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鐵血帝王與他的軍團
神奇的地下軍陣
盡管二號坑的弓弩方陣處於一個特殊的地位並形成一個獨立的軍陣，但這種獨立隻是相對的，它是整個二號俑坑軍陣的一部分，這一部分和其他的兵種血肉相連，成唇齒之勢。俑坑的發掘已為我們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證。在弓弩方陣的右側，便是一個龐大的戰車軍陣。它縱為八列，橫為八排，戰車共計６４乘。每乘戰車上有甲俑三件，禦手居中，車左、車右居兩側。禦手身高１.９米以上，雙足立於踏板，兩臂向前平舉，雙手半握，拳心相向，作握轡狀，食指與中指留有空隙，以便轡索通過，在拇指的內側有一半圓形陶環，似為勒轡時拇指的護套，全身的裝束顯示了秦兵在陣戰中凶悍威武的曠世雄威。
從秦始皇兵馬俑坑排列的兵陣來看，既有古代兵書所說的“魚麗之陣”的車、步協同的寬大界麵，又突破了在二線或三線的兵力配置，從而出現了強大的縱深，形成了“本甲不斷”的雄壯氣勢。由於步兵和騎兵躋身於戰場並日益顯示出強大的優越性，才使中國古代那動輒千百乘、大排麵密集的車陣戰，在中華大地上叱吒風雲地度過了十多個世紀之後，不得不相形見絀地退出曆史舞台，漸漸在戰場上消逝。而另一種新銳部隊——騎兵，開始大規模地馳騁疆場，並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
當戰車自戰國時代漸漸退出戰爭舞台之後，代之而來的則是騎兵在戰場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一角色直到近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才逐漸告退。如果追溯中國古代騎兵何時登上戰爭舞台，自然以公元前３世紀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改革為標誌。但通過考古資料可以發現，在殷代甲骨文中已經出現了記載騎兵作戰的事例，可惜那時的騎兵並不普遍，隻局限於西北地區的遊牧民族，況且戰爭的規模比之戰國時期要小得多，不足以稱為真正意義上的戰爭。因為在戰國之前1000多年的時間裏，畢竟是戰車統治疆場的時代，況且隨後它又陪伴車兵同步地度過了100多個春秋。
盡管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已被公認地作為中國產生騎兵的標誌，但它顯然處於中國騎兵史上的“童年時期”，之所以說是童年時期，是因為除在戰爭中的作用不甚明顯外，一個顯著的標誌是沒有馬鞍和馬鐙，武士們隻是騎著一匹匹的裸馬在作戰。到春秋時代中期，秦國的騎兵才作為一支能夠獨立作戰的兵種嶄露頭角。當然，因時代條件的局限，同樣發揮不了太明顯的作用。直至秦始皇並滅六國的統一戰爭中，騎兵數量急劇增多，其戰鬥力也明顯加強，但在車戰仍充當著主力、步兵已承擔起重要角色的情況下，無論從戰略上還是具體指揮藝術上，騎兵還隻能暫時作為一種配合性兵種來發揮它的作用，其性質依然屬於一支機動力量。因此，在兵力的布置和指揮上，還是按照以車為正，以騎為奇的戰術來適應戰場的需要。當需要騎兵搏殺時，仍然遵循“用騎以出奇，取其神速”的戰術原則，以便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當秦王朝建立後，軍事重心轉移到國防，接敵對象由原來的山東六國變為北攻胡貉、南攻揚越。對於強悍的匈奴騎兵，沒有一支訓練有素、強健精銳的騎兵是難於角逐的。所以，這時的秦軍加強了騎兵部隊的建設，並大規模用於軍事行動，出現了大將軍蒙恬率軍擊敗匈奴騎兵，使之遠退漠北，十餘年不敢南下的戰爭勝況。特別是秦５０萬大軍進軍嶺南，長途馳驅，當然更少不了騎兵的配合。此時的秦騎兵已作為一支舉足輕重的軍事力量縱橫馳騁在各地戰場上。遺憾的是，古代騎兵的裝飾、布局及軍陣的風采，隨著歲月的流逝而失落於茫茫煙塵之中，縱使後人絞盡腦汁，也無法從根本上領會它的真正內蘊和叱吒風雲的壯觀雄姿。秦俑二號坑騎兵俑的出土，為後人無聲地打開了一扇神秘的窗戶，2000多年前騎兵軍陣的一切再度呈現在世人的麵前。
