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媒介接觸的種類、使用時間的長短，傳播者的可信度也可能會影響受眾對公共事件的認知程度及態度上的改變。Worchel、Andreoli與Eason的研究發現，當受眾同意傳播內容時，無論他接觸的是何種媒介，他都會接受傳播內容的觀點。但如果他不同意傳播內容的觀點時，傳播者的可信度就會影響受眾的態度。假使傳播者的可信度高，受眾就有可能改變原來的態度；反之，受眾仍會堅持自己原來的觀點。但他們同時也發現：一個可信度高的傳播者，在電視上所能發揮的影響力比在報紙上來得大；而可信度低的傳播者則在報紙上能夠發揮較大的影響力。[2]
個人對公共事件認知、政治效力感的強弱以及態度的改變會影響個人對公共事件的參與，所以媒介接觸行為對於受眾在公共事件的參與行為中也將發揮一定的影響。受眾的社會參與程度與其使用印刷媒介有正相關性：關心公共事務的人比較傾向於報紙、雜誌等印刷媒介；電視、報紙和廣播這三大媒介，報紙被較多的受眾視為公共事務新聞的來源，而電視和廣播主要是娛樂的媒介。
（二）受眾的基本結構對公共事件傳播效果的影響
除了受眾的媒介接觸行為之外，受眾的基本結構也會對公共事件的認知、態度及行為三個方麵產生影響。
美國民意測驗的資料一再顯示，男性、白人、教育程度高、收入較高、白領階層或專業人員、較年長者，一般的政治知識較豐富。此外研究也顯示老年人較年輕人對政治更有興趣，並更熱衷於參與公共事務。[3]
三、北京奧運報道對培養和加強我國大學生民族凝聚力的效果分析
施拉姆認為：“媒介就是插入傳播過程之中，用以擴大並延伸信息傳遞的工具。”[4]可見，媒介可以看做是事物運動過程中的中介。在傳播的過程中，媒介指傳播信息符號的物質載體，比如報紙、雜誌、電波等。經營媒介的機構被稱為媒介組織或媒體，如報社、電台、電視台、出版社、雜誌社、電影製片廠等。
自從北京獲得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之後，我國政府向全世界承諾，要辦一屆有特色、高水平的奧運會。胡錦濤、溫家寶都反複強調，要把奧運會辦成讓國際社會滿意、運動員滿意、人民群眾滿意的國際盛會。我國各大媒體，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也紛紛開始渲染奧運氣氛，為2008北京奧運會造勢。
關於我國媒體北京奧運會宣傳報道對我國大學生民族凝聚力的效果，也可以從“認知、態度、行為”三個方麵研究，我們的研究假設：北京奧運報道對培養和加強我國大學生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認知層麵：培養了大學生的民族凝聚力，達到了傳播效果
2008年，我國是個“多事之秋”。1月南方暴風雪，3月鬧“藏獨”，5月汶川大地震，國際上多國媒體也趁亂“火上澆油”，歪曲報道事實真相、肆意妄為詆毀我國，甚至還有人預測北京奧運會不會如期舉行。我國政府和人民頂住了來自各方的巨大壓力，為全世界人民呈現了一台精彩紛呈的奧運盛會，完成了對國際奧委會、對全世界人民的鄭重承諾。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我國媒介大量的積極宣傳與報道，我國國民燃起了高昂的精神之火，激發出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奉獻精神，樂於奉獻的誌願服務精神以及強烈自覺的愛國主義精神，激發了13億中國人民弘揚民族精神、辦好北京奧運會的精神動力，民族熱情空前高漲。北京奧運會讓當代大學生們通過奧林匹克運動感受到了深深的國家意識、民族尊嚴與榮譽感。第一次作為奧運會的東道主迎接各國的客人和全球觀眾的主人公身份，也激發了大學生們的民族身份意識，產生了強烈的責任感。良好的傳播效果也極大地鼓舞了中華兒女奮發昂揚的鬥誌，大大提升了中華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使我國人民更加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