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早上就要集合了，一想到這個，我就慌得再也睡不著，連忙爬起來，去敲冀惠彥的門，再過一會兒，楊小勇也起來了，我們仨就迷糊而又清醒地，坐在那兒合計。唯一能肯定的是，17號的報道，基本算是廢了，我們反複地想這事該怎麼辦，左想右想，中間還接待了大使派來確認情況的工作人員，麵對他們的關切，隻能口不對心地說著，跟台裏再商量一下，再等等、再看看，拖延著，忍著時間的煎熬。
眼看著到了午後，我覺得這樣下去不行，不得不做一個決斷。我說：“我們表決吧，是執行命令走，還是不走。”
“能不走嗎？怎麼能不走？”他們倆異口同聲地問。
我說：“不走，咱就躲起來。”接下來，我告訴了他們一個很極端的辦法，那是個瘋狂的念頭，最後的掙紮與賭博。
傍晚的時候，我把阿布叫到飯店，交給他三本護照，這是我們央視伊拉克戰爭報道組三位成員的唯一合法證件。我告訴他：“從明天開始，你就失蹤，隻有我能找到你，別人都不行。隻有明天一天，躲過去了，這一關就過了。”
阿布雖然不知道我的意圖，但仍給予了足夠的信任，他連聲答應著，收好護照便匆匆離開了。
那一夜，我們在拉希德飯店輾轉反側，夜不能寐。
3月18日淩晨2點，冀惠彥還坐在窗台上發呆，他問我，小水啊，這法子能行嗎？我裝睡，沒回應他，其實是心裏也沒底。這麼冒險的事，誰說得準呢。但是現實是，這是惟一的辦法。
淩晨5點，天還沒亮，我們就趕緊開上車出門，離開了拉希德飯店周邊。海事衛星電話斷了線，阿布專門幫我買的伊拉克版手機“二哥大”也關了機，打定了主意要與世隔絕。
後來新華社的同行告訴我，張維秋大使在使館門口足足等了我們兩個鍾頭，甚至讓人去飯店找我們，卻毫無結果。快9點多的時候，我聽說大使他們一行人還在等，有點坐不住了，我就跟冀惠彥他們倆說，你們先找地方待著，我還是去一趟。
我惴惴不安地打車到了使館，一眼就看到張維秋大使，所有撤離人員都在門口，車輛都已整裝待發。
我假裝一臉慌張無奈地跑過去，上氣不接下氣地跟大使說：“大使，不好了，我們那個伊拉克的雇員今天早上不見了，我們三個人的護照都在他手裏，我找了他一早上，怎麼也找不到人。沒護照我們走不了，到了約旦口岸，您這邊也說不清楚啊。伊拉克本來就是警察國家，現在又這個局勢，沒有護照肯定不行啊……”連說帶比畫，表情和音色都足夠誇張焦慮，“要不你們就先走吧，別耽誤了，我繼續找那家夥，找著他拿了護照，我們就跟上來。況且那家夥還拿著我們的錢，沒錢我們也沒法從新聞部和飯店那邊結賬啊。”
張維秋大使就那麼盯著我，眼裏滿滿都是“你就騙吧”，那種識破的感覺，但是又拿我沒有辦法，我心裏一陣陣發虛。我們就這麼四目相對了半天，他終於無奈地鬆口說：“好吧，你們一定要馬上來，我們在邊境口岸等你們。”
我心裏一塊石頭“咚”的落地，滿腦門都是汗，嘴上說著“好的好的”，想著趕快把他們哄走算了。
大部隊從我麵前離開的時候，新華社的老同事跟我道別，臉上露出詭異的笑容，一拳就捶在我肩膀上：“你小子行啊，你那護照現在就在身上揣著吧？”
我一臉誠懇和無辜，嘿嘿地笑著：“說什麼呢，我是真的找不著了。”一邊說一邊還推他，“趕緊走趕緊走，我們馬上追你們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