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三號坑是整個軍陣的指揮機關，它的形狀結構以及坑內的布局自然變得特殊。坑中的車馬房為一東西向的長方形，東與門道相對，北與北廂房相連，南與南廂房相通。車馬房中有彩繪木質戰車一乘，這乘車的形製與一號坑發現的戰車明顯不同，車輿不僅彩繪著華麗而鮮豔的紋飾，同時在車左側還發現了一個直徑為４２厘米的彩繪花蓋。戰車上沒有發現兵器，戰車的背後，俑的數量也不同於一號坑。在一號坑出土的戰車往往會有３件陶俑，而且車後尚有數量不等的隨車徒步兵。而三號坑出土的戰車上有４件陶俑，中間的禦手俑和軍吏俑呈一前一後排列，其餘兩件車士俑位於左右兩側，軍吏俑身穿短褐，上披彩繪花邊的前胸甲，頭戴單卷尾長冠，右臂微舉，手作按劍狀，從它的冠式、鎧甲、手勢分析，身份高於禦手，但似乎又低於一號俑坑車後站立的將軍俑。其餘兩件陶俑從衣著打扮可以看出地位更加低下，應為普通的車左或車右。
在中國古代戰爭史上，早在春秋時代就有一種乘坐４人的指揮車，三號俑坑的戰車當屬於這一類型。但從總體上看，這種戰車又似乎不同於春秋時期的駟乘指揮車。那麼這輛指揮車的用途和作用又是什麼俑坑的發掘者、著名考古學家袁仲一對此作了這樣的解釋：“二號俑坑的車位於隊列的最前端，似為前驅車，又可名為先驅軍，行軍時導行在先，作戰時挑戰先驅。即在戰前向敵軍致戰，表示必戰的決心，然後兩軍開始交鋒。”這種解釋也許合乎曆史真實，但從現代戰爭的眼光看，是否可以否定這種“導行在先”，而看作是指揮者的專車，或是視察戰場局勢的巡視車呢
三號俑坑南北各有一個較大的空間，可能是廂房，因為考古人員在這兩個空間的前廊和車馬房相接處發現有朽木門楣遺跡。門楣經過髹漆處理，並裝有等距離環首銅釘４件。根據遺跡推斷，門楣上的環首銅釘當是用以懸掛帷幕之用，繼之推斷當時車馬房進入南廂房入口處是懸掛著帷幕的，借以將兩個空間相隔，各自處於相對獨立的狀態。而北部的空間與南部相同，門楣、銅釘遺跡俱在，隻是建築形製稍微簡單一些。
考古人員把這兩個空間命名為南北廂房，這個命名很容易令人想起《西廂記》中情意綿綿、蕩人心脾的愛情故事，通過發現的帳鉤等飾件的分析，可以斷定南廂房是軍事將領研究製定作戰方案和休息之處，並沒有男女歡愉之事的情況出現，隻有４０件披甲的武士俑成隊地站立著。而北廂房同樣沒有閨房痕跡，相同排列著２２件武士俑也均為男人模樣，看來這兩個廂房是一個陣前指揮部。
綜觀三個兵馬俑坑，不僅在建築形製上完全不同，而且在陶俑的排列組合、兵器分布和使用方法上也各有特色。一、二號俑坑的陶俑都按作戰隊形作相應的排列，而三號俑坑出土的武士俑則呈相向而立的形式出現，采取了夾道式的排列。無論是南北廂房還是正廳，武士的排列方式均為兩兩相對，目不斜視，呈禁衛狀。
一號俑坑的武士俑有的身穿戰袍，有的身披鎧甲，有的頭梳編髻，也有的將發髻高高挽起，而三號俑坑的武士均身披重鎧，頭梳編髻。其陶俑造型魁梧強悍，麵部神態機智靈活，充分顯示了古代衛士特有的性格和威武機智的精神風貌。當然，三號俑坑最顯著的特點當是兵器的不同。一、二號坑有大量的戈、矛、戟、劍、彎刀之類的兵器，而三號俑坑隻發現一種在古代戰爭中很少見的無刃兵器——殳。這種兵器的首部為多角尖錐狀，呈管狀的殳身套接在木柄上，它隻能近距離殺傷敵人或作為儀仗，顯然不是應用於大規模廝殺的兵器。從大批殳的出土和武士俑的手形分析，三號俑坑的衛士無疑都是手執這類兵器而麵對麵站立的。
