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搞“親民‘秀’”，可算是他一生最精彩的演出。他光在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一的四年間，就下鄉一九七次、“與民同樂”一五五天。細部舉例，像開東西橫貫公路，他親自入山二十一次；像盛產西瓜的豐田村，他連續五年來個五訪；他一會兒到南部佛光山四度蒞臨；一會兒又到北部唐山木器行登門道謝。……歌功頌德者連篇累牘的稱道蔣經國這種為政之道，殊不知這是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中國政治哲學的為政大道是：《淮南子》所說的“重為惠，若重為暴”。“重”是不輕易，統治者要不輕易施小惠，一如不輕易做壞事一樣。統治者要節製自己，做到“無智”、“無能”、“無為”的三無。“無智，故能使眾智也；無能，故能使眾能也；無為，故能使眾為也。”正因為統治者自己不顯配聰明、不炫耀能力、不撈過界下決定，這樣大眾才能發揮他們的責任與才幹、才不做奴才。但是蔣經國卻一反其道，他要親施小惠，並且政由己出。結果呢，一個七層慈雲講寺算不算違建、一片九孔養殖場該不該拆除、一次中秋節應不應彈性放假、一家小琉球發電廠要不要搶救整修，都要“領袖”說了算，到頭來“領袖”永遠是“一生勞瘁”、“力疾從公”，他累得要死，手下奴才卻閑得要命。
漢朝皇帝向大臣周勃問行政業務，周勃不清楚，又臉紅又流汗，表示慚愧；漢朝皇帝向大臣陳平問行政業務，陳平坦然說不知道，說這些細節去問專業的行政人員好了，不必問我，我是大臣，是管大事的。陳平不但不臉紅流汗，並且怡然自得。陳平是國家大臣，大臣怎麼能管屁事？管屁事，自然就影響到辦大事的時間與精力。蔣經國生前四度訪問基隆市仁三路的奠濟宮，並且和住持下過兩次棋，這是幹什麼？一座小廟，值得這樣探求民隱，才能了解嗎？民隱並非不可探求，但是這樣子頻繁、這樣子毫無章法，不是做“秀”又是什麼呢？紀錄上說蔣經國在開東西橫貫公路時候，“親冒危險，深入荒山，披荊斬棘，風餐露宿去勘察路線”，其實這是一名區區公路局工程師幹的事，何勞“大政治家”親自出馬？如果這樣為政算是正道，試問一朝“反攻大陸”、“光複大陸”了，可怎麼辦？占中國千分之三的台灣，建設起來，蔣經國都要神出鬼沒的窮忙至此，一旦千分之九百九十七的來了，再躬親細務而能分身有術者，豈可得乎？何況，蔣經國這種為政之道，如真能解決問題也就罷了。事實上，他在一九八Ｏ年永安煤礦災變時挨家挨戶去致哀慰問，八年後的礦工依然悲慘；他在一九七二年女票據犯代夫坐牢時慈悲為懷去下令改善，十五年後的女囚猶在牢中。多花時間去上山下海做“親民‘秀’”，何如關起門來多做點親民事？慰問孤苦不如解決問題，蔣經國的勤政愛民，其去偽善也，又幾希？
我們的結論是：蔣經國瞎忙了一輩子，卻從來不懂經國之道。如今他死了，丘宏達說“乃是國家一大損失”，真不知道“國家”“損失”了什麼？一九五Ｏ年，蔣經國說：“複興活在中國，失敗死在台灣。”他如今死在台灣，證明他一語成讖，也證明他的失敗屬實。這四十年，蔣氏父子本來有很好的機會，可以從容建立自由、民主的櫥窗，可是他們太自私，結果先死後死，都為天下笑。一九五八年蔣經國說他們“絕不會重走鄭氏當年失敗的舊路”，其實他們還不如鄭成功，鄭成功至少反攻到南京、至少傳位到第三代。蔣經國宣布“未來蔣家的人不能也不會擔任總統”，一時傳為美談，但他為什麼不使自己不做第二代的總統？那樣豈不更漂亮？他有四十年的機會、又有三十年的機會、又有二十年的機會、又有老子死後十二年的機會，他都執迷不悟，失掉了。最後以垂死之人、做無望之語，縱屬臨終悔罪之言，難逃曆史無情的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