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智多星”再次出山，來到馬王堆三號墓的發掘現場，他將同他的夥伴白榮金、王抒戮力合作，在這人才濟濟、專家雲集的幽深墓室，作一場足以令四座皆驚的精湛表演。
槨室內西邊箱西北角有堆竹簡，看上去有幾百支，出土情形與一號墓東槨室漆器上的一組散落的遣冊情形相似。由於編綴的繩子已經腐朽，竹簡已散亂在一些漆器上麵。為了便於以後的研究，自然不能像摟草砍柴一樣，隻要搞到筐裏就算完事。而是要按原來的編綴順序和現狀整個地提取出來。這個看似簡單的事情，做起來卻極為困難。誰都知道，這堆竹簡既不能收攏，也不能分散，稍有不慎就會造成錯位，而一旦錯位，就會給以後的研究造成極大的混亂和麻煩。正是出於這樣的顧慮，在場的考古人員大都不敢擔當此任。這時，王孖把目光轉向剛來不久的王振江說:“老王，你來試試吧。”王振江並不推辭，隻說了句“好吧”，便開始準備提取
工具。
當工具準備好後，隻見王振江蹲在槨板的豎檔上，先在竹簡裂開的一個最大的空隙中隔上一塊薄木板，將原散亂的竹簡分成兩堆，然後用鑷子將一片片棉花蘸水，小心地填人竹簡的空隙內充實，直到竹簡不再因外界力量的影響而大幅度擺動和錯位為止。當這一切做完後，再在兩堆竹簡的外部分別糊上幾層綿紙，當綿紙達到一定厚度時，再在其外部刷上一層薄薄的石膏漿，待石膏漿凝固硬化之後，即形成了兩個像雞蛋皮一樣的外殼。由於竹簡是在邊箱中，箱底比較平整，王振江找來兩塊薄木板，分別插入竹簡的底部，這樣，兩個完整的“蛋殼”就輕易地被托了出來。待竹簡被運回博物館後，外邊的石膏殼極易剝落，一切的繪圖、照相、鑒別、班究，也就可以有條不紊地進行了。
經考古研究人員白榮金、周世榮對提取竹簡的記錄、編排、複原、鑒定，發現王振江提取出的這批竹簡共403支，外有6支木牘，共計409支。竹簡長27.4厘米?27.9厘米，顏色淺黃，皮色灰綠。木牘長28厘米左右，寬2.5厘米?2.6厘米不等。根據上麵的文字研究得知，出土的竹簡和木牘原來是記載隨葬品的清單，古時候叫做“遣策'
“遣策”竹簡，逐條具體地記載了隨葬物品的名稱和數量。其中有關車騎、樂舞、僮仆等侍從，以及所持兵器、儀仗、樂器等物，是一號墓簡文所沒有的內容6食品、服飾和各種器具方麵，也有不少新的內容。經與出土實物初步核對，除“土牛”“土馬”之類未見實物外，其餘大體都能對照起來。但帶有“右方”字樣的小結文字，此墓所出簡文不像一號墓那樣多見，而是另外記在木牘上的。
木牘上的小結文字，有3支記的是侍從和車騎，如:“右方男子明童凡六百七十六人，其十五人吏，九人宦者，二人偶人，四人擊鼓、鐃、鐸，百九十六人從，三百人卒，百五十人婢”；“右方車十乘，馬五十四，付馬二匹，騎九十八匹，畺(輜）車一兩，牛車十兩，牛十一，豎（未成年的孩童）十一人”等等。這些侍從和車騎，大都見於後來提取的棺室東西壁的帛畫，沒有具體的實物。
有兩支小結木牘，記載了盛放各種食品的竹筍、瓦器和布囊的數目，放置的地方及物品來源，如“右方凡用笥六十七合，其十三合受中，五十四合臨湘家給”。漢代的“臨湘”就是現今的長沙，這對判斷死者親屬關係也是很重要的線索。