二號坑的騎兵俑群位於模擬營壘的左部，占有３個過洞，並呈現縱深的長方形小營。小營中的每一騎士牽一戰馬入編定位，行列整齊，縱向１２列，橫向９列，共計１０８騎。另外，在車兵步兵混宿小營的３個過洞裏，尚有８騎殿後，整個俑坑的騎兵總數為１１６騎。
騎兵俑的裝束與步兵、車兵俑有著明顯的不同。它頭戴圓形小帽，帽子兩側帶扣緊係在領下。身著緊袖，交領右衽雙襟掩於胸前的上衣，下穿緊口連襠長褲，足登短靴，身披短小的鎧甲，肩無披膊裝束，手無護甲遮掩。衣服緊身輕巧，鎧甲簡單明快。這一切無不表明完全是從騎兵的戰術特點考慮和設計的。由於騎兵戰術所顯示的是一種迅猛、突然、出其不意、抵之不及的特殊殺傷功能，這就要求騎士行動敏捷、機智果斷。假如騎士身穿重鎧或古代那種寬大的長袍，則顯然違背了騎兵戰術的特點。事實上，也隻有穿著這種貼身緊袖、交領右衽的胡服才更能自由地抬足跨馬，挎弓射箭，馳騁疆場。
從另一角度觀察，秦俑坑的騎兵軍陣，完全是模擬現實的藝術再現，每個騎兵的身高都在１.８０米以上。從體型的修長勻稱、神態的機敏靈活，以及身材和麵部顯示的年齡特點，完全符合兵書所言：“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趨絕倫”的要求。那些站立戰馬身旁，抬頭挺胸，目視前方，一手牽韁、一手提弓的騎士陶俑，其真實傳神的造型姿態，成功地揭示了秦代騎兵待命出擊、壯健捷疾的精神風貌。
騎兵的崛起
兵馬俑發現之前，有研究者認為，古代騎兵使用馬鞍當是在西漢時期，此前尚無先例。秦俑坑陶馬的出土，對這種理論作了徹底的否定。每個陶馬的背上都雕有鞍韉，鞍的兩端微微翹起，鞍麵上雕有鞍釘，使皮革質套固定在鞍麵。同時韉的周圍綴有流蘇和短帶，鞍後有，下有肚帶，遺憾的是未配馬鐙。這些實物的出現，完全可以證明早在秦代甚至戰國後期騎兵就已使用了馬鞍。一個簡單的馬鞍的使用，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使騎兵的雙手進一步獲得解放，更加有效地發揮和增強了戰鬥能力。具有悠久的養馬史的秦國，在騎兵的運用上自然優勝於山東六國。其高度的機動性和強大的衝擊力，都是其他國家的其他兵種所無法匹敵的。
當然，曆史的長河流淌到秦代之時，騎兵雖已初露鋒芒，但遲遲沒有形成戰場主力，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點是不可否定的，這便是在騎兵的改革進程中很小又極為重要的一個部件——馬鐙的產生和利用。
從秦俑二號坑的騎兵俑來看，騎兵們不但既無馬鐙，連踏鐙也沒有，由此可以斷定騎兵在上馬時，是雙手按住馬背跳躍上去的。上馬後的騎兵抓緊韁索，貼附馬背以防顛落。由於沒有馬鐙，在奔馳特別是作戰時，就不能靠小腿夾緊馬腹來控製坐騎，更談不上騰出雙手來全力揮斥武器與敵搏殺，攻擊力與靈活性都大受限製，在這種情形下，就注定了不能使用長柄兵器更有效地殺傷敵人這一時代局限和遺憾。
那麼，作為極具重要性的小小馬鐙是何時產生的這一問題，不同國籍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對中國發明的馬鐙給予高度評價，他說：“關於腳鐙曾有過很多熱烈的討論，原先人們似乎有很充分的證據表明這一發明屬於西徐亞人Ｓｃｙｔｈｉａｎｓ、立陶宛人，特別是阿瓦爾人Ａｖａｒｓ，但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占優勢的是中國……直到８世紀初期在西方或拜占庭才出現腳鐙，但是它們在那裏的社會影響是非常特殊的。林恩·懷特說：‘隻有極少的發明像腳鐙這樣簡單，但卻在曆史上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響。’”因而“我們可以這樣說，就像中國的火藥在封建主義的最後階段幫助摧毀了歐洲封建製度一樣，中國的腳鐙在最初卻幫助了歐洲封建製度的建立”。
