有影響的文化人啊！”在1941年中共領導的鹽阜抗日民主根據地阜寧，新四軍軍部駐地停翅港附近，有一“賣飯曹”村，新四軍代軍長陳毅將之設為“文化人村”。先後在文化人村生活和聚會的有著名文化人薛暮橋、駱耕漠、錢俊瑞、孫冶方、範長江、夏征農、黃源、李一氓、楊帆、蔣天佐、艾寒鬆、金人、阿英、賀綠汀、沈其震、孟波、何士德、胡考、賴少其等。陳毅戎馬倥傯中，常在文化人村與諸文友詩歌唱和、黑白對弈、論史之興廢、議抗日之大計。在蒹葭蒼蒼的裏下河河網地區，在日寇頻繁“掃蕩”的險惡環境下，大批文化俊彥為民族的獨立解放而雲集於此，實為鹽阜大地曆史上空前絕後的盛事。“皖南事變”後時局緊張，大後方在渝的文化人紛紛撤離，或避居龍雲治下的昆明，或轉道去緬甸仰光。當然，也曾發生過被各種“運動”誡示要“割尾巴”，“脫褲子”，“重新做人”的事，令文化人身價大跌……
“文化人”這一概念棄而不用，替以“知識分子”普遍使用，大體在1955年“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之後。“知識分子”是個外來詞彙，據說源於19世紀的法國和俄國。對這個概念的解釋多種多樣。華裔美國學者唐德剛就曾撰有萬言長文，闡述中、美、俄三國對“知識分子”定義的異同。粗略說來，一種是寬泛的解釋，類似我國通行的說法：有一定科學文化知識，主要是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另一種是有確定性的界定，這就是知識分子應是具有獨立的人格而不依附權勢，為文不作媚時語，具有自由思想而不迷信傳統與權威，具有道德的勇氣和社會良知，心存社稷，對祖國和人民有著曆史責任感，麵對現實，敢講真話，揭穿“瞞和騙”而無所忌懼。這種知識分子、文化人的界定，與我國傳統文化優秀的道德精神有著某種呼應。這正是我們今天文化守望者的價值取向。
當然，文化人中也有各色人等，這也是一種價值取向，奈何不得，更強求不得。當下，處於轉型期的社會，世風人心浮躁，各種矛盾凸顯，人們急切呼喚著社會的公平與誠信，而具有正義、良知、責任感的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恰恰顯得特別的珍貴。人們期盼著這樣的文化守望者能夠更多一些。
第一節古代有影響的文化人物
嘎勒莽和阿哈莽是13世紀率領撒拉族先民從中亞東遷至青海循化落地生根的首領，故不能按通常意義上的文化人的標準來看待他們，比如看有沒有著作、作品等；相反，應該從曆史的高度和戰略的眼光來認識他們，應該從對民族發展進程的影響和作用來衡量他們。
由是而言，他們是真正意義上的撒拉族民族領袖，是傑出的戰略家、政治家、軍事家，也是學識淵博的學者，是撒拉族文化之父，是民族文化的靈魂人物。撒拉族文化血脈之所以在異質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不被淹沒，曆經800年的風吹雨打而不被侵蝕，生生不息，一脈相承，就是因為他們以戰略家的胸懷和前瞻性的眼光為撒拉族文化確立了發展方向。一言以蔽之，嘎勒莽和阿哈莽之於撒拉族，就像炎黃之於華夏民族，傑佛遜之於美利堅民族。炎黃奠定了華夏民族之魂，傑佛遜奠定了美利堅精神之基，嘎勒莽和阿哈莽培植了撒拉族文化之根。
嘎勒莽和阿哈莽是撒拉族先民撒魯爾人的首領，而撒魯爾人是突厥民族的一支，於13世紀前活躍於中亞撒馬爾罕和布哈拉及其周邊地區。而撒馬爾罕和布哈拉是曆史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