在這些竹簡和木牘中，最值得研究者注意和驚喜的是一支紀事木牘，上麵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道：“十二年二月乙已朔戊辰家丞奮移主讚(藏)郎中移讚(藏)物一編書到先選(撰)具奏主讚(藏)君”。從上書的文字看，這是一塊告墓牘，也就是墓主入葬以後致“陰曹地府”的報到書或通行證。
古人以為人死之後，隻是在陽世間肉體的死亡，而靈魂卻要到陰曹地府投胎轉世。故當人死亡之後，其有身份的墓主生前的家人或管家，都要寫一個到地府去的報到書，與墓主一起人葬。在這種報到書上，一般都要寫著死者人葬的時間和撰寫者的姓名等。這支木牘的頭一句“十二年二月乙已朔戊辰”，應專指墓主入葬的時間。據考古學家高至喜、傅舉有等查閱漢代文獻，得知“十二年”以前沒有確切年號，由此可知這是漢武帝創始年號以前的紀年。再查閱西漢前期沒有年號的紀年，隻有漢高祖十二年和漢文帝初元十六年。根據槨室邊箱出土漆器上的“軟侯家”的竹筍上“軟侯家丞”的封泥推斷，在漢高祖時，利蒼還沒有封為軟侯，也就是說軟侯這個名稱還沒有在世界上出現，這就排除了上書的時間是漢高祖十二年的可能。此外，墓中還出土了漢文帝時期的四銖“半兩”錢，根據一個普通的常識，在古董沒有被盜的情況下，墓主入葬前已發明、製造或使用的器物，可能被埋入墓中。反之，墓主人葬後才產生的器物，是絕對跑不到墓中的，除非後來因人或動物的活動，混雜進去一些東西。如盜墓時，盜墓者可能將一些工具丟在裏麵。一個老鼠打洞，可能將一枚晚期的小銅錢帶入墓中等等。故此，考古發掘特別是遺址發掘，考古學家特別注意地層中有沒有晚期的東西混進去，否則，將影響地層的斷代。從墓中出土的錢幣看，漢文帝自然晚於漢高祖，如果墓主在高祖十二年入葬，在三號墓未遭盜掘的情況下，文帝時期才產生的四銖“半兩”錢，何以會跑到槨室之中？由此可以推斷，木牘上的“十二年”應為漢文帝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68年。至於後麵所記的“二月乙已朔”的具體時間，據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二號漢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的曆譜，知漢初在漢武帝太初改曆以前，是行使顓頊曆的。顓現曆是我國古代六大曆法之一。它以一回歸年為365天又1/4日，一朔望為292.499/940日，以立春為一年節氣的計算起點。自秦統一中國後，顓頊曆成為第一個頒行全國的曆法，直到漢武帝時，才被更精確的太初曆所代替。按照顓頊曆的朔閏推算，二月初一應是乙已日，而木牘上的“戊辰”則是二十四日。整個句子合起來應是該墓主葬於漢文帝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而後麵句子中的“奮”字，似是墓主人生前家丞的名字。“主葬君”應是指陰曹地府專司管理那些到地府來報到的官吏。這支看來具有濃厚迷信色彩的木牘，為研究者判明墓主人身份及其一、二號墓下葬的時間關係，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證據。
話題再回到發掘現場。事實上，對於王振江的精湛表演，並不是所有在場的專家都給予喝彩，仍有少數專家對此表示不屑一顧，而仍在各顯神通地爭取提取器物。當大多數器物被提取之後，牴牾的焦點便落在了本次發掘具有重大意義的東邊箱一個編為57號的漆奩中。