或許李約瑟的這個評價是有道理的。傳說中的中國最早的馬鐙是受登山時使用的繩環的啟發，但是繩環不適於騎馬，因為如果騎士從奔跑中的馬上摔下來，腳就會被繩環套住，飛奔的馬會把人拖傷。於是古人就對繩環加以改進，用銅或鐵打製成兩個吊環形的腳鐙的雛形，懸掛在馬鞍兩邊，這就是馬鐙。從考古發現來看，長沙出土的西晉永寧二年302年陶騎俑的馬鞍左側吊有一鐙，於是被多數學者認為是中國最早的馬鐙。但因為隻有一隻，有的學者便認為不是馬鐙，而很可能是上馬時的踏鐙。
1965年至1970年，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在南京象山發掘了東晉琅礎王氏族墓群，在７號墓中出土了一件裝雙鐙的陶馬俑，墓葬年代為東晉永昌元年３２２年或稍後。這件陶馬的雙鐙是已知馬鐙的較早實例。
１９６５年在遼寧北票西官營子發掘了北燕馮素弗墓。北燕是公元４世紀初遷到遼西的漢族統治者馮氏在前燕、後燕基礎上建立的鮮卑族國家，馮素弗是北燕王馮跋的弟弟。這是一座時代明確的北燕墓葬。墓中出土一副馬鐙，形狀近似三角形，角部渾圓，在木心外麵包鑲著鎏金的銅片。
此外在敦煌石窟壁畫中有不少馬鐙的形象資料。其中最早繪出馬鐙的是北周５５７—５８０年所繪的第２９０窟，該窟窟頂繪有規模宏大、構圖複雜、內容豐富的《佛傳故事》，在畫麵中有三處出現了備鞍的馬，鞍上均畫了馬鐙。在該窟的《馴馬》畫麵中，馬鞍上也畫了馬鐙。
馬鐙發明以後，很快就由中國傳到朝鮮，在５世紀的朝鮮古墓中，已經有了馬鐙的繪畫。至於流傳到西方的馬鐙，首先由中國傳到土耳其，然後傳到古羅馬帝國，最後傳播到歐洲各地。
如此看來，作為一個小小的馬鐙，在產生騎兵之後的近千年才發明創造出來，也真令後人有些不可思議了。不過在西漢茂陵大將軍霍去病墓前有一石牛，牛背上也有一個鐙的雛形，這個鐙的雛形又給了研究者一個新的啟示。難道在西漢有騎牛的習慣如果有這個習慣並有鐙產生，對騎兵達到鼎盛時期的西漢軍隊來說，不也是一個極重要的啟示嗎那牛鐙不正是馬鐙的另一種安排嗎如果看一下漢代騎兵的強大陣容和赫赫業績，就不難推斷出，在那個時代產生馬鐙或產生了馬鐙的雛形並用於戰場上的騎兵部隊是極有可能的。
當漢朝到了武帝之時（公元前１４０年—前８７年），騎兵部隊迎來了它的鼎盛時期，並承擔了抗擊匈奴的曆史使命。
漢武帝剛剛登上皇帝寶座之時，就極為重視馬政建設，下令繁殖軍馬，擴建騎兵。經過六七年的努力，已擁有甲馬４５萬匹，從而形成了一支精良的騎兵隊伍。自元朔元年公元前１２８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１１９年，漢、匈雙方在陰山和祁連山一帶進行了長達１０年的爭奪戰，漢朝每次出兵都在數萬騎以上，最多的一次達到１８萬騎。公元前１２８年，匈奴騎兵入侵雁門，殺死漢軍千餘人。漢朝大將軍衛青率騎兵３萬馳救，匈奴敗退北還。次年，匈奴發兵攻上穀、漁陽郡今北京以北地區，漢武帝命大將軍衛青、李息率精騎數萬，采取大迂回戰略，暫置上穀、漁陽於不顧，而是西出雲中今內蒙古托克托東北，迅速沿黃河向西，繞至朔方側後，對河南地區的匈奴樓煩王和白羊王進行襲擊，一舉殲敵５０００人，繳獲牛羊百萬餘頭，迫使二王北遁。衛青率部一直追至高闕今內蒙古杭錦後旗西北，盡得秦時河南地，從此，漢朝在此設立了朔方郡。河南之戰，揭開了中國騎兵時代的序幕，從此，騎兵作為一股成熟和龐大的軍事陣容，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力量。
匈奴失卻河南之地，痛心疾首，過之者未嚐不哭。右賢王曾多次進攻朔方郡，想奪回河南失地，但無不被漢軍騎兵所擊敗。公元前１２１年，漢軍發起了規模浩大的“河西之戰”。驃騎大將軍霍去病率數萬騎兵，西進河西走廊，奔襲１０００餘公裏，共殲匈奴４萬餘人，打通了西域通道。公元前１１９年，漢武帝又派大將軍衛青與霍去病分率兩個騎兵縱隊約１０萬人，分別出定襄、代都，又發動了“漠北大決戰”今蒙古庫倫東南地區，共殲匈奴主力９萬餘人，使漠南的匈奴王廷從此絕跡。這次戰役，在反映了漢騎兵出現了第一個高峰的同時，也標誌著獨立的騎兵戰術理論體係的形成。這一切，不但在秦漢而且在中國千年長河的騎兵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三號坑之謎
