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經驗研究表明，經濟地理空間的多中心化現象是區域一體化進程後期階段產業擴散的結果。如Amiti、Brulhart等學者發現在統一前後的歐盟，隨著一體化進程的推進，製造業的集中率呈下降之勢。Kim、Meyer 發現在美國地區經濟發展史上，在一體化水平的前期階段，即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製造業主要集中在東北地區、大西洋沿海中部和以五大湖為中心的中西部地區；但隨著一體化的更進一步推進，20世紀中期以後，美國製造業迅速向東部地區、南部地區擴散開來，產業集中率急速下降。
本課題前述研究也發現了類似現象。這些事實都揭示了一個已被理論證明了的經驗規則，即一體化水平從低級階段向中級階段挺進時，產業的地區集中率是上升的；而一體化從中級階段向高級階段挺進時，產業的地區集中率是下降的，即新經濟地理學所謂的著名倒“U”字型曲線。一些學者通過對企業網絡變化、生產組織方式變遷及空間結構演化的實證研究進一步指出，伴隨產業集聚與擴散，企業的縱向分解及由此產生的企業聯係網絡，是多中心城市區域空間結構形成演變的微觀機製。
然而，由於國情製度的差異，中國區域空間結構的演化過程在與西方表現出共同規律性的同時，必然會呈現自己獨特的個性。本章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以長三角為例，以西方標準的區域空間理論為原型，從製度經濟學的視角對改革開放以來長三角區域經濟地理空間變遷的過程與現象作出解釋，通過理論邏輯推演，建立起一個立足於中國體製轉軌時期的區域演化理論模型與空間分析框架，以此對全文作一個理論總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長三角構建成熟發達的多中心城市區域的治理結構及其策略建議。
本章的結構安排如下：首先分析了當前長三角區域協調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然後，考慮在理想狀態下（忽略區域交易成本與摩擦成本），根據西方經典的區位理論，通過對企業的規模報酬遞增效應、運輸成本和生產要素成本的變化分析，建立一個兩區域的空間分析模型，並模擬了區域“中心-外圍”結構的自組織演化過程；接著，從中國的現實背景出發，考慮長三角地區一體化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種製度實施成本和改革的摩擦成本，分析交易成本對企業區位選擇的影響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可能的空間分異結果，提出了一個針對轉軌體製國家的空間分析模型；最後，在總結模型對理論研究啟示的基礎上，提出了長三角構建成熟發達的多中心城市區域的治理結構及其策略建議。
第一節長三角區域協調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在經曆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後，長三角地區無論在行政等級上還是經濟發展上都已呈現出多中心的趨勢，未來這種多中心的趨勢將更加明顯。然而，在空間形態上呈現多中心的同時，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衝動也進一步造成了區域管治的困局，長三角區域發展中還存在著諸多問題和不協調因素。
一、區域產業分工與城市功能定位問題
長三角地區各城市之間地域相鄰、人緣相親、文化相近、經濟相融、自然條件和人文環境相似。這是區域協同發展的重要基礎，但同時也是區域同質競爭的主要根源。發展基礎的相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區域內各城市發展定位相似，城市功能雷同，分工不夠合理，產業低水平、低效益同構以及過度競爭現象普遍存在。其結果不僅難以充分發揮各城市的比較優勢，也不利於形成區域發展的整體合力。目前長三角產業結構趨同率高達70%。在16城市中有11座城市選擇汽車零配件製造，有8座城市選擇石化，12座城市選擇通信作為產業發展的主要方向（楊俊宴，陳雯，2007）。這種產業分工協作關係的缺失使各城市之間的競爭多於合作，矛盾多於協調，由此造成對外資的惡性競爭，更造成不必要的重複建設與資源浪費。比如，上海的“173計劃”、江蘇的“沿江開發”戰略和浙江的“環杭州灣產業帶”戰略，都以吸引外資為前提。由於外資是有限的稀缺資源，江、浙、滬通過開發戰略來爭奪外資，極易導致“鷸蚌相爭（競相壓價），漁翁（外資）得利”的被動尷尬局麵。在都市區層麵，同樣存在類似問題。如2001年的行政區劃使蕭山、餘杭劃入杭州大都市區，但杭州與蕭山、餘杭之間“貌合神離”的狀態至今仍是個頭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