這個漆奩長達60.2厘米，通體黑素無紋飾，原夾雜在一些漆器中間，從外部形狀看，似乎沒有什麼特別引人注目的地方。當把這個漆奩打開後，裏麵鋪蓋著一件絲織品，將絲織品揭去，露出了由五個空格組成的空間。
在其中一個空格裏，考古人員發現了兩卷竹簡，從外觀上看，其數量少於此前在西邊箱發現的竹簡，但散亂的程度幾乎相似。由於漆奩較西邊箱狹小了許多，提取更加困難。鑒於王振江此前在西邊箱提取竹簡時的高超技術，這兩卷竹簡的提取，看來還是非他莫屬。王振江蹲在漆奩邊看了看，見這兩卷竹簡雖然散亂不堪，但整體關係尚能分辨，從竹簡中鬆散的絲繩看，這應是兩卷完整的竹書。眾所周知，造紙術的發明是中國古代對人類文明作出的重大貢獻之一，但造紙術的發明是產生於東漢時期的事情。據說是一個叫蔡倫的太監發明的。但20世紀50年代，考古學家程學華在西安霸橋一座西漢的墓葬中，發現了較為粗糖的像麻布和類似纖維製成的紙，從而推翻了蔡倫造紙的說法。並把紙的製造和使用推前了200餘年。"]盡管霸橋紙的發現轟動了考古界和科技界，但從所發現的紙的質量來看，似隻是一種雛形，還很難普遍應用，而真正的普遍應用至少在西漢晚期和東漢早期。既然如此，在這之前人們如何用文字記事呢？從考古發掘的實物來看，早在殷代，已經有著名的刻在甲骨上的記載，在以後很長一段時期內，傳播文化的主要是竹、帛。竹指的是把竹子削成片，用來寫字，這便是所謂的竹簡。這種方法的應用，據考證至遲在西周就開始了，到春秋時已十分普遍。如在墨子的書裏，就不隻一次提到“著於竹帛”。要寫成一篇文章或一部書，通常要用許多竹簡。為了不致錯亂，也為了閱讀的方便，當文章或書寫成之後，就要用絲繩或者皮帶，按文字的先後次序將竹簡編輯起來。這種編就的竹簡就稱為“韋編”。竹簡被編成卷後，稱為竹書。由於竹簡容字少，體積大，所以書寫、閱讀、攜帶都不方便。如傳聞孔子在閱讀《周易》時，曾先後將用牛皮絲帶編成的竹書，翻斷過三次。據說當年的秦始皇每天批閱的
[1]見《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7月。
簡牘公文，以一石（520秦斤，約合現代50多斤）為度。西漢時，著名的滑稽書生東方朔，曾寫過一篇奏章給漢武帝，共用竹簡3000支，由兩位大漢抬進宮去。竹書的笨拙與沉重可見一斑。此時，王振江所見到的兩卷帶有絲繩的竹簡，應是竹書無疑。不過沒有東方朔弄的那卷書龐大。看上去也就是一二百支的樣子。由於年久日深，隻看到竹簡上有密密麻麻的墨書點，書寫文字一時無法詳細分辨出來。
王振江對著竹簡觀察了一陣，感到在這樣一個狹小的空間內，顯然不宜再用在西邊箱提取竹簡時，中間填棉花，外部刷石膏漿製成“蛋殼”的老法，必須采取新的提取方法。想到這裏，他將自己的老搭檔白榮金叫過來，麵對竹簡共同觀察、分析和探討，終於想出了一個既簡單又保險的方法。正在王振江、白榮金兩人準備工具的同時，有的專家認為王、白兩人已是黔驢技窮，很難想出巧妙的方法予以提取，便主張幹脆將漆眘搬出倒扣過來，這樣如同竹筒倒豆子，裏邊的器物全部可以一次性倒出來，免得許多麻煩。這個主張自然遭到了王、白兩人和大多數專家的反對，王振江當場表示：“我們已經想出了提取方法，現在便可施行。”
主張竹筒倒豆子式提取的專家在依然堅持自己觀點的同時，又瞪著懷疑的目光問:“你們的辦法真的行嗎?”
