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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預測出的2009年GDP實際值換算成名義值，按照中國1990—2008年平均增長率增長的GDP的名義值為340477億元人民幣，按照中國2004—2007年平均增長率增長的GDP的名義值為334008億元人民幣，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09年經濟數據，我們使用的美元對人民幣的彙率為2009年美元對人民幣彙率的中間價6.83；2008年GDP平減指數（GDPDeflator，又稱GDP縮減指數，GDP折算指數，是指沒有剔除物價變動前的GDP增長與剔除了物價變動後的GDP增長之商。該指數也用來計算GDP的組成部分，如個人消費開支。它的計算基礎比CPI更廣泛，涉及全部商品和服務，除消費外，還包括生產資料和資本、進出口商品和勞務等。因此，這一指數能夠更加準確地反映一般物價水平走向，是對價格水平最宏觀的測量。計算公式一般為：名義GDP／實際GDP×100）為182.555016，而2009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彙率又貶值6.1%，於是可得2009年GDP平減指數為193.690872。這兩個預測值與2009年中國GDP的真實名義值335353億元人民幣（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現價總量為340507億元，比初步核算數增加5154億元）都非常接近。相比之下，按照中國1990—2008年平均增長率增長的GDP的2009年預測值與真實值更為接近一些。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按照這種方式預測出的預測值還是有很大的可信度的。
圖6‐22不同稅收收入增長情景下的中國未來5年GDP增長趨勢差異
由圖6‐22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稅收增長情景下，中國GDP總量的增長速度均趨緩，但是，在2009—2012年會表現出比較明顯的差異。其中，由表6‐3也可以看出，當中國的稅收增長率以1990—2008年的平均增長率（11.84%）增長時，GDP總量最大，大於按照2004—2007年間稅收平均增長率（16.20%）增長的GDP值。但是這並不能說明稅收增長率越低，GDP增長越快。因為當中國的稅收增長率按照印度1990—2008年的這樣一個比較低的平均增長率（7.88%）增長時，預測出的GDP總量反而較低。也就是說，稅收增長率應當保持在一定的範圍之內，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並且在今後幾年，中國的稅收增長率對GDP總量增長還是有正影響的，3年之內不會出現稅收收入增長率越低、GDP增長越快的局麵，降低稅收增長率對經濟增長有不利影響，稅收總量與GDP總量之間的關係在未來3年內仍會保持。
（三）中國和印度GDP總量增長趨勢比較
由於印度的稅收收入總量與GDP總量之間的關係並不顯著，因此我們在預測印度情況時隻使用指數函數模型模擬出的結果，如果以固定平均增長率來預測印度未來5年的GDP增長情況，結果見圖6‐23。
圖6‐23印度固定平均增長率下未來5年GDP增長情況
從圖6‐23中我們可以看出，印度的實際GDP總量在2008年時達到最大值，為1.0E+12
即1萬億美元左右，並且按照指數函數模型模擬出的結果，預測出的印度2009年GDP是低於2008年GDP的，而對比剛剛出爐的印度2009年GDP的實際值，我們會發現，印度的實際GDP為12,329億美元，果然低於2008年的12,633億美元，漲幅為‐2.4%，這說明本章中對印度進行的固定平均增長率預測還是具有一定的可參考性的。而以稅收收入作為一變量預測出的中國2009年GDP與2008年相比仍然是上升的，且符合實際情況，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當稅收收入及其結構安排對經濟增長有積極作用時，對經濟增長能夠起到調節、拉動作用。同時結合模擬預測圖6‐22我們也可以看到，在近3年內印度GDP總量仍然會與中國保持比較大的差距，但是二者之間的差距也不會再繼續明顯增大，更有可能保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小結與思考
通過使用多項式模型擬合我們發現，中國的稅收收入超經濟增長並未給GDP的增長帶來太大損害。中國的GDP總量一直處於上升狀態，還未開始下降，於是我們無法得到使GDP開始下降的宏觀稅負水平。到2008年時，GDP總量最高，對應的宏觀稅負水平也最高，在18%左右，也就是說在1994年到2008年間，除兩個個別年份（1994年和1995年）外，均表現出宏觀稅負越高、對應的GDP總量越高的趨勢，且18%的宏觀稅負水平仍然可以使GDP總量保持增長，中國的宏觀稅負還未損害GDP增長，還未達到拉弗曲線所示的“稅收禁區”。這就與以往的研究結論有很大不同。比如，嶽樹民、安體富（2003）通過對1994‐2000年中國大、中、小口徑的宏觀稅負與GDP增長率進行的實證分析，證明中國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關係，且相關性較高。郭慶旺等（2004）利用中國1995‐2002年的麵板數據模型分析了不同地區稅收負擔對經濟影響的個體差異。他們認為，邊際宏觀稅率每增加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便會下降0.027個百分點，同時他們認為，稅收收入的過快增長將嚴重降低稅後產出—資本比。曾國安、胡晶晶（2006）根據1994—2005年中國稅收收入的數據通過回歸分析得出，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稅收收入的增速過快，且中國的稅收收入的增速超過GDP的增速的幅度過大。中國宏觀稅負水平過高，抑製投資和消費需求的增長，從而對經濟持續增長造成負麵的影響。而在本文的研究當中，現有的宏觀稅負水平不利於經濟增長的情況並未顯現。在隻考慮稅收不考慮財政支出的前提下，對於資本或者對於勞動課稅，的確將會對於資本或者勞動產生負麵影響；但是，如果考慮政府利用稅收擴大政府購買支出，進行社會轉移支付，那麼稅收對於經濟的影響將存在正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