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平涼。”
“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很苦的，挺不幾個錢，還不如北京的民工呢。”
“不要緊，夠吃夠喝就行。”
“人家是去支教，希望工程吧？就是，人家要圖掙錢還跑甘肅幹嗎？這樣的小夥子幹點什麼還不掙個四千五千的？你懂什麼呀？”
“就你懂！喝你酒吧！”女的白他一眼，笑著說。男的舉起酒盅，勝利似的向她一擠眼，一飲而盡。女的抄起筷子就打過去，可惜，慢了一步，男的亮出了盅底。
倆人都是駐馬店的，結婚多年了，大孩子都上小學六年級了，他倆和老鄉合夥，給好幾個家超市配送水果，過年，老鄉都回家了，他們還得在北京盯著。我問他們孩子怎麼辦，男的說：“在老家。北京的學校，好家夥，一去就交好幾萬，一年才掙幾個錢？北京的孩子學習還不如老家的孩子呢，真要是在這兒上學，戶口又在老家，考那點分兒，回老家能幹什麼？我不是吹，我也上過高中，當年在班裏也是前幾名，可惜生錯了地方，要是學籍在北京，清華、北大不敢說，北師大沒問題。”女的也說：“他挺愛看書的，腦袋瓜兒不笨，比我強，可惜了沒上過大學，比不了你們這些大學生。”
“大哥平時看什麼書？”
“《故事會》、《知音》、《童話大王》什麼的。”看得出，他是個愛說笑的人。
“史鐵生喜歡嗎？”
“喜歡，怎麼不喜歡？要不是《我與地壇》，我都不知道還有地壇這個地方，明天我們就去地壇廟會。”
我說了句“稍等”就回屋了，從箱子裏找出本《我與地壇》，又回來，說：“大哥，送你了。”不管是看書的還是不看書都很高興，加上小酒兒的熱乎勁兒，說出的話也是熱熱乎乎的。他問：“你是自己去，還是什麼共青團組織的？”我說自己去。她問：“聯係好學校了？”我說到那兒再說，慢慢找。他說：“那可不大好，萬一去了連工資都沒有怎麼辦？兄弟，有點冒失。又人生地不熟的，再遇見壞人，誰管你？再說，這家裏人還不知道，你一去去那麼遠，家裏人也不放心啊！”
“兄弟，事兒是個好事兒，可也得考慮考慮父母的感受。兒行千裏母擔憂，母行千裏兒不愁。”
“什麼跟什麼呀？不懂別瞎說！”
“怎麼瞎說了？想想家裏倆小子，心裏就焦酸，可他們在家裏有吃的有玩的，他們想你嗎？”
“大姐說的對，平時都是我媽給我打電話，我沒事很少往家打電話。”
“你要真想當老師，北京就有，打工子弟小學嘛，對吧？超市裏那幫外地的，一個月八百塊錢，又要吃又要住，還帶著個孩子，有的還倆孩子，還有仨的。京客隆那小趙那孩子，都八歲了，也不上學，女孩兒。北京有幾家這樣的學校，記臉兒那孩子不就送打工子弟小學上學去了嗎？交點兒學費，交不多。我覺得，兄弟，真的，你都不用跑甘肅那麼遠，就在北京就行，像這樣學校挺缺老師的。記臉兒那孩子都換倆學校了，上著上著，學校辦不下去了，不是沒錢就是沒老師。是吧，我覺得你可以考慮考慮。”
我認為他說的有道理，不管是不是真的，我都不想承認，我的逃亡是因為怕了誰。留下來，就是給自己留下個證明的機會，證明自己是可以打敗些東西，包括命運。
思前想後，還是買了張新卡，猶豫再三，給江童打了個電話，她沒接，我又發了個短信。到了下午晚些時候，她打來電話，我說我換了電話，她淡淡地說知道。我突然意識到，我隻是想跟她說我換了電話，隻此而已。她也無話與我講，我說我會給她寫信的，她也不置可否。與無言以對中掛了電話，情不自禁地有絲絲涼意。到了晚上，她給我發來短信，寫道：你騙我，我就殺了你。那條短信，我看了再看，如獲至寶。
我的鄰居來串門，邀我跟他們共進晚餐，我說吃過了，雖然沒吃，他也沒強求，就跟我聊了會兒天，問我下一步有什麼打算。我說他的主意不錯，我打算去打工子弟小學當個老師。他問我要不要他幫我聯係一下，我非常感謝，他回屋拿來電話，當著我麵兒就拔了起來。記臉兒跟他說了學校的電話，是座機，還說了學校地址，這時就把電話給了我，說得很詳細，怕我找不到，確實難找，他說學校在安河橋，我聽都沒聽過，還說學校出了正月才開學，讓我別著急。對我好鄰居的幫助我感謝萬分，他說他應該感謝我才是，他說要是全天下的讀書人都肯像我這樣去教窮人的孩子，那天下就沒有窮人了。
我跟我哥打了電話，叮囑他不能跟任何人透漏我的電話，他卻說他去了鄭海燕家。鄭海燕若無其事地跟他說：“去找警察吧，警察說是那就是；警察說不是，我也不好攬過來，是吧！”我哥真的要去報警，征求我的意見，我太清楚了，隻要我的沉默超過五秒鍾，他就會當我點了頭，是克服不了羞澀的表了態，所以，還未等我哥把話說完，我就說：“不行！生怕她不知道我在哪兒，所以報個警，什麼叫報警？不就是報信嗎？那不等於要我站她跟前要她瞄著打嗎？”我哥還想和我爭論一番，可說出那話顛三倒四，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說什麼，還好，算他自省得早，省了些我的電話費。他又埋怨我年三十不給家打電話，說：“甭說爸媽了，我跟你嫂子都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