白榮金有些不耐煩地說:“你在這裏看著，要是拿不出來，我倆立即卷鋪蓋回家，決不在這裏混飯吃。”
見王、白兩人態度如此堅決，持異議的專家也不再說話，隻是瞪大了眼睛看著王、白兩人施展絕招。隻見王振江先將四層綿紙用鑷子小心地壓入竹簡的空隙，依然釆取固定的辦法，然後用一根細鐵絲製的形同鉤子狀的“遞線器”，將細線從竹簡的底部穿過去又提上來，如此往複，像農村捆柴草一樣在兩卷竹簡的四周分別捆紮了四道，最後將線頭打成活結。這樣竹簡既牢固又可提取了。“請上眼看清楚了，隻一提就可出來。”王振江對眾人說著，輕輕往上一提，一卷竹簡果然完好如初地被提了出來。緊接著白榮金也提出了第二卷。眾人見此在大為驚訝之後，算是真正領教了王、白兩人高超的技藝。致使此事過去20多年，每當提及馬王堆三號墓的發掘，考古學家高至喜、周世榮等人，對這一段往事還記憶猶新，念念不忘。
經研究者後來的初步鑒定，王振江、白榮金從57號漆奩中提取的這兩卷竹書，由190支竹簡和10支木簡組成，其記載內容與中國古代最早的醫書《黃帝內經》相似。其中第一卷130支的內容為《十問》、《合陰陽方》，第二卷67支的內容為《雜禁方》與《天下至道談》。其中《十問》除了托黃帝和與岐伯(俗稱天師)的問答外，還記載了夏、商、周以來許多帝王與醫家——如齊國的名醫文贄與齊國國君的對話，以及其他傳說中的人物談論養生（生理、病理）、月艮食、呼吸、吐納及房中術方麵的醫學理論。《天下至道談》闡述了“合男女必有則”，也就是男女性交時必須遵守的科學原則。《合陰陽方》則主要是探索男女性交時的生理變化和應注意的事項等。整個《養生方》係彙編性資料，來源於不同的手抄本，如關於男女性交原則中“七損八益”的記載，散見於《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等書。由於這些書中對“七損八益”的具體內容記載缺乏和混亂，故曆代各家解說不一，爭論不休。隨著馬王堆三號墓中《養生方》的出土，2000年來的不解之謎終於揭曉。從竹書記載看，所謂七損，即：一日閉、二日泄、三日渴、四日勿、五日煩、六日絕、七日費。所謂八益，即:一日治氣、二日致沫、三日智(知)時、四日畜氣、五日和沫、六日竊氣、七日寺羸、八日定頃。
以上七損中的閉、泄、渴、絕等也散見於《素女經》、《玉房秘訣》等醫書，如《素女經》中記載：“百閉者，淫佚於女自用不節，數交失度，竭其精氣，強用力瀉，精盡不出，百病並生。”“氣泄者，勞倦，汗出未幹交接，令人股熱唇焦”。“氣絕者，心意不欲而強用之，則汗泄氣少，令人心熱，目寞寞(冥)”……該書還較詳盡地列舉了各種防治諸“損”的房中導引法，並談到若“善用八益去七孫（損），則可做到耳目聰明，身體輕利，陰氣益強，延年益壽，居處長樂”等等。
過去有醫學研究者認為，最早開展性醫學研究的是英國一個叫艾利斯(1859?1940)的醫生。有的則認為是美國的瑪斯特和約翰遜兩位醫生最早創立了性科學研究這門學科，其根據是以上兩位醫生於1960年合著出版的《人類性反應》一書。但從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這部《養生方》來看，早在2000多年前，這門性醫學學科已被中國不知名的性醫學專家創立出來了。m
墓坑內不祥的紛爭
當王振江、白榮金兩人將竹書提取出來以後，原想裏邊的文物已經取盡，即使有，也隻是一點絲織品之類的文物，不可能有大的收獲了，但事實卻恰恰相反，就在這個漆奩盛裝的竹書下麵，卻匿藏著整個二、三號墓最大的秘密——帛書，即在絲織物上書寫文宇的書。
綜觀中國文字的曆史,從春秋時代起，除以竹木簡作為主要的書寫材料外，借用絲綢來寫書作畫的風氣也開始流行起來。由於帛書具有寫起來便利、看起來清楚、攜帶方便等優點，所以直到造紙術發明後的很長一段時期，仍被上流社會采用。
