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批林整風為綱，加強路線教育，充分發動群眾。從開工以來，各組基本上是這樣做的，如電影攝製組學習了總理的批示，深深感到黨和國家對考古工作十分重視，從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高度來認識這一工作，就更感到意義重大。開拍以來，三個廠的同誌積極主動，協作配合很好。湖南師範學院的師生，批判了林彪的英雄史觀[1]，在實踐中進一步懂得了奴隸創造曆史的偉大真理，保證了發掘工作的順利進行。今後，我們要繼續堅持以批林整風統帥發掘工作，發動廣大群眾，從路線高度深刻認識這次發掘工作的重大意義。擬在開槨前再召開一次全體工作人員大會，進一步統一思想認識，提髙路線覺悟，增強全局觀念，大家一條心，擰成一股繩，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團結戰鬥。
二、切實做好防止群眾圍觀的工作。保衛組與當地公安機關密切聯係,做好防止圍觀、進行勸阻的方案，準備一定的骨幹力量，一旦有群眾圍觀跡象立即出動，進行維持秩序和勸阻工作，嚴防階級敵人趁機進行破壞和搗亂。m
在這種思想的驅使下，挖掘白膏泥之前，領導小組又召開了一次全體發掘、科研人員大會。會後，除對古屍的科研計劃按實際情況進行了修改外，又在三號墓的上空搭建了長寬各16米、高6米的防雨棚，棚內再搭建一個四周有護欄的攝影架，供照相人員拍攝之用。棚下開挖了一道排水溝，並安裝一部水泵，時刻準備抽出從棚上淌下的雨水。除此之外還調來兩台大型汽車和一部起重機，以作運載白膏泥、木炭、文物和起吊棺槨之用。
同一號漢墓一樣，三號墓槨室的周圍，也是用青色白膏泥和木炭封閉。青色白膏泥一般厚度為60厘米~70厘米，個別地方薄至10厘米。將挖出的白膏泥捏在手中，隻見綿軟膠黏，形如麵團。經考古人員推斷，築墓時可能是把白膏泥曬幹錘碎成粉，用水調成漿糊狀，再灌在木槨周圍，用木炭吸潮，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密閉整體，因而可以有效地防止地麵水和地下水的滲入。由於墓室內形成了
[1]據說林彪曾說過“英雄創造曆史”等話，毛澤東則提出“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曆史的動力”。
[2]湖南省博物館存檔。長期缺氧和壓力增大的條件，又可以有效地抑製細菌和微生物的活動，因而墓內的有機物得以長期保存。但是，令考古人員大為吃驚的是，在三號墓室南部竟發現一處寬10多厘米、長1〇〇多厘米的地方沒有青色白膏泥，這個意外發現，使考古人員大為驚駭，若沒有這層白膏泥，外部空氣很容易帶著細菌乘虛而入，將對棺槨內的文物造成侵蝕，假如棺槨再密封不嚴，裏邊的屍體就很難完整地保存下來。考古人員想到這裏，不敢再過多地想下去，隻好懷著忐忑不安而又心存僥幸的心理繼續下挖墓室外的木炭。
當厚度為15厘米?30厘米的大宗木炭被挖出之後，露出了一張嫩黃色看上去光亮如新的大竹席。竹席的編織方法和現代常見的編織工藝幾乎相同，上麵分布著紅黑相間的人字紋幾何圖案，麵積約25平方米。將竹席輕輕揭掉後，巨大的槨板顯露出來。從外形看去，木槨保存完好，考古組長高至喜拿起一把鐵質錘子輕輕敲打，槨板傳出清脆的響聲，這說明木質沒有腐朽，內外仍堅實如故。麵對此情，考古人員因白膏泥的遺缺而懸起的心又慢慢放了下來，大家懷著亢奮的心情開始研究打開槨室的辦法。
