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建立適應中國市場狀況的、可行的關於完善企業治理結構的細節和具體措施，即使更多的百富勤奇跡在中國市場上出現，也會有同樣多的百富勤悲劇在中國市場上上演。
百富勤的破產清盤，至今仍令人扼腕歎惜，而這一事件對本來已經相當脆弱的香港市場的衝擊，更讓人心存恐懼。那麼，作為一代華資大亨而盛極一時的百富勤，為什麼會突然崩潰呢？有人說是亞洲金融風暴，但在金融風暴中，大多數企業挺過來了，而財雄勢大的百富勤為什麼卻如此不敵風暴呢？顯然，其自身存在的缺陷是導致崩潰的主要原因。
１９９９年４月，當時港府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根據《公司條例》委任的審查員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ａｒｒａｎｔ對百富勤著手進行調查，希望查清導致該公司倒閉的原因和經過，並就事件中應汲取的教訓和改善香港在監管方麵的安排提出建議，以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整個報告耗資９８０萬元，於２０００年２月完成。在征求香港律政司和警方意見之後，於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６日正式公布了長達１５６頁的調查報告，對百富勤清盤前後由盛轉衰的緣由做了翔實的分析。這是當年百富勤衝擊波的一個令人警醒的回響，對於大陸企業來說，則是一個典型的反麵教材。
香港特區政府公布的獨立調查報告指出，導致百富勤倒閉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在報告及會計程序、風險管理和內部審計上的基礎係統均不足，並建議香港特區政府取消前百富勤董事杜輝廉、黃永昌、伍健文等４人再出任香港公司董事的資格，前百富勤董事總經理梁伯韜則因為自己分管的業務狀況良好而無須承擔責任。
這確實是一份值得反複玩味的報告，它直接觸動了香港經濟乃至亞洲經濟共同的敏感神經——公司治理結構（在香港稱為管治結構）上的重大缺陷。
盡管百富勤致力於以現代企業治理結構來改造企業並推動企業上市，因而其對於治理結構的基本原理不可能不清楚，但其在自身的治理結構方麵的缺陷依然相當明顯。事實上，公司治理結構問題在歐美國家早已引起關注，但是在香港等亞洲經濟體中，還更多的是一種概念和框架，缺乏適應亞洲實際的、可操作的細節性措施，包括香港在內的亞洲企業，更為習慣在一種家族式的環境中、家長製的模式下運行。
隱患的發作往往是遲早的事情，等待的無非是適宜的經濟金融環境。
讓我們來仔細地咀嚼獨立檢察員深入調查之後的分析。這份獨立報告指出，導致“百富勤”倒閉的近因是亞洲金融風暴，並非公司的董事所能預料；不過，其主要原因是公司的報告及會計程序、風險管理和內部審計方麵的基礎係統都有問題。報告指出，這反映出公司在管理上的漏洞，以及過於注重招攬生意、忽略公司內部監控的問題。
顯然，這些缺陷都是公司治理結構方麵的缺陷。正如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香港特區政府對於加強香港的企業管治十分重視……審查員的建議大體上與我們就提高企業管治水平方麵一直進行的工作相符。我們正連同各有關監管機構詳細考慮審查員的建議。”
有人說，我們關注企業治理結構的細節，要像孫中山先生在２０世紀初關注中國如何開會的細節那樣認真。孫中山洋洋數萬言的《民權初步》，非常詳細地介紹了如何開會。實際上，當時的中國人，大致都知道民主是好事，開會又是實行民主的基本方式。但是，畢竟在專製社會下生活了２０００年，開會開得亂紛紛鬧哄哄的情形自然不可避免。鑒於此，中山先生不厭其煩地告訴人們，如何發言、表決，如何當會議主席，又如何提動議、附議等等，也就是如何具體地運用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民主程序。中山先生認為，惟有如此，民主才不會隻是一個善良的願望，一個模糊的概念，而是實實在在可以操作的製度。
我們現在需要的，同樣是像中山先生所做的那樣一點一滴地從細節和現實約束出發、從國際範圍內和身邊的經驗教訓出發，在百富勤衝擊波中探尋建立現代的、高效率的企業治理結構的方法。
那麼，從百富勤的衝擊波中，我們能夠看到公司治理結構方麵的哪些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