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丹禾
麵對四川汶川大地震這樣巨大的災難，媒體積極投入，撰寫和拍攝了大量感人肺腑的文章、照片和影像資料。無論是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赴災區指揮抗震救災，還是廣大解放軍武警官兵投入搶險；無論是身陷困境的災區群眾，還是一個個有愛心的中華兒女，都在媒體的報道之下活生生地展現開來。這些鮮活的報道之所以贏得廣大受眾的歡迎，贏得國內外的一致讚譽，正是因為在這場災難性報道中貫徹了“開放性”原則。
汶川大地震發生在5月1日國務院《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後不久，不同於以往控製占主導的情況，此次大地震報道中，中外媒體記者進入災區采訪沒有受到太多的限製，西方媒體記者隻要獲得被采訪人同意就可以進行自由采訪，政府有關部門每天通過媒體公布發現的地震遇難者人數，社會上關於地震發生後的一些問題的質疑也會從媒體上找到一定的解釋。
開放性原則在災難性報道或者說危機報道中的運用並非第一次，在2003年的“非典”報道中已經有所運用，但是相對於上一次，汶川大地震報道中的“開放性”更加主動、更加積極。
溫家寶總理在映秀鎮廢墟上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這次救災采取了開放的方針。”正是開放，讓我們掌握了話語權，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
一、輿論引導水平的顯著提高
媒體的輿論引導是一種大眾傳播活動。輿論引導關係著兩個群體：媒體和受眾。媒體既要注意對傳播內容的分析，又要研究受眾的需求；既要注重傳播基調，又要注意實現傳播效果。所以，輿論引導是一種高超的傳播活動。在實際的傳播過程中，媒體的議程訴求和受眾的議程訴求即使在宏觀上差別不大，但因為受眾的多元性，在微觀方麵也會有所出入。[1]但是，在開放性原則指導下，這種“出入”會逐漸減少，因為雙方形成了互動。受眾並不是單純的“受者”，他們接受信息——也就是“知情”的同時，還要“表達”。通過表達，將他們的想法反饋給媒體，媒體接收後，進行研究分析，然後和受眾形成新一輪的傳播關係。
在汶川大地震報道中，由於“開放性”帶來了媒體與受眾之間的這種互動，使得媒體輿論引導水平顯著提高。各家媒體都爭取在第一時間發布準確信息，掌握輿論引導的主動權。國務院新聞辦、受災地區政府的發布會天天舉行，地震傷亡人數通過互聯網實時更新；所有媒體形成立體傳播，深化輿論引導的感染力。如央視一套和新聞頻道啟動24小時直播，打破原有的節目板塊，形成全天候播出的《眾誌成城抗震救災》特別節目，影響全國。《人民日報》第一次為突發事件推出《抗震救災特刊》，人民網第一次就突發事件推出專門網站“抗震救災網”；主流媒體發揮評論優勢，增強輿論引導的針對性。如《人民日報》、新華社等主流媒體評論發揮了安撫人心、謳歌精神、鼓舞士氣、指明方向的作用。[2]
汶川大地震無疑是一種危機狀態，邁克爾·裏傑斯特在《危機公關》一書中根據大量的案例經驗，提出了著名的3T原則：Tell it your own（以我為主提供情況）；Tell it fast（盡快提供情況）；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況）。通觀這次地震報道，實際上在自覺與不自覺中，我們也貫徹了3T原則，媒體不但通過自己的眼睛把所見所聞盡快地告訴了受眾，而且竭盡所能盡可能多地進行報道。甚至通過網絡互動，盡快地了解受眾的需要，並進行更深入的報道。由於我們媒體報道的“開放性”，境外媒體的很多信息源都來自我國媒體，社會上也沒有出現什麼謠言，國內外的評價相當積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