此時，發掘領導小組的李振軍、王冶秋、夏鼐、黃家駟等早已來到墓室四周，經過一番詳細的研究，領導小組決定采取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專家白榮金提出的“木楔打開法”進行開啟，這種方法是用幾塊小型木楔先沿著槨板的縫隙插人，然後用鐵錘慢慢敲擊木楔，直至槨板之間露出較大的空隙，然後再用鐵鍬、鐵斧等工具插入空隙，將四個頂頭分別咬合著的槨板一層層撬開。這座墓的槨板共有三層，分為一層頂板和兩層蓋板，頂板極薄，厚度僅為6厘米多一點，蓋板每層厚20多厘米。當這三層槨板被拆除之後，露出了豎立著的8塊厚度為19厘米左右的槨壁板，就是這8塊槨壁板，構成了深1.15米的槨室和4個邊箱。這個槨室的布局跟一號墓基本相同，隻是總體看來要小一些。槨室長2.61米，寬1.22米。外棺為素棺，沒有刻畫圖案和貼絲織印花，隻是塗了一層深棕色的漆。仔
槨室打開之後，各種與發掘、科研有關的領導、專家紛紛圍上前觀看，幾十家新聞單位的記者也蜂擁而至，爭相拍攝和作各種文字記錄。受發掘領導小組委托，國家文物局文物處處長陳滋德，麵對19家單位擺開的攝影機、攝像機、照相機的鏡頭，神采飛揚地站在槨室的一側發表現場講話：“這座西漢墓，保存下來的文物是極其豐富的，其中不少是罕見的。下一步要抓緊清理文物，作好古屍出土後的科研準備工作，以實際行動，取得比上次更大更好的成績，決不辜負中央領導和周總理的期望……”就在陳滋德慷慨激昂發表演講的同時，整個槨室內外人頭攢動，群情激昂，一片喜悅和
歡騰氣氛。但是，此時的陳滋德和大多數前來的發掘、科研人員，也許並沒有完全意識到，大家所期盼的古屍出土已經不可能存在了，一切為此展開的科研準備將付諸東流。這一點，似乎隻有夏鼐大師對發掘的前景有所預料，他站在槨室旁側，輕聲對他的愛徒王抒說:“我有一種預感，當這部電影正式放映時，陳處長所說的古屍出土和科研等話語，將被事實刪掉。”王開聽罷，一時沒有反應過來，以為是夏鼐大師對如此興師動眾和演戲般地搞考古發掘表示反感，當內棺打開之後，才真正明白這位大師此番話並非此意。事實上，當這部電影拍成並公映時，陳滋德那關於古屍出土的話果然被無情地刪掉了。
盡管夏鼐大師對棺內的一切已有所預見，但畢竟木棺尚未打開，裏邊情形到底如何，還不能作確切的結論。為吸取一號墓未能及時收取棺液的教訓，發掘領導小組決定在清理邊箱中的文物之前，按照早些時候周恩來總理對王冶秋的囑咐，對木棺進行鑽孔提取棺液。因為若不采取鑽孔提取的方法，而是將棺蓋打開之後再提取，裏邊的棺液就會由於遇到空氣而發生變化。當初發掘一號墓時，就是因為棺蓋揭開進入了空氣，裏邊的棺液才由透明液體變成了有色液體，從而造成了研究中的困難和混亂。對於三號墓在木棺上鑽孔的問題，早在11月23日就成立了鑽孔取樣試驗小組，並將鑽取方法在11月28日作了模擬試驗，這次鑽孔自是輕車熟路。於是，科研人員先用幾塊木板蓋在邊箱上做成橋狀，然後人站在“橋”上，把早已準備好了的鑽頭，對準木棺的東南角向下鑽去，隨著一陣“哧哧啦啦”的聲響，鑽頭很快進入棺內。緊接著,科研人員將真空泵的皮管插入棺內，將棺液抽人真空的裝置中，以備化驗和研究。當這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做完後，考古人員才開始正式清理槨室內4個邊箱中的文物。
地下珍寶知多少
由於槨室內的四個邊箱均有1米多深，裏麵的文物層層疊壓，極易弄亂搗碎，考古人員顯然不能像進湖摸魚一樣，將兩隻腳踏進去弓腰搭背四處摸索提取，惟一的辦法就是將身子趴在邊箱邊，一件件小心地提取。當提取到邊箱的底部時，再找來繩子拴在腰上，或讓人從背後拽著，或將繩子的一頭拴在墓室外的木樁上，幾乎將整個頭和身子都伸進邊箱中進行提取。盡管這樣看起來極為費力和辛苦，但作為考古人員似乎非如此不能稱作考古發掘。好在令人慶幸的是，巨大的墓室也給考古人員創造了較為寬鬆的提取空間，在這個空間中，幾名考古專家一個邊箱一個邊箱地清理。從當時負責器物的編號和指揮提取的主要人員白榮金留下的一份記錄中可以看到，其具體清理的經過是：
