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這個敢於頂撞書記的學生娃兒膽大妄為的名聲，很快傳開了。被頂撞了的書記，似乎也並非像人們擔心的那麼狹隘。事後聽說，消了氣的他隻是對部下說了句：“這女娃兒需要再好好鍛煉鍛煉。”於是當年一入冬，我就被調到全省組織的農村三大運動的工作組，成為眾多工作組成員之一。我跟著由省、縣各級幹部五六人組成的工作組，進駐一村落。因參加這個莫名其妙的三大運動，我很遺憾地錯過了“文革”後與家人的第一次春節團聚。
當時我真不大明白這個工作組到底要幹什麼，隻知道要抓駐村的階級鬥爭，要揪出村裏隱藏的壞分子，要帶頭抓革命促生產。我們工作組成員們經常起早貪黑地與村民一起下地幹農活，用加長了鐵鍁頭的鐵鍁深挖地以響應“深挖地，廣積糧”的號召。工作組要處處做表率，所以比村裏人幹得還賣力氣。連續超量的重體力活兒把我累得腿直打戰，真想就地躺倒，歇了。除了幹活之外，還要向村民宣講三大運動的意義。我常躲在屋子裏鍛煉在眾人麵前講話的膽量。運動期間，為調查一起曆史懸案，我還曾隨工作組其他成員到臨汾監獄提審犯人。我們與獄警坐在提審室內，隻聽一聲沉悶的“報告”，應允後，門外進來一萎縮幹癟的小老頭。據說此人是個吃過炒人肝的日本漢奸。我還翻閱了犯人在獄中所記日誌，裏麵充斥著獄霸欺人、獄友互毆互貶的段子。為查明案情真相，工作組還在晉北太穀一帶走訪串戶。一日中午，正當飯點，進一村民家，即聞到從他家灶台大鍋裏飄出的一股股誘人飯香。大飯鍋裏是剛煮熟的稠稠的小米、蔓菁、紅薯、胡蘿卜、玉米麵小餅子的大燴粥。男主人與我們交談，家人開吃。長期饑腸寡淡，此刻又餓極了的我，看著農戶吃了一頓，當時覺得是今生見到的世上最好吃的飯食，那香味悠悠至今似可聞。
在工作組，與我同負責一生產小隊的搭檔，是個未過而立，喜讀書，很有些人情味的縣城小幹部。閑暇時，我會給他講些他想看又未看過的名著。“文革”期間，不論什麼運動都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善良的我倆盡力保護過一個正上初中、富農出身的少年，已記不清他因何禍起。村裏老百姓看在了眼裏，默讚。有人還說，別看這女子人小，心可不小，那男幹部聽她的。
執拗的頂撞，讓我經曆了一場不明所以的“農村三大運動”。這特別的體驗，苦樂參半。
艱辛的浪漫
到農村一年多後，度過了插隊生活適應期的我，心思有些活泛了。我曾和一個也喜歡追夢的女孩兒，異想天開地各自兜裏揣著20多元錢，就鬥膽結伴踏上了去往遙想之地——雲南的旅程。西雙版納的異域風情、茂密叢林中幽靜的竹樓、四季繁花滴翠的景致、傣族姑娘秀美的長發、五彩的筒裙都曾讓我著迷。與生俱來的浪漫是堅韌而蓬勃的，任何艱苦和磨難都壓抑不住，她隨時都在尋找著釋放的可能。當然，由於我們的率性而為，異想天開的計劃在中途就夭折了，但我們在困頓窘迫、錯綜迷離，又盈含著詩情畫意的感覺中遊曆，沁醉的歡怡與苦澀在艱辛的浪漫中如影隨形。歲月雖已消融，艱辛的浪漫卻依然鮮活。
那是1970年的春季，播完棉種後，四月底的一天淩晨四點多，經過多日私下密謀的我們，拿上頭天晚上偷偷準備好的軍挎，給同住的另外三個女生留下了一個“我們有事外出，幾日後即回，放心”的小紙條，便悄沒聲地開溜了。我們之所以秘密地實施我們的出遊計劃，是擔心在夢還沒有開始時即被扼殺了。我們頂著天上還未完全退去的點點晨星，走了二十多裏路來到了一個稱作“水頭”的小火車站，踏上遊途。
我們清楚二十多元錢，是不可能帶我們到達目的地的。我們必須像當年很多插隊學生一樣逃票。還算機靈的我們，很快就發現車站一個沒人看管的小邊門，我們從那裏進到了站台。等了一個多小時，才好不容易等來了一列停靠的火車，我們迅速地竄了上去。車上人不太多。第一次逃票的我們，提心吊膽地四下張望，生怕被什麼人發現。坐在我們斜對麵的幾個大男人頻頻投來的目光，讓我們陣陣發毛。我們要到的下一個中轉車站——孟塬，車程也就不到兩個小時，可心裏的慌亂讓兩個雖做事大膽、以前從不越軌的女孩兒覺得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