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媒體報道的相對客觀
汶川大地震報道的開放性不僅受到了國人的好評，也贏得了西方媒體的尊重。西方人的價值觀崇尚人道和博愛，中國人講究“仁”、“義”。在這種價值認知中，有著相同點。這也就形成了在災難麵前，在生命受到嚴重侵害的大事件麵前，西方人表現出的對生命的尊重，對營救生命的人的尊重。
這次地震采訪報道的開放的結果是，100多家境外媒體的300多名記者湧進災區。《洛杉磯時報》駐京記者馬克·麥格尼爾一聽到消息便趕往北京機場，登上去四川的飛機，從重慶到成都再到重災區都江堰，花了8個小時，在5月13日便發回第一篇稿件。“沒有阻撓”，馬克說，隻要道路能通，記者就可以進去。路透社記者葛艾瑪到映秀鎮采訪，過去24小時中她隻吃過餅幹和花生，采訪時災民送給她一碗熱麵，使她“滿心不安但充滿感激”。[3]
盡管由於中西方製度和文化差異的原因，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偏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全消除，但是在地震報道中，大部分國外媒體進行了公正和及時的報道，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號召力、對中國人民的臨危不懼給予了客觀評價。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5月13日刊登了《中國的地震報道出奇地透明》一文。文中說：“這一次中國對大地震的反應讓外界相當地吃驚，因為她的反應速度之快讓外界非常地吃驚，透明程度也讓外界非常地吃驚。”“中國的每一個人在家裏看電視的時候，都可以全程地跟蹤到這次地震災難的每一個畫麵，比如說小女孩在瓦礫中被救起，救援人員的部署和政府下一步的決策等等。”
即使是一直對中國不太友好的《華盛頓郵報》在5月14日的報道中也說：“在中國的網絡社區和聊天室裏，隨處可見對政府應急反應的讚美之聲。”同一天，《華盛頓郵報》對溫家寶總理在災區指揮抗震救災，安慰被掩埋在廢墟下的群眾都作了詳細報道。
開放的報道政策，讓一貫喜歡用自己的雙眼發現新聞的西方記者通過自身感受寫出報道，傳達受眾。而西方媒體的受眾也習慣於接受這樣的報道方式。試想如果沒有報道的開放性，西方記者隻能繞開政府，通過各種途經尋找新聞的突破口，雖然也能做出文章，但是在客觀性和可信度上就要大打折扣。因為受到阻撓的西方記者這時很可能會做出惡意推斷，而在惡意推斷下的報道其結果可想而知。
與西藏“3·14”事件時的報道相比，這一次的開放和透明，不但讓“中國媒體掌握了在世界公眾麵前的話語權，為中國政府贏得了國際聲譽，也讓一些有偏見的國外組織、媒體和政要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難以妖魔化中國”[4]。
某種意義上講，西方媒體進入災區自由采訪的過程，也是一種與中國媒體交流的過程。通過這一次經曆，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在今後的合作交流中，如何在一些普世價值原則比如人道主義原則上相互借鑒，在國家形象的樹立過程中為我所用。
四、突發事件報道機製的形成
災難麵前，每一家媒體都以最快的速度爭取主動。但是，僅僅靠快是不夠的，因為災區範圍廣大，如果一個記者到達災區後，沒有後方指揮調度，隻能像一粒沙子隨處飄揚，寫出來或拍攝出來的東西雖然有新聞點，但很可能沒有係統性。所以說，在大地震這樣的突發事件麵前，一個良好的機製十分關鍵。
有了良好的機製，前方采訪的記者才有目的性，才能有的放矢；有了良好的機製，報道效果才能實現“良性到達”，媒體和受眾方能滿意。通過這次的地震報道，突發事件報道的機製主要可以概括為編采融合與報網融合兩方麵。
在這樣開放性的報道采訪中，一家媒體如果想做到“獨家”，最好的辦法就是追求策劃的獨家。新聞報道策劃需要製訂報道的指導思想、報道思路，然後深度分析、廣泛采訪、形成合力。盡管事件是“突發”，但一樣可以逐步策劃。如央視滾動播出的《眾誌成城抗震救災》特別節目，一方麵派記者奔赴災區，另一方麵聯係四川災區各省市電視台記者，征集信息，並根據信息製訂下一步報道計劃。從挽救被壓在廢墟裏的群眾，到災後安置重建；從災民自救到官兵、全國人民救助，一個個選題自然切換，形成良好的報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