12月11日上午清理東邊箱，午前近底，暫停（下麵已無完整器物)。
11日下午，清理南邊箱，未完，近底，停。
11日晚，楊大易司令員到現場指揮，陳滋德宣布清理西邊箱，至夜，未完，停D
12日上午清理完西邊箱。
12日下午把東、南兩個邊箱底清理幹淨。
12日下午清理北邊箱，至午夜，4個邊箱清理全部結束。由於清理時間的緊迫，以及出土器物的繁多複雜，使當時在現場的攝影、文字記者很難準確地記錄下各件文物出土的先後順序，而後來的傳記作者就更難以準確描述了。故此，這裏且按由考古人員後來編撰的三號墓發掘簡報盡可能簡單而又全麵地作一敘述:
兵器
墓中出土兵器共38件。計有弓、弩、矢和矢菔、兵器架、劍以及戈、矛等。這些兵器是一號墓中所沒有的，其中：
弓4件，分別出於北邊箱和南邊箱。其中有髹漆木弓兩件。一件全長1.45米，中部平直，兩端彎曲，用兩塊木片疊合繞線髹漆而成，髹漆後再密繞絲線。此弓與弩伴出，當是弩弓。另一件木弓全長1.42米，弓弦尚存，由四股絲繩絞合而成，徑0.5厘米，長1.17米。另有竹弓兩件，一件長1.26米，一件殘長1.13米。
弩兩件，出於南邊箱西部。弩臂為木質髹漆，雕刻卷雲紋，髹漆後又錐畫（針刻）雲氣紋。形製與戰國弩機相同。廓和機件用灰黑色牛角做成，當是明器。一件通長68厘米，另一件通長61厘米。
矢和矢菔，與弩同出於南邊箱。矢菔是用木做成的梯形扁盒，上大下小，兩側伸出尖錐形木柱。內盛蘆葦杆箭12支，長68.5厘米。北槨室也出箭12支，全長82.4厘米。箭鏃均為角質,作三棱形。
兵器架1件。上部是長方形木板，下部是帶方座的八方形木柱，通高87?5厘米。板麵用紅、黃、綠三色畫粗曠有力的雲氣紋，並附加5個掛鉤。鉤上橫置帶漆鞘的角劍1柄，劍長79.1厘米。
另外還出土有帶鞘角劍和格、泌用玳瑁包鑲的木劍共3柄。帶木柄角質戈、矛各1件，以及銅劍首、銅劍格、銅帶勾等。
樂器
共5件，其中：
瑟、竽各1件，出於西邊箱。瑟，木製，全長1.16米，寬40厘米，高8厘米，25根弦，已殘破。竽，竹製，22管，保存較差。其形製、大小均與一號墓所出無異。
琴1件，出土於北邊箱西部。木製，上髹黑漆，保存完整。全長62.3厘米。由麵和底兩部分組成，底長51厘米，麵、底之間有一個“T”形槽。尾部短而窄，頭部長而寬，頭部的嶽有7個弦孔，弦已腐朽脫落。頭端的琴麵上有彈奏時摩擦的痕跡。
簫(？)兩件，同出於東邊箱57號漆方奩內，卷在竹簡的中心。竹製，管狀，保存完整。一件長24.6厘米，另一件長21.2厘米。上端有竹節，下端中空。竹管的一麵用刀削成平麵，上有大小不同、間隔不等的洞眼6個，背麵近中部也有一個洞眼，近竹節處有一個長方形吹口。琴和簫都是首次發現的西漢樂器。
漆器
共316件（不包括髹漆的兵器和樂器)，其中：4個邊箱都有出土。器形有鼎、盒、壺、紡、盆、盤、卮、匕、勺、耳杯、耳杯盒、查、匯、案、幾、屏風、箕等。其中數量最多的是耳杯，達174件。其次是盤，68件。鼎有6件。
漆器大多是木胎，少數是夾虻胎和竹胎。花紋裝飾方法有漆繪、粉彩、錐畫(針刻)3種，漆繪占絕大部分。花紋的圖案比一號墓更為多樣，特別是錐畫花紋多動物和人物形象。