除此之外，三號坑還有一個顯著特點是發現了占卜用的實物，這些實物是為卜算戰爭的吉凶所必備的材料。卜戰儀式最早源於史前時期的石器時代，殷代最為盛行，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卜戰仍然是戰前的一項重要儀式。其方法是在龜殼或牛肩胛骨的一麵鑽孔，灼熱後骨背麵便出現裂紋，占卜者可按裂紋的不同判斷吉凶。可以說，古代人每次軍事行動，特別是重大的軍事行動，都離不開占卜。最顯著的一次例子是周武王九年，武王與薑子牙計議，決定東征伐商。周軍出發前，作為統帥的薑子牙左手持金斧、右手執白旄，號令三軍將士。周軍紀律嚴明，旗鼓整齊，當大軍開到黃河渡口孟津後，趕來參加伐商的諸侯竟有８００之多。就在這時，薑子牙下令班師回營。因為他這次出征的目的就是檢閱部隊的戰鬥力量和試探諸侯的人心向背。薑子牙清楚，盡管他的東征得到眾多諸侯的響應，但商朝的實力還比較強大，伐商的時機還沒有成熟，所以下令班師返回。
兩年後，殷紂王更加荒淫無道，不僅殺掉了自己的叔父比幹，並且囚禁了貴族首領太師箕子，商朝的一些貴族大臣紛紛叛商奔周，殷紂王不但失去了民心，也失去了商貴族的信任和支持。洞若觀火的薑子牙感到，滅商的時機來臨了，在武王的授意下，他決定出兵伐商。然而，在出征前舉行的占卜儀式中，兆辭卻顯示了“征伐將對周不利”的凶兆。恰在這時，暴風雨突然襲擊了豐鎬，幾乎所有的大臣都為此感到恐懼和猶豫，紛紛勸說武王不要發兵征商。惟有薑子牙一人不信天命，堅持勸說周武王不可坐失良機。周武王終於被薑子牙說動，命大軍即刻東征伐商。薑子牙率軍從孟津渡過黃河，各路諸侯也紛紛率軍前來助戰。４０００乘兵車浩浩蕩蕩地開往距朝歌３０多公裏的牧野列陣討戰，殷紂王倉促武裝了７０萬奴隸和東南夷戰俘進行抵抗，雙方在牧野展開大戰。薑子牙率領周軍將士衝入敵陣，商軍雖眾，皆無戰意，看到強大的周軍將士潮水般湧來，自知難以抵擋，於是７０萬人一起掉轉矛頭，引導周軍殺向朝歌。殷紂王見大勢已去，登上鹿台放火自焚，統治中原近６００年之久的商王朝終於走到了它的盡頭。
在薑子牙大戰牧野，以周代商之後的幾百年來，許多史學家對戰爭前的占卜儀式進行了研究。曆史發展到秦代，由於資料的缺乏，後人無法得知這種卜戰儀式是否在秦軍中應用，甚至有人提出了這種古代卜戰儀式在秦代已絕跡。三號兵馬俑坑的發現和發掘，使困惑中的學術界終於看到了實證。在俑坑中除陶俑陶馬和兵器外，考古人員還發現了一、二號俑坑中沒有的一堆動物骨骼朽跡和一段殘缺不全的鹿角。這些實物的發現，再度證實了秦代卜戰儀式的存在。至於這種卜戰儀式在秦代大規模的戰爭活動中如何應用和發生了怎樣的作用，一時難以找到有力的證據，或許，隨著秦始皇陵園遺跡的不斷發掘，這一巫文化之謎會得到破譯。
完整的古代陳兵圖
顯然，一、二、三號兵馬俑坑及其內容的排列組合，絕不是無意識或無目的的安置和擺布，與此相反的是，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奧妙無窮的實戰車陣的模擬，是一幅完整的古代陳兵圖。
戰爭在中國的土地上源於何時已無從考證，但至少在史前時期的黃帝時代就已具備了相當的規模。戰爭是兩個軍事團體武裝衝突的最高形式，隨著它的延續和發展，其布局和性能也隨之發生質的變化。戰鬥的雙方要戰勝對方，就必須把用武器裝備的一定數量的武裝人員，按照一定的組織形式進行編列，從而形成一個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既能分散又便於收攏的戰鬥集團。於是，作為一種臨戰隊形群體布局的“陣”便相應地產生了。由於軍陣是伴隨戰爭而產生的組織藝術，又以多種形式隨戰爭實踐而不斷發展變化，因而當這種藝術形式湮沒於曆史塵埃之中時，今天的人們要了解古代的軍陣，自然顯得力不從心。隨著古代兵書真本的失傳和具有明顯演義性史書及描寫古代戰爭題材的文學作品的問世，古代軍陣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麵紗，使它越來越處於一種近乎神化的境地，後人再也無法見到它的真實麵目了。
