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20日，露絲死於匹茲堡一家旅店的浴缸內，終年46歲。誰也說不清，她的死，是不是對愧疚之情的解脫？
在中國國門尚未打開的1961年，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WWF）宣告成立，並一致通過將斯科特爵士設計的大熊貓圖案，作為WWF的會旗和會徽。從此，有兩麵旗幟插遍全球：一麵是管理人類社會事務的聯合國旗；一麵是保護所有野生動植物的熊貓之旗。
在中國，保護大熊貓喚醒了全民的生態覺悟。
且不說上世紀80年代箭竹開花引發了規模很大的為熊貓募捐的活動。在1984年，臥龍的一老鄉偷安獵套套死了一隻戴著無線電頸圈的“科研熊貓”，他因此而被判刑，此事曾震驚了世界也教育了臥龍的老百姓。24年後，5·12大地震發生時，臥龍保護區飼養場的職工挺身而出，救出了陷入絕境的中外遊客和熊貓，他們當中有不少是當地人。當八隻赴北京為奧運會助威的熊貓離開臥龍時，老鄉們排起了長長的隊伍，含著熱淚為熊貓送行。
至2004年，中國大地上已劃出50個以保護大熊貓為主的自然保護區，有大約一千隻的野外大熊貓生活在保護區內。
2006年7月，包括臥龍、四姑娘山、夾金山脈，麵積9245平方公裏，涵蓋成都、阿壩、雅安、甘孜四個市州12個縣的野生大熊貓棲息地，作為世界自然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而最早向中國建議“申遺”，並推動此項工作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德國博士柯高浩和英國博士柯文夫婦。
2009年2月，柯氏夫婦從浩若煙海的巴黎自然曆史博物館資料庫中，終於找到了塵封了140年的戴衛的報告和愛德華茲館長的鑒定書。他們欣喜若狂地給何芬奇發了電子郵件，並表示將親自把兩份資料的複印件送到中國。
當年戴衛從成都到寶興走了六天，如今從成都繞道邛崍到寶興隻要四個小時的車程。
2月26日，柯高浩夫婦在孫前、何芬奇，以及法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官員孫雅俊陪同下，在邛崍天主教堂拜訪了97歲的神父易洪光。老人步履穩健，口齒清楚，他曾於1944年至1949年間任鄧池溝教堂神父。談到在鄧池溝的六年，他從來沒有見到過野生大熊貓。這說明，戴衛當年的發現是非常不容易的。
2月27日上午9時，天上飛著小雪，在大山深處的鄧池溝教堂，舉行了“法國巴黎自然曆史博物館捐贈珍貴熊貓模式標本資料儀式”。除了當地政府官員，還有上百名當地鄉民參加了儀式。柯高浩博士代表巴黎自然曆史博物館將兩份珍貴資料送給了寶興縣。
何芬奇教授感歎道：140年前，戴衛絕對想象不到，他的發現會引發席卷全球一百多年的熊貓熱。
為此，讓我們永遠記住這位偉大的生物學家阿爾芒德·戴衛神父。
80歲的胡錦矗對我說
2009年3月22日，全國大熊貓保護管理工作會議在南充舉行。
南充既沒有野生熊貓，也沒有圈養熊貓，但是有被世界著名動物學家喬治·夏勒博士譽為“中國研究大熊貓第一人”的胡錦矗教授。
夏勒說：“他是一位優秀的博物學家，教我很多有關鳥類及其他森林生物的知識。跟他做田野工作是一件樂事，因為無論天氣多麼惡劣，地形多麼崎嶇，他都樂在其中。他永遠懷著冒險心情，對自然界充滿好奇心。”
關係到災後重建等諸多大事的南充會議，集中了川、陝、甘三省熊貓保護區各個山頭的“山大王”。在彙報、討論、部署任務之後，國家林業局保護司副司長嚴旬、熊貓辦主任劉德望，以及四川省林業廳副廳長李小康、戴柏陽，熊貓處長熊北蓉等，為80歲的胡錦矗舉辦了一個小型的生日慶祝會。
春寒料峭。我到達南充那天，還穿著毛衣和外套，而胡老師（我習慣叫他胡老師）卻穿著一件襯衫。他紅光滿麵，步履穩健，國字型的臉線條柔和，笑起來就帶著“熊貓味”。他喜歡把熊貓叫“熊貓兒”。
我對他說，你今天滿80歲，深入動物世界恐怕有差不多70年了吧？他有些不解：70年？
