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剛過，城市的街頭巷尾還沉浸在節日的歡樂之中，火車站、汽車站已迎來了一撥撥的外來工，他們提著簡單的行囊，東瞧瞧西望望。小孩子拉著大人的衣角，偎依在大人的身邊，看得出這些人是新來寧波打工的，而在寧波已經有一段打工經曆的民工則抽著香煙，大聲講述著寧波的什麼，一副“老寧波”的樣子。看來，經濟危機並沒有影響他們來甬打工的熱情和追求淘金的夢想。看到那一幕，我的心情很複雜，也想起了我少年時一元錢一天的小工生涯。
那是1973年春後，我高中畢業不久，為補貼家用，經母親與泥工王師傅聯係，我以王師傅親戚的名義跟隨他們幾人到5公裏外的東錢湖莫枝白岩山海軍倉庫工地做小工。那時正值“文革”後期，地方黨政機關及國有企業的軍管尚未結束，軍隊顯得神秘且擁有絕對的權威，軍民關係僅限於上層交往，因而老百姓很難進入部隊營區，去部隊營區做工也需經過嚴格的審查。我是施工人員的親戚，屬照顧對象，就免了這一關，隻是不再姓錢，而改為姓“王”了。
我的工種是令一般人尤其是女小工向往的鋼筋工，在室內工作，不用日曬雨淋、敲敲打打，也就是將一圈鋼筋截斷後再用鐵榔頭敲打平直，用於紮鋼筋模型澆鑄大梁，一元錢一天，按日計。從勞資關係上說，沒有什麼用工協議，也沒什麼現在“三金”之類的規定，完全由軍方決定。
我上班要走5公裏的路程，大都是高低不平隻有一塊石板麵的水田路，大約要步行一個小時，早出晚歸，中午自帶米和菜，由工地食堂蒸熟。母親見我一天奔波勞累，倒床就睡，有點心疼。我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她有時會買一斤豬肉來犒勞我。要知道7角2分一斤的肉，幾乎是我一天的報酬所得，就被我一人一頓午餐掃光，我有點過意不去，總要從鋁盒中分出一半已用醬油浸過的肉留給家人吃。吃慣了鹹菜蘿卜的嘴，對肉有特殊的嗜好，望著香噴噴、油漬漬的蒸肉我直咽口水，吃到胃裏真是一種享受，抹抹油嘴，再打一個飽嗝，就有幾分幸福感，也暫時忘記了疲勞。
鋼筋備料結束了，我們幾人隻好到室外去挑水泥漿，去伺候泥工師傅。三層樓高的倉庫，用毛竹搭的腳手架子有七八層，我身單力薄，上腳手架一步一顫很是吃力，還要走坡拐彎，常常是汗流浹背。有時碰上巡視的穿軍裝的施工員還要被催促多裝快挑，我心裏暗暗叫苦，背後罵他是“周扒皮”。
有時，我們也抬預製板，那是鋪在房子層麵上的，造一層就要鋪一層。預製板內有三個孔，約400多斤重，得由四人抬。王師傅告誡我抬這預製板要小心，兩人搭檔肩與肩要靠攏，雙腳要挪開，呈“八”字形。我努力踐行，還特意去保管間要求換根新繩子，但保管員以沒繩子為由拒絕了我。結果意外還是發生了。那是一個炎熱的下午，我抬預製板的繩子斷了，水泥板的一角重重地砸到了我膠鞋內的大腳趾上，頓時，殷紅的鮮血滲透了鞋幫。我痛得直叫，但部隊方沒人理會，王師傅聞訊跑來，幾個人輪流把我背到莫枝，設法弄來抽水機船。途中又下起雷雨，他們冒雨把我送到了我姐所在的橫溪衛生院，拍片診斷為左腳大腳趾骨折。打上石膏，配了消炎藥，我就隻能回家靜養了。
炎熱的夏天，溫度很高，出汗多，不久我的腳感染了。解開石膏，發現腳腫、脫皮，整個左腳麵像油煎黃魚。家人不得不把我再送去姐的衛生院，經過一周的精心治療，我的左腳基本上控製住了感染，開始康複。
女作家陳學昭有一本書——《工作著是美麗的》，我說勞動是美麗的，也是幸福的，正像火車站那些源源不斷而來的幾十萬民工，他們的艱辛勞動，造就了既時尚又現代的大都市。他們任勞任怨，負重奮進，在寧波站穩了腳跟，成了新寧波人。我的小工日子與外來工相似，我為國防事業出了力，流了汗，甚至負了傷，雖然我的小工工資還不夠我支付醫藥費，但我感到勞動是快樂的，是值得的。它使我懂得了勞動的艱辛，節儉的美德，學會了生存的本領，堅定了任勞任怨、知難而進的信念，它永遠激勵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斷前進！
（2009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