在唐代所留下的史料中，有一篇叫《李靖問對》的經典性軍事文章。當唐太宗李世民問軍事家李靖何為“五行陣”時，李靖當即回答了“方、圓、曲、直、銳”五種陣法，並向李世民進一步解釋，盡管古代兵書戰策所言陣種繁多，各家之說不盡相同，但總離不開“因地形使然”的道理，若將諸種陣形加以概括提煉，用此五種陣法完全可以囊括。在這場君臣問對中，李靖鄭重其事地指出：“凡軍不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李靖對古代軍事諸家陣法的概括，無疑又為後來的軍陣研究者留下了一個難解之謎。這個謎經過了１３００多年後才得以解開。
１９７２年４月，考古人員在發掘山東臨沂銀雀山兩座西漢武帝時期的墓葬時，意外地發現了記載《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書的４９００餘枚竹簡。兵法的問世，在引起了世界考古界與軍事界轟動的同時，也為研究者提供了珍貴的理論佐證，許多懸而未決、爭論不休的問題由此得到了確切的答案。
銀雀山竹簡《孫子兵法·十陣》曰：“凡陣有十，是為方陣、圓陣、疏陣、數陣、錐形之陣、雁行之陣、鉤形之陣、玄襄之陣、火陣、水陣。”兵書雖列有十陣，但在今天看來其中一些不能算作陣，如火陣隻是用火攻擊的方法，水陣則是在水上戰鬥或利用水攻擊敵人的方法，這些不能成為獨立的陣形。因此，《孫臏兵法》在繼承《孫子兵法》思想的基礎上加以提煉，摒棄了孫子的“火陣”和“水陣”而成為“八陣法”。
“八陣法”被孫臏首先提出後，曆代軍事家又按此加以推演，形成了龐雜而令人眼花繚亂的多種陣法。可惜這些陣法仍未能超越孫臏“八陣法”的範圍。但就孫臏的“八陣法”而言，仍可提煉和簡縮。如王學理就認為：孫臏所劃分的“玄襄之陣”隻是多置旌旗而誘敵的疑策，並非戰鬥隊形的排列組合，嚴格地說是不可稱陣的。而“疏陣”和“數陣”兩種陣法大同小異，隻是前者疏數，在戰場上展開隊伍，擴大陣地，後者在戰爭中收攏隊伍，不為敵人所分割。兩種陣法實則也均屬直陣的範疇。至於“雁行之陣”和“鉤形之陣”，前者意在將隊形呈大雁飛行狀展開，以便更大地發揮矢弩之威，後者的陣法是左右彎曲如鉤，以便見機行事，采取迂回包抄之法。這兩種陣法亦可用曲形陣加以概括。“錐形之陣”的陣法相當明確，旨在以精銳之師突破敵陣的防線插入敵人的縱深。由此，孫子的“十陣”和孫臏的“八陣法”，實際的基本陣形仍是“方、圓、曲、直、銳”五種。可見唐代的軍事家李靖對古代兵書戰策的提煉和概括是頗有道理的。
理論的總結自然來自於實踐，然而中國古代軍隊刀光劍影、血流漂杵的戰場，早已被歲月的煙塵所湮沒。許多著名戰役那波瀾壯闊、氣勢恢弘的陣容，也不能定格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後來的人們就隻有根據在煙塵中殘留的蛛絲馬跡來推斷遠古戰爭的輝煌場景，並按照各自心中意想的圖形，對古代軍陣的真實麵目進行不休的爭執。
秦始皇兵馬俑的出土，使人們透過欣賞這一奇跡的表層，窺到了隱匿於表層之內的深刻的軍事戰略和軍事思想脈絡。三個兵馬俑坑真實、形象地向後人展示了秦代精華的軍事布局。一號坑作為一個規正的長方形出現代表了一個典型的方陣格局。
