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有兩股勢力左右著中國社會，即變法和革命。當時主張變法的是康有為，主張革命的是孫中山。\r
康有為的理論：一個國家隻要能立憲，皇帝有無是無關緊要的。當時英國有皇帝，德國、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們不必一定要革命廢皇帝，我們盡可以一意推行憲法，也可以讓滿洲人仍然做皇帝。但是康有為隻知道皇帝無害於立憲，卻不知道清朝皇帝的背後是一個部族政權在撐腰。部族政權是絕不容許有所謂立憲的。孫中山先生主張革命，一定要推翻皇帝。康有為的變法就變成了保皇，似乎又像非要皇帝不可了。康有為實在沒有看清楚，他認為隻要光緒皇帝聽他的話，變法就能成功，這是他的大錯誤。這個錯誤在於他沒有像西方人一樣懂得政治上的所謂主權的觀念。他不懂得當時的中國政治是滿洲部族主權的政治。掌握主權的是滿洲人，不是像他所謂的皇帝專製。康有為誤認為中國傳統政治隻是皇帝專製，以為隻要皇帝聽我的話，就可由皇帝專製一變而為皇帝立憲。梁啟超也和康有為一樣，誤把中國秦漢以來的傳統政治看成為帝王專製，帝王專製隻是一種政治製度，所以隻要變法，改革此製度就可以。他不曉得在當時，這一製度的後麵，還有一個力量在擁護、在支持。不是皇帝一人就可以專製，皇帝背後有他們的部族——滿洲人擁護這個皇帝，才能專製。光緒皇帝既然跳不出滿洲人的這一圈，如何能夠改革這一製度？後來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失敗了。假若要打破滿洲部族集團壟斷政權的話，就非革命不可。如果有一個力量在阻礙我們，非得把這一力量打倒不可。這個非打倒不可的情勢，就逼成了革命。\r
中國曆史上的傳統政權，無論漢、唐、宋、明，卻並無私權力、私立場、私背景，它的立場背景就是全國人民，就是全社會。遇到政治腐敗，隻要換一批人，把製度腐敗的部分略略修改，仍然可以繼續下去。於是，中國曆史上便隻有造反，而無革命了。任何一個朝代，沒有一種私的力量在支撐，它腐敗變質了，天下便亂，實在是沒有一個阻礙我們撥亂返治的真正的力量存在。唐、宋興起不能稱之為是革命，隻是人事變動，最多隻能稱其為變法。清朝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清朝兩百多年的政權，和漢、唐、宋、明不同。套用西方的話講，可以說當時一切主權在滿洲人，打倒滿洲人，就是打倒這種政治上的特權狀態。我們不能說漢代的一切主權在劉家，唐代的一切主權在李家。中國傳統政治，自漢以來，很少有這種特權存在。清代政權落到了一個特殊集團的手裏，這就是滿洲部族。清朝末年，假若我們把政治主權和政治製度分開說，就形成了兩派主張。一派是康有為，他主張要變法，不要革命，他是看到了製度沒有看到主權。另一派是章太炎，他主張隻需革命，不需變法，他是看到了主權沒有看到製度。在這兩派中間，孫中山先生認為是非革命不可的，而革命之後還得要變法。變法的要點，就是把皇位傳襲徹底廢除，根本不要皇帝。他參照中西古今的製度，想來創建一個新製度。當然康有為、章太炎不脫離是單純的書生之見，但孫中山先生是一個大政治家，他有書生的修養，對政治和社會也有深刻的觀察。他認識中國，也認識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論與眾不同。\r
辛亥革命以後，清朝是推翻了，同時連中國的全部曆史文化也同樣推翻了。因為當時人們認為清朝的政治製度完全是秦始皇以來的中國舊傳統，誤以為這種製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帝王的專製。因為對清政權的不滿意，影響到對曆史上傳統政治也一並不滿意；因為對曆史上的傳統政治不滿意，影響到對全部曆史傳統和文化不滿意。假若全部傳統文化被推翻，那麼一般人對其國家以往傳統的一種共尊共信之心也就沒有了。一個國家的政治到底還是脫離不了權力。而政治權的穩固，一定要依賴於一種為社會大眾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權。這個權一旦推翻了，其他的權一時又樹立不起來，一切政治也就不能再進行建設了。孫中山先生主張革命之後首先要有一個心理建設，這一點看的是很正確的。譬如，科舉考試製度，它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傳統悠久的製度，是世界史上為中國所獨創的製度，而且其背後有一種精神在支撐。清代以後，科舉考試製度在中國人精神上的共尊共信的心念已被打破，孫中山先生重新提出考試製度，就不免要遇到許多困難和挫折。中國現代要重建考試製度，已不單是製度問題，還需要心理上的建設。換言之，要施行此製度，要先對此製度有信心。在清代二百幾十年裏，全國人對科舉考試製度是有一個共尊共信之心的。哪一天鄉試，哪一天會試，科舉考試製度的日期基本上沒有變動過，這不是製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壓迫的，而是社會上有一種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由此可見，一切政治、一切製度都應該有一種共尊共信之心做支撐，否則就是空想。\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