我提醒他，你給小斑鳩當媽媽的時候，才是個小娃娃啊。
他笑了笑，回憶起了遙遠的往事。25年前，由我替他整理，在《我們愛科學》連載的《九萬裏熊貓故鄉考察記》記下了這樣一個故事：
他的老家開江縣永興鄉，山清水秀，林木茂盛，鳥獸出沒，是他兒時的樂園。他曾經爬到很高的樹上去逮小斑鳩來喂，沒有養活。後來，他和小夥伴們仔細觀察了斑鳩媽媽如何喂小斑鳩。再次逮到小斑鳩之後，他就學斑鳩媽媽的樣子，將油菜子和米湯噙在口中，讓小斑鳩在他口中啄食。開始，還有點怕小斑鳩的尖嘴會啄破嘴唇，喂了兩次就一點不怕了。日複一日，小斑鳩長得羽翼豐滿，十分可愛，見到胡錦矗就發出歡快的叫聲，完全把胡錦矗當成了媽媽……
直到讀大學，他才懂得了鳩鴿類哺雛都是這樣的，母鳥從嗉囊中分泌出一種“鴿乳”，讓幼鳥在母鳥口中啄食，他口中的米湯代替了“鴿乳”。
70年前，那個對動物世界充滿好奇心的孩子，就這樣腳踏實地，一路走來，成為中國的熊貓專家。
1981年夏天，在臥龍，我第一次登上野外大熊貓研究“聖地”，海拔2500米的五一棚去采訪胡錦矗教授，業內人士都親切地叫他胡老師。
火塘上吊鍋裏的水咕嚕咕嚕地唱著，與夥房裏的鍋碗瓢勺的碰撞聲應和，預告著晚餐在即。這時，帳篷外一陣窸窸窣窣，陪我閑聊的老田側耳一聽，說胡老師回來了。
走出帳篷，我看見七八隻毛茸茸的小鬆鼠從冷杉的枝葉間嗖嗖嗖地飛竄而過，直朝胡老師撲去。
胡老師一身汗水，兩腿泥濘，還來不及放下沉重的背包，卻忙不迭地從挎包裏掏出饅頭渣，攤在手掌上，讓小鬆鼠們從他的頭上肩上任意跳躍，從手上叼走食物。
老田說，從1978年早春，在五一棚創建了大熊貓野外觀察站以來，這些森林小精靈已經熟悉了胡老師的氣味和足音。
當時，我就深有感觸，胡老師已經與大森林融為一體，他屬於熊貓王國。
以後，從臥龍到唐家河，我曾跟著胡老師在高山林海攀登。在雪地上，胡老師教我細認熊貓的足跡；在竹林深處，我們聽見了熊貓把嫩竹嚼得嚓嚓作響。在大雪初霽的早上，我們手腳並用，鑽進熊貓用身體擠出來的竹林“隧道”；竹枝上的積雪從頭上脖頸上灌下來，不一會兒把防寒服凍成冰鎧甲，走起路來一身僵硬，如機器人哢嚓作響。
每次跟他爬山，我都覺得快要累斷氣了。比我年紀大14歲的胡老師總是笑著說，這些路，好走得很嘛。
三十多年行走在熊貓王國，他曾走過多少驚險之路啊。那雪地上的、崖壁上的、山野裏的腳印，濃縮成極有價值的方塊字。
1980年，中國與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WWF）合作研究大熊貓。胡錦矗作為中國首席專家，和喬治·夏勒博士有著長達四年的合作。由胡錦矗、喬治·夏勒、潘文石、朱靖等撰寫的《臥龍的熊貓》一書，成為大熊貓研究的經典之作。
除了《臥龍的熊貓》，胡錦矗還主編、著有《大熊貓生物學研究與進展》《大熊貓研究》《大熊貓的風采》等書。
上世紀80年代，臥龍先後分配來110名大學生，幾年後隻留下了六個。那時，胡老師很擔心，大熊貓研究後繼無人。他一邊教學一邊搞科研，先後帶出了八十多位研究生。早期“出爐”的二十多位已經是動物學界的名教授。他有一句名言：為了大熊貓事業，培養學生，超過自己。
5·12大地震之後，全世界都在關注：地震帶撕裂了熊貓保護區，熊貓們能不能逃過這一劫？
2008年底，胡老師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的采訪，節目播出之後反響很大。對於熊貓的命運，胡老師表現出審慎的樂觀。
在胡老師家裏，他侃侃而談，對審慎與樂觀做了很中肯的解釋。
審慎，是因為受災麵積大，低海拔的地區開發成農田，熊貓的生活空間越來越小。很早以前，南充地區都有熊貓，由於人類的活動，熊貓等野生動物慢慢遷移到高山上。本來熊貓並不是高山動物，是人們逼上高山的，現在2500米以下都不是熊貓棲息地，到了3500米以上就沒有森林，也沒有竹子了，熊貓就生活在這個狹窄的地帶。熊貓要生存，退耕還林還要繼續進行，讓熊貓生活領域擴大。退耕還林不要隻考慮經濟林木，要恢複自然的生態麵貌，把棲息地的質量提高。還要解決棲息島嶼狀分割現象，各個保護地之間要打通聯係起來。