陣中的車馬和武士俑背西麵東，向世人顯示了整個俑群已具備了鋒、翼、衛、本幾個在方陣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坑中最前端橫排三列共計２０４件武士俑，他們中除三個頭戴長冠的將軍俑外，其餘均是身著戰袍，腿紮行碒，足登淺履，免胄束發，手執弓箭的軍卒。軍卒的裝備顯然是古代兵書所雲的“善發強弩，遠而必中”的摧鋒之士。這同二號坑前端左翼安置的弩兵俑群一樣，反映了這是一支攻擊型的部隊，其戰法必定是在戰鬥開始的瞬間萬箭齊發，迫使敵軍臨行亂陣。而後續的３８路大軍乘機源源衝擊，形成白刃格鬥、斬將擒敵的陣局。在大軍中間的特定位置上，戰車上站有手握青銅寶劍的將軍予以指揮，從而形成一個方陣的主體布局。
位於軍陣南北兩旁的武士俑，身披重鎧，手執勁弩，麵向軍陣兩側呈出射狀，這當是整個方陣中的“兩翼”。在俑群的後部，有三排銳士作橫隊排列，背對大軍，這便是方陣的“衛”。兩翼和衛的作用在於防止敵人攔路截擊或包抄後路，以保障自己軍隊的戰鬥行動不受敵人的夾擊，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戰略目的。
如果站在軍事戰略的高度上去認識，就會發現一號坑兵馬俑所組成的龐大方陣，絕不是一幅固定而呆板的圖畫，從這個戰陣的組成中，可以看到古代軍事戰略沿革的遺痕。
一號坑方陣的組成之本，在於以眾多的步兵簇擁戰車從而組成強大的決鬥力。這些步兵手執矛、戟、鈹等具有強大殺傷力的長柄兵器用以決鬥刺殺敵軍主力。車兵和弩兵則是用以射殺突出與明顯部位的敵軍，達到全殲敵人的目的。這個方陣與春秋時期大排麵的車陣不同的是，它充分發揮了步兵的戰鬥作用。戰車所布之陣，可顯示軍容，威懾對方，發揮集體作戰的威力。如公元前６５６年，齊楚會盟於召陵，齊桓公排布諸侯之師組成方形車陣，請楚國使者乘車巡視並洋洋自得地稱道：“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可惜這話說得過於大了，事實並沒有如齊桓公所言，幾年後，齊國以戰車為主體的方陣最終沒能抵住秦國以步兵和戰車為主體的軍陣攻擊。齊國兵敗的道理在於以戰車為主體的軍陣雖能顯示龐大的氣勢，但在複雜的地形條件下卻不能發揮巨大的威力。同時又由於戰車的存在，束縛了士兵在不同情況下個體戰鬥力的發揮，更談不上隨機應變及充分利用靈活作戰的戰術。故此，以戰車為主體的方陣隨著戰爭的發展而逐漸退出曆史舞台，也是自然的事情。
著名作家、軍事家阿裏安在《亞曆山大遠征記》中，對古代希臘的方陣曾有過這樣的解說：“方陣並不是像史學家所說的那樣，隻是一個僵化的隊形，它可以是方形也可是拉長的長方形，也就是形成擺好的陣勢。這種陣勢可以隨戰機收縮，以便突破敵陣。”阿裏安的這種解釋，同樣適於中國古代軍事家孫臏所言“方陣之法，必薄中厚方、居陣有後”的特點。“薄中厚方”，有的史學家解釋為“加強兩旁的兵力，中間較弱”。這顯然與孫臏的“本必鴻、戰惟密”的列陣思想相矛盾。按照考古學家張占民的解釋，“薄中厚方”的“中”應指方陣的正麵，“方”似指方陣的縱深。“薄中厚方”的列陣理論應為正麵要小，縱深要長，以此編成軍陣，必然成長方形。惟有這樣宏大而縱深的軍陣，才能充分顯示出攻擊或防守戰爭中的優越性。
很明顯，一號坑軍陣無論從哪個角度透視，都難將其整體分割開來。與一號坑不同的是，二號坑兵馬俑軍陣則明顯地分隔成四個不同形狀的軍陣布局。第一個空間是由３３４件弩兵組成的方形集團，第二個空間為６４乘輕車組成的方形隊，第三個空間是由１９乘重型戰車和百餘件隨車步兵組成的長方形勁壘，第四個空間則是由６乘戰車和１２４件騎兵組成的快速、迅疾的殺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