多數器形與一號墓所出風格一致。具有特色的是，15件漆奮中，雙層奩占了5件，且有兩件長方形雙層奩是一號墓所未見的。東邊箱的57號長方形奩，長達60.2厘米，通體黑素無紋飾，底層間為5格，內盛竹簡、帛書、帛畫及蚌屬等，還有一隻青蛙。北邊箱的一件長方形奩滿布粉彩雲氣紋，先用白色凸起的線條勾起，然後用紅、綠、黃三色勾填漫卷的雲氣紋，色彩燦爛，極為華麗。另外，南邊箱出土6個從小至大疊放著的漆盤，其中5個為平盤，最大的一個盤，直徑73.5厘米，髙13厘米，腹稍鼓。上述成套的大型漆盤及漆器裝飾方法上的錐畫和粉彩都是年代最早的代表性產品。
漆器上的文字與一號墓所出相同。部分器物上朱書“軟侯家”三字，多數器物書有“君幸食”、“君幸酒”、“石”、“四鬥”、“二鬥”、“九升”、“七升”、“四升”、“二升”、“一升半升”、“一升”等文字。
木俑
木俑共104件，分著衣俑、雕衣俑、彩繪俑、桃枝小俑四類。其中：
桃枝小俑僅兩件，出於中棺和內棺之間的縫隙中，係用桃樹枝稍事劈削而成，當做“辟邪’’之用。
著衣俑包括歌舞俑、樂俑、侍俑3種。歌舞俑和樂俑17件，出土於北邊箱的東間，有的歌唱，有的起舞，有的吹竽、鼓瑟或彈琴，還有的敲擊10個一組的編鍾和編磬。侍俑8件，其中大的4件，全出於北邊箱的西間，高73.5厘米，女性，著繡花絲綢袍服，麵龐、發飾和體型的雕刻技巧較髙;小的4件，高38厘米，著青絹袍，彩繪緣、領和袖，有冠，出土於北邊箱西間通往東間的門側，以及西邊箱的北端，疑是守門小吏。
雕衣俑4件，也出於北邊箱的西間，雕刻出衣紋和層次，然後再加彩繪。
彩繪俑共73件，多數出於北邊箱的東間，少數出於西間，當是受槨內積水飄浮所致。形態與一號墓所出相似，僅服飾花紋稍異。不同的是，此墓所出的彩繪俑，男性形象比女性形象要多。
竹笥
共50個，東邊箱出22個，南邊箱出12個，西邊箱出16個。形製和編製方法與一號墓所出相同。出土時已嚴重腐朽。
竹笥用棕色麻繩纏縛，並加封泥印和係掛木牌。尚存有文字的封泥七八個，除一個文字不同（但殘缺不全)外，其餘均為“軟侯家丞”。木牌均已脫落於竹笥附近，木牌上墨書笥內所盛物品的名稱D
根據初步清理並參照木牌文字，笥內盛放的隨葬品可分三類:
食品，共38荀。從骨骸和形跡看來，肉食品有鹿、豬、牛、羊、狗、兔、雞、鴆、鴨、雁、鶴、魚、蛋等，農產品和水果有豆、棗、香橙、梨、柿(？）、菱角、梅、果核等，還有糧食製品。
中草藥和香料，共2笥。現可辨認的有桂皮、花椒、茅香、高良薑等數種。
絲織品，共10笥。其中2笥盛衣服，已完全朽爛。8笥盛成幅絲織品，大部分成為碎片。
絲織品
主要出土於槨室邊箱和內棺內。邊箱中以竹筍內出土的為多。棺內主要是覆蓋和包裹屍體的衣衾（關於內棺中的詳情後文另敘——作者)。另外在棺室裏，內棺上以及某些器物的邊緣上都有一些絲織品。此墓出土的絲織品保存較差，顏色暗晦，不如一號墓所出質量完好。
經初步清理，這批絲織品的種類與一號墓所出大致相同。計有絹、羅、紗、錦和繡等。其中以錦最為突出，起絨錦的數量很多，其他錦的花紋也較複雜，如豹紋錦、幾何紋錦、對鳥紋錦等，這些錦是一號墓沒有發現的。現在保存較好尚能識別的物品有錦枕、香囊和絲履等。另有成幅的絲織品15卷左右。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北邊箱出土的粉彩長方漆奩中，盛放了一頂保存完整的漆緬紗帽，編織精工，通高27厘米，寬約15.5厘米，是罕見的珍貴文物。
其他
博具1套，出土於北邊箱的西部。由博局、籌碼盒等組成。博局，木製，近方形，長45.5厘米，寬43.7厘米，厚2厘米，由4塊梯形和兩塊等腰三角形木板拚成，正麵髹黑漆，上有規矩紋。四角有剪貼的鳥形裝飾，周圍繪一道朱漆。籌碼盒，木製，髹漆，長、寬均為24.9厘米，高17厘米。盒底四角有足。盒內間成方形、長方形和橢圓形的格子，裏麵存放角質方形塊狀、箸狀的籌碼和角製環首刀，木製的削、锛等小工具。盒麵上錐畫栩栩如生的動物圖案。骰，木製，出土時位置已移動，18麵，每麵都有字。竹簡中記載有“博局一”、“博一具”，當即指此。
