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業是一個高風險行業，對於投資銀行來說，風險防範與控製相當關鍵，這也是投資銀行發展成熟與否的重要標誌。如果說百富勤與華爾街著名投資銀行之間存在著一定差距的話，風險防範和控製能力是最為主要的方麵。小型投資銀行在風險防範和控製水平相對滯後的情況下還可以取得一定的發展，但隨著公司規模的擴大，風險防範和控製的重要性就會日益顯現出來。百富勤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裏一躍成為香港投資銀行界的佼佼者，但隨著其規模的擴張，風險防範和控製能力卻沒有能夠相應地得到提高，最終導致了百富勤的破產，這個教訓可以說是相當深刻的。
時隔數年，梁伯韜對於百富勤當年的破產仍然難以釋懷：“如果不是亞洲金融風暴，我們的風險管理是可以慢慢完善的。”在１９９６年巴林銀行倒閉時，梁就意識到了風險管理的重要性，事實上他所轄的股本融資部門也確無明顯紕漏。然而債券風險管理畢竟是新課題，“過去做股本，很少依賴自己的實力，關鍵在發行，把股票賣出去就行了；債券不一樣，自己要介入。”梁伯韜總結道：“百富勤在擴張中的銜接上有了問題，而且跟我們來往的銀行突然變得謹慎起來，信用緊縮，我們有些不適應。”
５.適度包裝與上市公司的持續發展。
對申請上市的企業進行一定的包裝，挖掘企業的“賣點”，以吸引投資者的認購，這是必要的。但這種包裝應該是適度的，不能對申請上市的企業進行過度的包裝，更不能弄虛作假。從百富勤所推介上市的公司情況看，有很多公司表現最好的就是其剛剛上市那段時期，隨著時間的推移，公司業績每況愈下，二級市場表現也是一落千丈。百富勤推介的紅籌股股價一度比高位時下跌８０％～１００％，而且普遍跌破發行價，這其中以駿威投資最為典型。雖然說紅籌股的下挫與當時香港股市整體表現不佳有一定的關係，但紅籌股的下跌幅度要遠遠大於大盤。
中介機構在塑造概念和板塊方麵，應該審慎對待。從總體上看，概念的塑造是可行的，利用板塊聯動來帶動市場人氣也是可以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在選擇發行上市企業方麵，中介機構應該保持慎重，以避免出現“害群之馬”對整個板塊的拖累。另外，在塑造概念的同時，要善於發現和突出公司的“個性”，以區別於其他公司，從而使同一板塊的公司之間能夠保持一定的“距離”。
香港城市大學專注於公司治理結構研究的張仁良教授認為，百富勤的教訓還在於，首先是擴張太快，短短１０年間在１５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業務網絡；其次是業務重心過於集中於亞洲，同時也過於集中於此前並不熟悉的債券業務，導致風險無法分散。當然百富勤畢竟是新興的投資銀行，其財力及人治的特點使之尚無法承擔與全球性投資銀行同樣的風險。
香港政府深入反思數年前的百富勤風波，也不能不促使我們進行認真的反思——其一，百富勤作為一家東方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投資銀行，在相當程度上帶有家長式的色彩，對於主要決策人員缺乏基本的製約；反觀中國內地的許多證券公司，主要的總經理何嚐不是這樣的家長式國王，基本的製衡機製無從談起。
其二，當前中國的股市上，董事不懂事、董事不承擔責任也不履行義務的現象廣泛存在，迫切需要加強對董事的問責。
其三，迫切需要強化獨立中介機構和監管機構的外部市場監督與製約，這包括完善的中介機構體係的建立、信息披露的透明化、監管力量的強化和監管手段的現代化。
其四，中國股市獨特的發展曆程，使得其成長過程中經曆了許多影響程度不低於百富勤衝擊波的事件，但是，我們的反思似乎還十分有限，至少我們的反思還沒有廣泛地展開並成為完善治理結構的具體舉措。
我國經濟學者認為，中國內地的企業同樣麵臨完善治理結構的重大現實挑戰，因為總體上的、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發展方向已經確定，如果不能建立適應中國市場狀況的、可行的關於完善企業治理結構的細節和具體措施，即使更多的百富勤奇跡在中國市場上出現，也會有同樣多的百富勤悲劇在中國市場上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