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角度多元
由於不同國家在國家利益、政治形態、文化背景、與中國的國際關係等方麵的差異，作為政治“風向標”的國外主流媒體對此次汶川地震的報道角度也不盡相同。
（一）經濟角度
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影響最大的一次地震，也是繼1950年西藏墨脫地震和2001年昆侖山大地震後的國內第三大地震（就震級而言），直接嚴重受災地區達10萬平方公裏。截至2009年4月25日10時，遇難69227人，受傷374643人，失蹤17923人，直接經濟損失達8451億元。
首震發生的第二天（5月13日），當國內主流媒體開始全線投入，重點報道對廢墟下生命跡象的尋找與援救時，同樣也是地震多發區的日本，其部分主流媒體已經開始關注地震對中國經濟可能造成的影響。日本Record China網站5月13日的報道，就通信、金融、建築、媒體行業以及需要支付大量保險金的保險業的股票價格走向進行了分析與預測。13日下午出版的日本《讀賣新聞》（晚報）刊載了一篇題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抗震工作跟不上》的文章，引用曾與四川成都的大學有過交流活動的土木學會前會長、早稻田大學教授濱田政則的原話，“在中國，地方上片麵追求高速發展，房屋的抗震性能可能被忽視。而且抗震檢驗體係也不完備”，揭示了經濟增長與房屋建設上存在的矛盾。
（二）政治角度
意識形態方麵的差異，也反映在海外記者對此次四川震災的新聞報道中。有的媒體側重於政府對震災信息公開的透明度來予以報道，無形中和政治因素相聯係。譬如，英國的《金融時報》發表文章表示：“從北京到邊遠的貴州，可以看到整個行政體係都在把‘及時公開準確信息’作為穩定民心的關鍵，電視、網絡甚至手機短信，都成為官方信息的發布渠道。”“國家電視台（指中央電視台）打斷正常的節目播放，直播四川地震的最新情況。平時晚上連播的電視劇也被采訪災區居民和幸存者的節目代替。”《澳大利亞人報》如是描述。
與國內記者在此次地震中肩負的“輿論導向”、“黨的喉舌”之媒體職能不同的是，海外記者更側重於對整個中國國情的關注與呈現，有時候還因政治立場的不同而刻意誇大甚至歪曲某些事實。這與媒體與政治之間存在的天生的裙帶關係是不無關聯的，即無論言論自由發展程度有多高，媒體報道都要或多或少受國家立場的限製——事實無國界，媒體卻有國籍。
（三）外交角度
國外媒體對此次地震的報道，相較國內媒體而言，還多了一層“國際關係”的伏筆。一國主流媒體對其他國家重大事件報道的態度，往往反映出本國政府或廣大民眾的態度，直接或間接地揭示出一段時期內國際關係的新動向。本次汶川地震中國外媒體的報道，也或多或少地表現出其所在國家對中國的態度與兩國之間的國際關係狀況。
英國廣播公司BBC引用英國外交大臣大衛·米利班德的觀點：“中國政府對於此次地震的反應快速而又高效，英國已經做好準備提供援助”，側麵反映出中英乃至中國和整個歐共體在近段時期內因各自利益需求和民眾呼聲而在各項領域的合作中發展成順勢，國際關係以合作為主。日本《每日新聞》則以《中國發生地震：日本政府表示如中國提出要求將提供國際救援隊等緊急援助》為題作了報道。報道稱，“福田康夫首相於12日傍晚通過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館向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總理溫家寶表示‘中國如有需要，日方已做好準備提供盡可能的援助’”。有趣的是，報道還補注了關於地震前5月6日至10日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雙方在日中首腦會議中確認將加強兩國關係”的信息，並進一步指出，“日本政府表示準備迅速提供盡可能的援助。預計將從設在新加坡的日本國際合作機構（JICA）儲備倉庫調撥毛毯、帳篷、發電機、醫藥用品等援助物資，也正在研討派遣進行搜救受災者工作的救援小組和醫療小組。日本外務省已與日本國際合作機構取得聯係，做好救援準備，但因為要根據當地受災規模才能決定援助規模，所以目前正積極獲取受災的詳細情況。”足見國際關係在媒體涉外報道中，對報道角度考量上的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