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也有人提醒我，一般理工類學校政審要求不嚴，讓我再與這類學校來招生的老師溝通溝通，說不定更有機會。明知他們說得有理，可不諳世事，一根筋的我還是沒有去，就是不願上沒有興趣的專業。處於那樣的境地還會有這種想法的我，當年也算是個另類。
所有來運城招生的老師，不到半個月就都陸續完成了他們在當地招生的工作，紛紛離開了。測試過我的老師和那位蠻仁義的工宣隊負責人臨走時告知，已將我列入英語專業的招生名單了，若不出意外，不久就能收到錄取通知，去學校報到。招生老師走了，聚集在縣城的學生們也緊跟著一散而去。我在村裏最終等來的消息是——學校政審外調結果：父母均有問題，還未解放，政審不合格。我未被錄取。
1972年，我們地區招生辦的兩位同誌，是我今生不能忘記的兄長。他們對於我未被錄取的態度很明確：首先不相信那麼多老幹部都有問題，其次就是真的有問題，也不能殃及子女。他們決定衝破層層阻力，帶著另外兩個同樣也是因政審被大學拒之門外的插隊學生的相關資料前往我們的原戶籍地，也是我們申請入學誌願的所在地——天津，與校方據理力爭。在那個還未走出政治陰霾、階級鬥爭火藥味無處不在的年代，執著地去為幾個所謂的“黑五類”子女爭取入學權利的行為，很有可能給他們帶來莫名之罪。他們的義舉彰顯出了他們超越平庸、剛正的人格力量。此舉雖然竭力卻終無果，可他們在我心中是真正的鬥士，一生的兄長！
1973年的春夏之交，新一輪的招生又開始了。這次除了必須經過大隊、公社兩級推薦之外，又加上了招生地區統一的文化考試這一程序。考試讓已算得上“老插”的我有點欣喜若狂。老鄉們又一次首肯推薦了我。1973年，父親已到中央黨校學習，母親的問題亦有了要解決的跡象，政審給我帶來的壓力不大了。原以為再加上考試成績的有效製約，我應該是很有希望的，可實事卻遠非如此。
考試前，地區統一給考生放了兩周假，可以不參加生產隊的勞動。“文革”前隻是初中畢業的我想法兒找來了高中的數學課本臨陣磨槍，鉚足了勁，一通啃鑽。這次考試沒有太為難插隊生，語文隻考了一篇作文，數理化也隻考數學，還是開卷。我們地區的統一考試分兩天完成，一天語文，一天數學。語文是讓寫一篇關於在農村接受再教育的勞動、生活體驗與感受的文章。我寫了一篇近千字的散文詩。數學考題比較容易，基本上是初中水準，記得隻有兩道涉及高中教科書上的內容。那兩道高中題，我也在帶的參考書的例題中找到了同類型，鬼使神差地竟都做對了。最終，我的考試成績在全地區名列前茅。上一年招生辦的兩位兄長得知後，由衷地為我高興的同時，還擔心我父母的問題會再次影響到我。他們接著上一年的義舉，又甘冒風險地設法將我檔案中1972年校方做的政審外調材料撤出銷毀。他們的無畏“越軌”是對“文革”時期所呈現出來的社會政治道德的扭曲、荒謬與不公的抵禦和反抗。他們為了良知違背了所謂的“原則”，這不是誰都能有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