在北邊箱出土的漆奩中放置有刷子兩件，銅鏡1件，角鏡1件，角梳、篦各兩件，木梳、篦各兩件，環首鐵削1件。銅鏡為弦紐、圓座、窄邊，雲紋為地紋，龍紋為主紋，直徑18.9厘米，具有楚鏡風格。角鏡刻方連紋，紐有絲帶，直徑10.8厘米。角篦，寬5.5厘米,有66個齒。
此外，北邊箱還出土鏤空三角形紋陶熏爐兩個，一個塗錫，內有少許茅香和高良薑;一個彩繪，內有黃色粉狀物。又有塗錫陶燈和木燈各1件。[1]
當然，以上並不是出土文物的全部，而清理工作也沒有這樣簡單，僅憑幾句話就可一筆帶過。其實就清理工作而言，尚有許多是記錄或描寫的故事，而關於墓中出土文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部分,則與一個人的軼聞趣事有極大的關聯。就在馬王堆三號墓發掘過去20年後，幾乎所有參與這次發掘的人員都還清楚地記得此人一段極其精彩的表演。這個人的綽號叫“智多星”，本名叫王振江。
“智多星”王振江出山
就在三號墓的槨室打開之後，夏鼐大師看到邊箱中的文物有的已經腐朽變質，有的零亂不堪，做到保持原狀地提取已是極其困難。而此時三號墓的發掘，由於采取“大兵團作戰”的戰略戰術，發掘領導小組的領導人，已很難對整體給予控製和調遣。雲集長沙
[1]參見《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4年第4期。
的各路專家，誰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論和辦法，誰也不想聽誰的指揮和調遣，誰都想親手提取文物，過一把第一個發現者的癮。整個發掘現場就是在一種熱鬧與相互牴牾中，使一些不該損壞的文物竟在提取中遭到了損壞，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
鑒於此情，夏鼐大師向發掘領導小組建議，再次強調加強統一指揮和統一領導，所有專家都要聽從考古組安排的同時，又讓王抒要通北京的長途電話，讓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文物修複組組長王振江火速趕赴長沙，協助現有人員提取墓中的文物，準備解決即將遇到的特大困難。當然，夏鼐在這個時候突然提出此議，心中還有一個未能說出的想法，這就是讓王振江到來後，同白榮金和王抒密切協作，盡可能地在發掘現場發揮考古所的作用，也好證實“強將手下無弱兵”這句古訓。事實上，當時中科院考古所的整體實力，在國內外是公認的，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在技術上，都堪稱國內最頂尖的一支隊伍。而以後這支隊伍江河日下，跌於低穀，甚至無法跟地方隊抗衡，那是後來的事情了。這個令人深思的話題，暫且不提。隻說王振江接到電話，自是不敢怠慢，立即乘坐火車趕赴長沙，然後進入發掘現場。
此時的王振江盡管隻有43歲，但已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從事了22年的修複工作。1951年僅21歲的他進入考古所後，便開始跟隨著名考古、修複專家白萬玉學習考古技術和出土器物的修複。而白萬玉年輕時代是跟隨大名鼎鼎的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在中國西北從事考古發掘，並得到安特生田野考古學和文物修複技術上的真傳。尤其在文物修複方麵，白萬玉具有中西合璧的豐富經驗和非凡造詣。