秦始皇兵馬俑坑發掘工地，自確定建立博物館之後，逐漸形成了三支不同的隊伍——建館、發掘、鑽探。一切都在緊張地進行。
由於有了二號坑的意外發現，考古鑽探人員越發變得小心謹慎，同時也更富經驗。他們在一號、二號坑之間和四周展開了地毯式密探，每隔一米一個探眼地打下去，終於在發現二號坑１８天後的１９７６年５月１１日，於一號兵馬俑坑西北側２５米處，又探出三號兵馬俑坑，這一發現無疑又是一個極大的喜訊。１９７７年３月，考古人員對三號兵馬俑坑作了小型的試掘，發現這是一個形製和內容完全不同於一、二號坑的奇特的地下營帳。於是不得不費盡心思，小心翼翼地按照它原有的遺跡脈絡進行發掘。當它的廬山真麵目完全顯現出來後，人們才發現這是一個奇異的俑坑，整個建築麵積僅為３００平方米，尚不到一號坑的１／２０。但它的建築形製特殊，坑內結構高深莫測，令考古人員一時難以作出確切的結論。
從總體上看，一號俑坑平麵呈長方形，二號俑坑平麵呈曲尺形，惟有三號俑坑平麵屬於一個不規則的凹字形。它的東邊為一條長１１２米、寬３７米的斜坡門道，與門道相對應的為一車馬房，兩側各有一東西向廂房，即南廂房與北廂房。遺憾的是，坑中陶俑的保存情況遠不及一、二號坑。一號坑陶俑雖然有被破壞的跡象，並有許多陶俑被打碎、陶片被移位、兵器被盜等現象，但這些陶俑的頭卻大部分留在坑內，經過修複後，陶俑缺頭者並不多。而三號俑坑的陶俑大部分沒有俑頭，陶馬的馬頭也同樣殘缺不全，坑內也不見殘破陶片的蹤影。由此，考古人員推斷三號俑坑曾遭受過比一、二號俑坑更加嚴重的洗劫。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三號俑坑的建築未遭火燒，而是屬於木質建築腐朽後的自然塌陷。這種奇特的現象又成為一個待解之謎。
隨著發掘的不斷進展，三號俑坑的南半部通道、車馬房和北半部得到了大麵積的清理，一個古代軍陣指揮部的形貌一覽無餘地出現在世人的麵前。三號俑坑作為古代軍陣指揮部完整的實物形象資料，是世界考古史上獨一無二的發現。它的建築布局、車馬特點、陶俑排列、兵器配備，都是人們重新認識和研究古代戰爭及出戰儀式等方麵難得的珍貴資料。
就在三號俑坑發掘的同時，考古人員又在三號坑西側１５０米處鑽探出一座南北向甲字形大墓。墓室麵積約為３００平方米，深達１２米，四周有兩層台，北邊的斜坡墓道長約４０米，墓室內曾鑽探出木板朽灰。由於它的位置與三號俑坑相隔不遠，因而，考古人員在《三號兵馬俑坑發掘簡報》中曾推斷：“此墓是否和三個兵馬俑坑同為一組墓主人是否即三號坑內的指揮者這些還有待於以後的發掘予以驗證。”
墓主人是否是軍陣的指揮者尚有爭論，但三號兵馬俑坑的出土卻讓人們看到了一個古代完整的軍事布陣圖。
縱觀中國古代戰爭史，在春秋五霸以前的戰場廝殺中，軍隊的指揮將領要身先士卒，衝鋒陷陣，他們所處的位置自然要在軍陣之前或在軍隊的前半部。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戰爭規模增大和戰爭次數的增多，軍事將領的位置也隨之向後移動。至戰國晚期，軍事將領所處的位置已從軍隊中獨立出來，並組成了軍陣的首腦機關。從三號坑可以看出，秦代軍隊在戰爭中指揮機關已獨立出來並置於整個戰陣布局的西北方向。這個指揮機關的產生和位置的選擇，既有利於將領研究製定嚴密的作戰方案，又便於觀敵布陣，知己知彼。更為重要的是，指揮將領的人身安全有了保障，基本避免了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悲劇。秦始皇兵馬俑三號坑的發現，使當今人類有充足的理由和證據作出古代軍事戰術至此已完全成熟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