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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亦有情
1971年，已是我插隊的第三個年頭了。臨近春節的一天傍晚，我收到了大姐的來信，信中說爸媽和其他姐弟都到家了，知道我因參加省裏組織的運動不能返回，家人都很遺憾。信還沒看完，我已哭成了淚人，悲喜交加。真沒想到媽媽也能夠回家了，我喜極，可又為失去這樣一次難得的團聚萬分地惋惜。因為這是“文革” 劫難後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團聚。前一年媽媽仍被關押，爸爸的問題有緩，春節前被幹校準了假回到家中。我與分散在各地插隊的姐弟們也先後趕到了家。當我們看到年事已高、疾病纏身的爸爸看上去還精神矍鑠時，一直懸在我們心口的一塊大石落地了。可沒有媽媽的春節，時感戚戚。春節一過，我們帶著對媽媽深深的憂思，依依不舍地告別了父親，奔回各地了。
身為省法院副院長的媽媽自“文革”以來遭到了滅絕人性的摧殘和淩辱，甚至威脅到了生命。要不是媽媽堅毅樂觀，是很難挺過這一關的。我已有好幾個年頭未能見到媽媽了。可是媽媽現在到家了，我卻不能回去，深深的傷感讓我難以自已，淚流滿麵地跑回了住處，一頭倒在土炕上失聲痛哭，壓抑在心頭多年來的思念之苦噴湧而出。一陣陣心痛之後，還未等我從傷悲中慢慢平靜下來，一陣莫名腹痛突然襲來，疼得並不劇烈，卻讓我有一種要虛脫了的感覺。腹部的疼痛漸漸變得似有似無了，我卻無法從炕上爬起。正在這時，一起參加運動的同伴進屋，愕然。她趕緊叫來老鄉用平板車將我拉到公社的衛生站。到了衛生站天已大黑。值班的年輕男醫生初步診斷是闌尾炎急性發作。他的診斷是對的，我已患有多年慢性闌尾炎了。他看到癱軟昏沉的我，感覺病情十分嚴重，立即給我掛上了點滴消炎，並決定第二天一早將我送到縣醫院。夜深人靜時，近乎虛脫的我思緒翻滾，夜不能寐。“文革”後的一幕幕往事浮現在了眼前。
記得1968年的9月，我二姐就要去內蒙插隊了。媽媽已被關押一年有餘，我們一直未能見到她，偶爾傳出的音信，說是她被無數次地批鬥，遭受著嚴酷的體罰和人格的侮辱，我們揪心的疼痛，萬分擔憂著她的安危。二姐臨走之前，我倆決定同去保定探望被關押的媽媽。我們到保定後在瑟瑟秋風、瀝瀝清雨中向媽媽的關押地走去，憂傷籠罩在姐妹倆的心頭，不知此次能否與媽媽相見，一路心懸。當我們走到關押處的大門口時，那裏的森嚴戒備已讓我們有了不祥的預感。我們向看守人員提出探望媽媽的請求，被他們粗暴地拒絕了。我們據理力爭，精壯的看守人口出惡語。我怒而不棄，他竟向我揮起了拳頭，大我兩歲的姐姐怕他傷害到了我，嚇得趕緊將我拉開，連連顫聲陪著不是：“她還小，她不懂事。”我們迫不得已，隻有含著淚，憤然離去。
媽媽的處境，令心痛的我們如萬箭穿心。媽媽有著善良高潔的品性，當她在忍受屈辱和磨難時，心一定在滴血。想到這裏，一陣緊似一陣的悲楚襲上姐妹倆的心頭，我們嗚咽在瑟風淒雨中。嚴酷的現實殘忍地刺痛了我一顆花季少女的心。對時勢的不解和困惑，對人情冷漠的悲哀和失望，在我原本天真爛漫、純良善美的心性中埋下了沉鬱的因子。
不能和媽媽相見，我被過度的思念與感傷擊倒了。躺在公社衛生站的病榻上，一夜淚水肆淌，浸透了枕巾。第二天，公社衛生站派車將我送到縣醫院。縣醫院立即給我做了檢查，驗血後，發現白細胞近三萬，比正常值高出很多，確診為闌尾炎急性發作。給我檢查的醫生說：“為避免突發闌尾穿孔的危險，待炎症消退後，應盡快做手術，隨即建議我不要在縣醫院做，不是技術原因，是怕‘派性’餘毒影響手術安全。”我想可能是護送我來的公社醫生與醫院的某些人在“文革”激烈時是對立麵？不得而知。在醫院裏吃著藥，打著針，一周左右炎症漸消。我即打電報到家，從姐複電得知，爸媽過了初五即已離津。我原本想趁病回津看望爸媽，同時將闌尾手術做了，現在隻好改變回程路線，直奔石家莊的舅媽處。因那裏與媽媽所在的幹校不遠，我心存僥幸，說不定有機會能見到媽媽。到了石市，舅媽了解我的病情後，又帶我去石市醫院做了檢查，醫生要求我近日住院手術。舅媽知道我這次到石來手術，就是想方設法能見到媽媽一麵。因媽媽還未被“解放”，仍在監管期，一般不允假外出。舅媽為了讓我住院前能見到媽媽，特意跑到幹校與幹校的負責人交涉，說她女兒病重住院，要動手術等等。求爺爺告奶奶地好說歹說，他們終於放行了。當舅媽把媽媽帶到我麵前時，發現她消瘦了很多，原先烏黑的頭發，鬢角已顯斑白。雖百經折磨，腰杆仍很挺直，眼睛神采依然，讓我心寬慰。母女相見，百感交集，喜極而泣。待我情緒平和下來後，媽媽很關切地詢問我的插隊生活，並激勵我：“任何時候，遇到再大的困難都不要氣餒，一切都會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