王振江正是在這樣一位導師的指導下，與夥伴白榮金一道開始了考古發掘和文物修複的生涯。據白榮金後來對圈外人士稱，王振江此人生活經驗十分豐富，頭腦靈活，喜歡鑽研，在文物修複技術上多有創造，而對於出土文物的起取更是拿手好戲，堪稱一絕，大有令人高山仰止之感。早在1962年，王振江受考古所的派遣，單獨到湖北鄖縣協助湖北省考古發掘隊調查、發掘戰國墓。也就是這次湖北之行，他了解到湖北省考古隊於幾年前在鄖縣一個偏僻的鄉村發掘了一個戰國時期墓葬，墓葬棺槨尚存，裏邊有一個呈跪狀的骨架半埋在土中。當時的考古隊人員對如何將這副骨架完整地提取出來毫無辦法，若將棺槨連同裏邊的人骨一起用車拉到縣城博物館，一是道路難行，再是這棺槨有幾千斤重，要想拉走又談何容易?在萬般無奈中，考古隊隻好決定暫且封存。待有機會遇到高手再行解決。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王振江來了。
當王振江聽了考古隊人員的敘說後，經過一番琢磨，決定親自做個示範，將人骨架完好如初地運回博物館。於是，在眾人驚異的目光中，他和一名助手用地板車拉了50斤石膏和一堆稻草，來到了墓葬所在的那個鄉村原野。在墓葬的棺槨前，王振江對跪著的人骨架作了測量和察看後，到附近鄉村找工具做了一個箱框，將骨架套在其中，用稻草一點點地填入人骨架的上下左右和中間的空隙部位，待填實後，將石膏和成漿，然後倒入稻草和人骨之上，封上箱蓋。待石膏漿凝固之後，將下麵四周掏空，然後輕輕一撬，人骨即在石膏及木箱的護圍中原封不動地脫離了棺槨和棺下的泥土，之後再加上底板，原來看上去是連在一起有幾千斤的龐然大物，一下子減輕到隻有200多斤。用石膏包裹的骨架被輕易地搬上地板車，兩人拉著向縣城走去。如果單憑這一點，似乎還顯不出王振江特殊的心智和本領，當地板車在崎嶇不平的鄉間小道上行走時，突然滑入溝中，地板車的車軸斷裂，板車連同人骨一同翻轉過來。當王振江換了板車重新將躺在溝中的那箱石膏包裹的人骨拉回縣城後，將石膏慢慢剝下，發現人骨架依然是墓中出土時的姿勢。自此，用稻草和石膏漿固定零散或將要零散的器物，成為他考古修複生涯中最為得意的方法之一。
如果說湖北鄖縣人骨架的固定與剝離的成功，是王振江出道以來的牛刀小試，那麼，1965年他在山西侯馬發掘戰國墓葬中卻大顯身手。就在這個曾因發現春秋晚期的盟誓遺址和盟書而轟動世界的著名考古發現中，幾乎所有從墓葬中出土的人骨架，他都是采取在湖北鄖縣農村墓葬使用過的辦法，用稻草和石膏漿凝固後，輕而易舉地提取並運回博物館的。
當然，使王振江聲名大振的則是1968年起在山西襄汾縣陶寺龍山文化早期墓地的發掘。就在這次發掘中，發現了多種彩繪木器。這是中原地區的考古發掘中所見最早的木器標本，對於研究中國北方漆、木器起源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由於發現的標本埋藏於地下已曆4000多年，出土時木胎已完全腐朽，僅僅保留下器表一層極其微薄的彩繪顏料，厚度不超過1毫米?2毫米。要想把這些木器的原型清理出來，並取得較完整的資料，其難度可想而知。在此之前，考古界常常因無法起取而舍棄這類已經朽敗的木器遺存。但是，前去參加發掘的王振江憑著先前練就的高超技能和現場探索的方法，終於將已發現的鼓、幾、案、俎、匣、盤、豆、豆型器、倉型器等幾十件、組器物成功地提取了出來，並基本保持了埋葬時原來的器物形態。陶寺龍山文化早期墓地器物的成功提取，使整個中國考古界為之轟動。王振江在一舉成名的同時，也贏得了一個“智多星”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