當然，帛書較之竹書也有它的缺點或者說短處，那就是價格昂貴。從整個帛書產生、發展盛行的時代看，似乎隻有貴族才能使用，因為一般窮書生是買不起價格昂貴的絲織品的。據說三國時的曹丕，把自己所著的《典論》和幾篇詩賦，用帛抄了一份送給東吳的孫權，同時又用紙抄了一份送給孫權的謀臣張昭。從帛與紙所贈給的不同身份的主人看，說明帛書更為珍貴D但是，帛書的另一個缺點就是難以長期保存。由於絲織品極易變黴腐爛，在考古發
[1]參見《馬王堆醫書研究專刊》湖南中醫學院內部版，1981年。
掘中很難見到。就長沙地區而言，建國後調查、發掘的幾千座古墓，沒有見到一部帛書，惟一出土的就是建國前被盜墓賊在長沙子彈庫一座楚墓中盜出的一小幅。而這幅世之罕見的珍品，還於40年代被美國的柯克思席卷而去了（前文已有敘述)。於是，帛書在中國的文物收藏中成了一項空白。對於帛書內容的研究也就無從談起了。
這次在57號漆奩內竹簡下發現的帛書，大部分疊成長方形，由於年久日深，除發生不同的黴變外，幅與幅之間幾乎都粘連在一起，提取更加困難，稍不留神就會發生殘損現象。
對於這帛書如何提取的問題，王振江、白榮金、王抒、高至喜、周世榮等人作了一番研究後，決定先在一個漆盤裏放上薄薄的一層水，然後由王振江、周世榮用小鐵鏟一點點地將帛書粘連的部分剔開，再按幅揭起並拿到盛水的漆盤中。這樣便可防止絲織品見到陽光和空氣後，發生變幹、變質、變色的不良後果。當王、周兩人將竹簡下的帛書全部提取出來之後，令人意想不到和驚駭的是，在這個漆奩中的另一個空格內，又發現了數量更多的帛書和夾雜在其間的帛畫。
這批帛書與帛畫依然是壓在一堆漆器之下，同樣的是因年久日深而粘連在一起。這批帛書未等王振江、周世榮等人前來提取，早有一名來自北京的以裱畫為職業的老技工耐不住寂寞了。這位老技工赴長沙時未帶一件自己常用的工具，即使帶來，那裱畫工具跟考古工具也是驢唇很難對上馬嘴。盡管如此，這位老技工在看到王振江等人用自製的考古工具剔除、隔離、提取帛書時，他也急中生智地就地取材，找來一塊竹片，照準漆奩另一空格內那大批的帛書、帛畫剔剜起來。待他感到已剔剜得差不多時，又找來一根鐵絲用兩隻手將其彎成鉤狀，開始蹲下身鉤取空格內的帛書、帛畫。因當時其他的考古人員都在忙著做不同的事情，沒人太注意這位老技工荒唐的舉動。當被發現時，已經晚了。
此時，那位老技工在經過一陣剔剜和吊鉤的折騰之後，已弄出了幾幅帛書和一幅帛畫，那帛書已被他剔剜得殘缺不全，帛畫更是支離破碎，慘不忍睹。麵對如此令人心痛氣惱的情景，考古組的髙至喜、王開、周世榮和王振江等人，立即當頭棒喝，給這位老技工一番嚴厲的教訓後，勒令他立即停止這荒唐莽撞的動作。但這位老技工見眾人對自己同仇敵愾般地訓斥，自是不甘於臣服，遂和眾考古人員爭吵起來。國家文物局文物處處長陳滋德聞聲趕來，弄清事情真相後，采取了一個和稀泥的辦法，讓老技工放棄57號漆奩內帛書、帛畫的提取，而轉入槨室內部提取棺室東西兩壁的帛畫。這兩幅帛畫在打開槨室後即被發現，隻是由於四周邊箱的文物尚未清理，這兩幅帛畫也就沒有得以及時提取。現在，邊箱中的文物基本清理完畢，陳滋德始讓這位老技工前來提取。在陳滋德的眼中，似乎能裱畫的人就一定能成功地提取帛畫。
然而，陳滋德錯了，裱畫畢竟不是考古發掘，換言之，裱畫的髙手不一定是考古發掘的內行。當那位老技工提著一根竹片和一把剪子步履蹣跚地走進槨室時，事實已經向這位國家文物局文物處處長和所有的考古發掘者作出了一個毫不留情的不祥的昭示。
