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冬天，我常常帶喜歡《三國演義》的兒子去那兒看這些人物，我們站在幽暗的長廊下，把塑像跟小說中的人物形象一一對照。那種感覺不是通過舞台觀看人物的喜怒哀樂和故事情節的變化，而是像查看身份證或戶口簿那麼親近，因為麵對每一個人物時，我們可以非常細致地審視他。而這些塑像的神態也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像模特那樣靜靜地坐在那兒等你看。
武侯祠森然緊湊的層層殿宇，以及井然有序的人物塑像，是容易讓人產生錯覺的。就像我在前麵提到的，一個英雄輩出、刀光劍影的時代忽然被凝固下來，而武侯祠似乎就是一幕蜀漢君臣朝覲時的特別景象，文武大臣排兩班，國之君王坐中間，這多麼符合儒家的“三綱五常”思想，傳統、和諧、自然、有序。你在這裏看不到一點衝突，完全是“天下大同”。
跟杜甫草堂相比，我個人是更喜歡武侯祠的，因為武侯祠能讓人看見一個時代，看見成都人對那個時代的歌詠；而杜甫草堂相對來說要虛幻些，盡管它也是成都人為一個詩人所建的祠堂性質的園林，但被秋風所破的茅屋是原來的樣子嗎？老妻畫紙、稚子敲針的日常生活細節在哪裏？杜甫在哪兒看見“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既沒有榿木、燕子，也沒有大邑的青瓷。總之，我們除了想象，已經無法忠實地複原杜甫當年在成都的生活場景了。
當然武侯祠還是有缺憾的。在我們的記憶和想象中，武侯祠總是跟森森的古柏連在一起的，就像大慈寺原本跟壁畫連在一起一樣，那是我們認識事物的一個參照，或者說一個最明顯的標誌。但是現在武侯祠內的柏樹還遠遠稱不上“森森”。當年杜甫遊覽武侯祠，也許是剛到成都不久，路徑還不熟悉，他攔住一個路人問道：“丞相祠堂何處尋？”人家就告訴他說：好找啊，就是錦官城外那個柏樹又多又大又密的地方。杜甫照著柏樹的方向走去，果真就找到了。那時候武侯祠的古柏“霜皮溜雨”，“黛色參天”，樹皮老得跟百歲老人的麵部皮膚一樣，刻滿了歲月滄桑的痕跡。
我在武侯祠漫遊的時候，心裏一直記掛著那些古老的柏樹，因此曾在殿前殿後的樹林裏尋找過古柏的蹤跡，哪怕是一根年輪像磨盤那般粗獷的樹樁也好，但是我沒有找到。後來在孔明殿背後的屋簷下看見一個根雕形狀的大樹樁，一問，果真是一棵古柏的樹樁。但它是否就是武侯祠當年的古柏，這已無從考證，而且那個樹樁被棕色的油漆塗抹過，被根雕藝人加工得細膩光滑，完全沒有古柏的原始和粗獷了。據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益州諸葛亮廟中大柏，相傳為諸葛亮親手所植，故人多采其葉，以作藥味，其甘香異常。”可見武侯祠中的古柏在明代還森然矗立，隻是由於明末的兵燹，武侯祠才遺失了這麼珍貴的記憶參照物。
君臣
一天中午，我跟兒子坐在武侯祠的回廊上，耳邊滿是悠揚的蟬鳴聲。兒子手拿一本剛買的連環畫快速翻閱著，忽然抬起頭來問我一個問題：你說武侯祠是為紀念諸葛亮而修建的祠堂，可是為什麼裏麵又有劉備殿、劉備墓？而且大門上的匾額不直書“武侯祠”，卻寫成“漢昭烈陵”呢？
是啊，這就是武侯祠讓人疑惑的地方。按照通常的理解，武侯祠就應當是專為紀念諸葛亮而修建的祠堂，因為諸葛亮曾經被封“武鄉侯”。但是這座祠堂的門額上分明寫著“漢昭烈陵”，那應當是劉備的陵才對，因為劉備死後被說“昭烈皇帝”。這的確有些驢唇不對馬嘴，叫人疑竇頓生。
翻閱史籍，才知道原來這一帶既有劉備廟又有武侯祠。換句話說，成都人在紀念蜀漢皇帝劉備的同時，也紀念蜀漢丞相諸葛亮。君是君，臣是臣，人們想把香火往哪上就往哪兒上。但是劉備和諸葛亮在成都人的心目中並非是傳統意義上的排位——君是臣綱。相反，成都人對諸葛亮的情感，遠遠超過了他的頂頭上司劉備。在成都人心目中，諸葛亮是這樣一個人：他是忠誠智慧的化身，他把全部心血都貢獻給了蜀漢帝國和蜀漢人民，他的日常生活異常儉樸，家裏的老婆也很醜，稱得上是黃臉婆，但他從沒見異思遷的想法，更不用說三妻四妾地胡來。而且死後也不願大肆操辦喪事，隻希望葬在前線定軍山中，有一口棺材和一領席子就夠了。最讓人感歎的是，他不因為自己的功勞大，就“蔭庇”家屬和後代，死後隻給他們留下一點薄田和幾百株桑樹。這樣的人哪裏去找？而跟諸葛亮相比較，劉備的形象就要黯淡得多，他沒有什麼特殊的本領，論智慧不如諸葛亮，論武功不如關羽、張飛，然而他卻做成了皇帝，而其他的人都在為他出謀劃策、嘔心瀝血。老百姓心中不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