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說蔣經國製造了“政治奇跡”，則失之太遠。事實上，蔣經國是真正禍害台灣政治的人。“政治”禍害的程度，才堪稱“奇跡”。從一九四九年蔣介石下野起，蔣經國雖然名義上是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是“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是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但他另負“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實際責任、“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的實際責任，指揮一切黨政特務情治機構，後來名義上是“救國團主任”、是“國防會議副秘書長”、是“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是“行政院政務委員”、是“國防部副部長”、“部長”、是“行政院副院長”、“院長”，以至於最後幹上“總統”，不管他名義上幹什麼，骨子裏的一切黨政特務情治機構都歸他指揮、都由他負實際責任。換句話說，台灣四十年的恐怖統治、四十年的嚴刑峻法軍事戒嚴、四十年的人身自由沒有保障、四十年的言論出版自由被迫害、四十年的集會結社自由被限製、四十年的在人權上的高壓、四十年的民主憲政不能發榮滋長、四十年的誌士服刑、豪傑受難、親人望眼、稚子含悲、老兵有家歸不得……這些局麵的形成，蔣介石固為罪魁，蔣經國亦為禍首，並且在執行上，他比他老子還負更多的實際責任。尤其在他老子死後這十二年來，他負的更是無可推卸的絕對責任。所以，台灣四十年的“冰河期”，四十年在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大凍結、大逆退，蔣經國是眾“妄”所歸的真正負責人。
這一真正負責人，在四十年的強人統治之後，在死前幾個月裏、在衰病侵尋中、在美國人的一再壓力下，隻不過虛晃幾．著，搞一點開放黨禁、報禁、探親的噱頭、一點換湯不換藥的解嚴戲，有的成效如何尚未可知、有的愈解愈嚴變本加厲（如對書刊的查禁，竟杠上開花，用到“違警”、“妨害秩序”等法令，尺度之嚴，前所未有），就被海內外讚不絕口，奉為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守護神了，由此可見，夏誌清所謂的“政府在蔣經國先生領導下走上民主憲政之大道”、餘英時所謂的“他已成為中國民主前途的象征”、楊力宇所謂的“經國先生……創造了……高度民主的局麵”、鄭竹園所謂的“如無經國先生的英明領導，絕難如此輝煌”、張旭成所謂的“對台灣的民主化……有很大的貢獻”、戴國輝所謂的“經國先生一直致力於推行民主改革”、林毓生所謂的“蔣總統在曆史上的地位，無過於推動民主的改革”、胡平所謂的“在促進台灣民主化方麵，蔣經國做出了重大貢獻”等等，都是知識分子信口亂拍馬屁。
也許有人說：“聲妓晚景從良，一世之煙花無礙；貞婦白頭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看人隻看後半截。”蔣經國既然宣布開放這個、解除那個，我們就該與人為善，稱讚稱讚。可是我們認為，稱讚任何人都可以，但不能背離事實與真相，蔣經國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後死前幾個月才來了一點憐香惜玉的噱頭，我們豈可輕予認定？這位“聲妓”風騷四十年後才宣布（注意：隻是宣布而已）老娘洗手不幹了，這種最後幾個月的“從良”，為時也未免太晚太短了吧？
在咚咚馬屁聲中，一個最荒唐的說法是：蔣經國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領袖。試問蔣經國就便是漢武帝了又怎樣？漢武帝內多欲而外好仁義，死前三年時候，對被他統治了五十年的中國人民有所歉疚，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漢武帝盡管這麼說，但曆史上，並不因他有所歉疚就把他五十年對中國的禍害置而不論——曆史的定論是絕不含糊也絕不客氣的。你可以說漢武帝繁刑重賦、信惑神怪、巡遊無度、黷武窮兵、北逐匈奴、西通西域、東平朝鮮、南置九郡，因為這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說他是愛好和平的仁君；你可以說蔣經國繁刑重賦、信惑神怪、巡遊無度、戒嚴弄兵、北賣外蒙、西通老美、東媚日本、南聯新加坡，因為這也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說他是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守護神。正相反的，他的一生，所作所為，正是這些偉大字眼的侮辱者與損害者，對他在這方麵的讚美，是對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的最大褻瀆。一個人踩你的腳，一踩四十年，最後他的貴腳高抬了一下，你卻反而歌頌他，這叫什麼政治倫理？又叫什麼人間是非？要歌頌，該歌頌任何使他貴腳高抬的客觀壓力與變化，而不是他的貴腳啊。至於政治犯陳映真、王拓、柏楊之流，在蔣經國死後所做的奉承阿諛之言，則更屬失態之尤者，他們當年正是他貴腳腳踩下坐穿牢底的可憐蟲，如今竟以逐臭為榮而不以為辱，未免太忘本了。
蔣經國不單是一踩四十年的台灣自由、民主、人權、憲政上的真正負責人，並且在“政治奇跡”上，還別有“奇跡”，那就是他和他老子一樣，不尊重政治製度，搞個人獨裁。蔣介石出身青色上海流氓，蔣經國出身紅色蘇聯幹部，他們對政治製度的理解水平，本來就有限，蔣經國回國後，在庭訓之下，紅中帶青，從做青年軍總政治部主任，到搞小組織“燕廉”、“鐵血救國會”、“中正學社”活動等等，走的都是不尊重製度、搞個人獨裁的路線。這使台灣政治局麵，迄蔣氏父子死亡之日，猶陷在黨內無民主、黨政不分、一人領導等特色之上。金耀基說“經國先生已在民主的轉化中，盡了他的責任，發揮了強人的積極功能”，全是不實的阿諛。事實上，蔣氏父子的整個作業的“積極功能”都在違反“民主的轉化”，父親做“總統”、兒子做“行政院長”，這叫什麼“民主的轉化”？父死子繼為“主席”、父死子繼為“總統”，這又叫什麼“民主的轉化”？蔣介石做“總統”則為“總統製”、蔣經國做“行政院長”則為“內閣製”、做“總統”又為“總統製”，這又叫什麼“民主的轉化”？正因為所有轉化都是不民主的，所以一切都配合這一強人統治的方便，而把製度扭曲。例如蔣介石一無戰功，由上等兵一躍而為陸軍少將，這算什麼製度？蔣經國毫無戰功，也沒打過仗，由老百姓一躍而為陸軍二級上將，這又算什麼製度？但蔣氏父子公然星光閃熠，自己不以為異，人亦不敢以為異，原因無他，搞個人崇拜使然耳。鹿橋說蔣經國是“不搞個人崇拜的領袖”、徐一鳴（無知的上海複旦大學教授）說蔣經國“不搞個人崇拜”，統統是不知所雲。蔣經國不但搞個人崇拜，門檻之精，甚至出蔣介石而上之。蔣介石的個人崇拜，使民畏其威；蔣經國搞個人崇拜，使民惑其親。以無黨無派自命的台灣人吳三連竟亦說蔣經國“仁民愛物，功在國家”；台灣政客朱高正說蔣經國“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國家領導人”，這些不實的諛詞，究其原始，都和蔣經國的“親民‘秀’（Ｓｈｏｗ）”不無關係。而這一“親民‘秀’”，正是蔣經國搞個人崇拜的現身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