棺室西壁的帛畫，為長方形，長2.12米，寬0.94米，由於埋藏時間過久，絲織纖維已發生變化，整體看起來有些模糊，但仔細辨認，尚能分辨出上麵畫的是車馬儀仗的場麵，上有車數十乘，馬數百匹，人數百個。場麵壯觀、龐大，無論是人和馬都神采飛揚，栩栩如生。數十乘車排成不同的陣勢，靜中有動，整齊肅嚴，車與馬的配合形成了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這幅帛畫後來被稱為《車馬儀仗圖》。 -
棺室東壁的帛畫形狀i尺寸與西壁帛畫基本相同，但內容卻有極大的差異。從模糊不清的整體看上去，似有房屋建築、車騎和奔馬以及婦人乘船的多個場麵。就是這樣美妙絕倫、價值連城的兩幅帛畫，這位老技工竟大出所有人預料地，聲言要用剪子將有圖的部分剪絞下來，沒有圖的部分索性扔掉。這個完全違背考古程序甚至有悖常理的荒唐舉動，立即遭到所有考古人員的強烈反對與抵製。老技工見眾怒難犯，未敢輕舉妄動，隻好答應將帛畫整體揭取下來。於是，在這位老技工的一陣剔刮剜拽中，兩幅帛畫很快被扯了下來。
此時，槨室西邊箱第57號漆奩中的所有帛書和一幅帛畫被王振江、周世榮等提取了出來。由於現場無法將帛書全麵展開，所以書中的內容尚不明了，但據初步判斷，這些帛書將是記載中華民族進程和人類智慧與成果的極為罕見的史料。它的出現，將在中華文明的寶庫中大發異彩，並在中國乃至世界考古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而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個預見。事實上，這批帛書隨著後來的整理和研究，以無與倫比的史料價值和地位，震撼了整個世界。此時，盡管帛書一時還辨不出記載內容，但一同出土的那幅被老技工鉤成碎片的帛畫，可大體看出個眉目。隻見畫麵上分布著單個排列的人物，人物男女老少不同，其服飾有的著長衣，有的著短褲，姿態有的靜坐，有的兩臂前後伸展，有的吸氣收腹下蹲，有的屈膝抱腿，個別人物的旁邊還有題榜，似是一幅強體健身圖。後來這幅帛畫被正式命名為《導引圖》。
當國家文物局文物處處長陳滋德看到槨室內的帛書、帛畫已全部提取出來，便對考古組組長高至喜說:“我看將這些帛書、帛畫一同交給x師傅(指那位老技工)帶回北京故宮文物修複廠裝裱吧3”高至喜聽罷，麵露難色，但考慮到中央跟地方的關係，沒有吭聲。在一旁的白榮金、王孖見此情景，心懷憤懣之情地勸阻道:“x師傅裱畫沒的說，但裱帛書不行。這些帛書還沒有揭開，他不會揭取。如果讓他強行揭取，其結果同這幅健身圖一樣慘，我們堅決反對這種安排。如果非要讓他裝裱，也應該由湖南省博物館有關業務同誌將帛書揭開後再讓他拿去。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陳滋德聽罷沒有說話，那位老技工卻說道：“有什麼不可設想的，再破碎的書畫，凡到了我的手裏，殘的能裱全、壞的能裱好，好的會更好。我從事裱畫幾十年，還沒有遇到過不能裱或裱不起來的書畫。”說著，有些生氣地將身上捆著的一塊白布解下在地下展開，隨後動手拿起帛書、帛畫來。
白榮金、王開、周世榮等人在對老技工的這種做法提出了強烈抗議而無效的情況下，又將王冶秋、夏鼐等人叫過來解決和裁定。王冶秋見書畫被弄得亂七八糟，慘不忍睹，頓時悖然大怒，當場對那位老技丁以及陳滋德給予了嚴厲的訓斥。最後，老技工終於舍棄了帛書，而隻把出土的三幅帛畫拿起來塞入包楸中，氣呼呼地提著連夜乘坐火車返回北京。令所有的人都意想不到的是，隨著老技工的出走，三幅在世界考古史和美術史上都極為罕見的帛畫，再也沒有恢複原狀的可能了，從而造成了馬王堆漢墓發掘中一個無法挽回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