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撤離大隊的最後一輛車絕塵而去，我如釋重負地舒了一口氣，卻不想，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
我找到冀惠彥和楊小勇，三個人躲在新聞中心的帳篷那邊，找選題的找選題、編片子的編片子，都沒開口說，但都覺得暗流洶湧。
平常我們的海事衛星電話在白天都是架通的，我那部巴格達當地的“二哥大”雖然多數時候不好用，但也是24小時開機，時刻等著有什麼消息過來，或者國內台裏的什麼人找我們。但現在全部都掐斷了。
突然一下斷絕了與世界的聯係，我心裏就跟一千隻螞蟻在爬一樣。在使館的時候，大使就跟我說，電視台打了很多電話聯係不上我們，也把電話打到他們那兒了，要我們務必跟著一起撤離。我知道開了機要麵臨什麼樣的壓力，但是不開機，就是一種怯懦的逃避。
中午過了以後，我實在頂不住了，就把海事衛星電話接上，也把那個平常時通時不通的“二哥大”開機了。沒過多久，台裏的暴風驟雨就通過各種通訊設備穿越千裏，劈頭蓋臉地朝著我們來了。
首先就是新聞中心主任李挺的電話，我從來沒聽過他這麼嚴厲這麼惱火的語氣，一上來就直接問：“你們怎麼回事！電話不通，人也不見了！”
我連忙跟他解釋，還是那套“不靠譜本地雇員攜護照失蹤”的說辭：“我確實沒護照，走不了，一上午就忙這事呢，‘二哥大’也沒電，剛剛充上電。”
李挺主任直接說，不行，外交部來電話了，台裏也是這麼個決定，你們還是得走，不能不撤。
我心裏還想著怎麼搪塞一下，反複解釋說，沒有護照，走不了，再說還有工作沒幹完，總算把李挺主任搪塞過去了。又接了一串領導的電話，到後來我自己都有點相信那個故事了，越說越真誠的感覺。
結果，到了傍晚的時候，我們的副台長羅明親自打電話來問情況，我故意很無奈地說：“沒找到，那個人真的不知道現在跑到哪兒了，我確實走不了啊。”
羅台的語氣很平靜，也很堅定，他說：“沒關係，安全重要，我們跟外交部商量了，跟約旦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也交流過，你們沒有護照沒關係，現在就走，在邊境口岸那裏可以補辦手續，外交部會為你們做證明。這一點，我們已經通過外交部門跟伊拉克當局、外交部門和軍警部門溝通好了，他們承諾放行，所以你們現在就動身。”
我想，我拙劣的謊言大概是沒有辦法撐到最後了，但我還想掙紮一下，還在糾結一些細節，又說阿布拿了我們很多素材，又說他身上還有我們的錢。
最後，羅台在電話裏，非常鄭重地跟我說：“小水，你別說了，你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但是你別說了，撤退不僅僅是央視一家的決定，你可以理解為，這是國家的決定。現在台裏的領導和同事，都很擔心你們的安全，有很多熱心觀眾也打電話來，詢問你們什麼時候撤回國內。這件事已經影響了很多人，你如果堅持現在不走，我可以告訴你，台裏決定，你們以後所有的報道，我們都不會播出，你們不會從伊拉克發出任何報道。”
我切實體會到“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的含義，便是在聽到這句話之後。我感覺自己緊繃的精神慢慢瓦解，堅韌的軀體開始逐節崩潰。作為一個記者，我看到再多，聽到再多，采訪得再翔實生動，沒有報道的平台，一切工作就都喪失了意義。
我想要賴下來，是想要報道這場曆史性的戰爭，不是想留在伊拉克舉一麵標榜自我的旗幟。我不怕死，也不怕違抗命令，我和我的夥伴想必都是如此。但是，我很害怕，我所做的一切失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