樂觀，是因為熊貓分布在四川盆地到青藏高原的過渡地帶，地理學上叫高山峽穀。通過上萬年水流的切割，越切越深越陡。百姓居住在河穀地帶，海拔2200米左右，是農耕區，森林是殘缺的，不是熊貓的棲息地。我們在電視上看到，這次地震山體崩塌最嚴重的是河穀地帶。但是河穀地帶熊貓數量很少，野生大熊貓在海拔2500米到3500米之間的高山地帶活動，相比河穀地帶，這裏的熊貓要安全得多。
他說，要搞好大熊貓的保護，有兩個方麵需要引起高度重視，一是保護好棲息地的生態環境，另一個是提高保護區工作人員的素質。
說到保護區工作人員的素質時，胡老師特別說到四川保護區人員沒有納入國家財政裏，現在用的是退耕還林款，過去用的是育林基金的款項，四川以外的臨近的省，都是納入國家財政。保護區經費不足，職工待遇太低，留不住人，生活都隻能勉強維持，要他開展業務，經濟力量和技術力量都不足，工作人員素質提不高，保護就大成問題了。
談到圈養熊貓，他說通常說的圈養就是遷地保護。過去也是有教訓，新中國成立前外國人在汶川草坡抓了二十多隻熊貓，五六十年後才恢複過來；寶興原來熊貓是很多的，有三百多隻，從上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一共抓了一百一十多隻，二十多年了現在還沒恢複過來，現在隻有一百多隻了。
熊貓熱曆久不衰，國內的人喜歡熊貓，國外的人也喜歡熊貓，圈養可以滿足展出；圈養繁殖可以增加大熊貓的整體數量，用於科學研究；圈養繁殖數量增加後，就不再到野外去捕捉熊貓，可以一定程度上減小野外壓力。
但是，圈養的最終目的是要放歸野外，現在野外比如涼山、相嶺熊貓都很少，需要補充；臥龍和成都大熊貓基地在遷地保護方麵功不可沒，去年共產熊貓30隻，增長很快，修圈都修不贏。這麼多熊貓，任何動物園都養不起，要把野化訓練抓起來，野化訓練不能搞速成，食草動物四不像即麋鹿，返回中國後進行野化訓練，多年後都還沒有恢複。熊貓想在三五年內恢複野性是不行的。要抓野化訓練，補充野外的數量，才能真正達到遷地保護的目的。
2009年確實要重新啟動熊貓放歸計劃，祥祥原來放歸的地方已被地震破壞了，隻得另外選地方。初步決定在小相嶺選址，小相嶺在四川石棉、冕寧境內，是我國大熊貓分布的最南端。這裏大熊貓數量稀少，隻有三十多隻。把放歸地選擇在這裏，可以恢複壯大野生種群。
我向有關部門建議放養母熊貓，從祥祥放歸的經驗看，雄性個體不易被異地野生種群接受。放歸母熊貓，收效最快，並且安全。母熊貓發情時，要發出信號，發出一種氣味進行通信，野生公熊貓聞到氣味後就要來與它交配，母熊貓活動範圍不太大，就生活在這一帶，所生的後代不必經過野化的訓練，即可在野外生活。目前選址工作馬上啟動，我們學院已經派一個博士作為前期工作人員前往相嶺，待選址初步完成，我也要前往考察。
最後，他跟我談起了大熊貓的生存前景：大熊貓太古老了，從進化角度講，它已不太適合今天這個環境了，它將逐漸退出自然曆史。每種動物都要退出，動物都有興起的時期，興盛的時期，衰敗的時期。熊貓已經處在衰敗期了，它是狹食性的動物，已經特化了，這種動物環境一變化，危險性很大。但是，隻要棲息地環境保護好，人對它沒有進一步地幹擾，熊貓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會與人類共存的，大熊貓的生命還遠未走到盡頭。人和大熊貓都是哺乳動物，如果從更大的大自然的角度來看，我們都是一家人，保護大熊貓就是保護我們人類自己。
在跟胡老師擺談之前，我將我代表四川動物學會和四川省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畫的一張《熊貓獻壽圖》送給他。
走向理性，走向成熟
2007年7月，我與中央電視台《古蜀尋宗》攝製組一起來到疊溪。地震形成的疊溪海子，波光瀲灩，碧藍透明，從山上往下看它，像是大塊碧玉。走近海子，涼風習習，遊客如雲，爭相在海子邊騎馬牽犛牛照相。疊溪海子，自然成為通往九寨溝路上的一個景點。
地震災害形成的疊溪海子，如果要消除它，除了天文數字的工程量，隻會得到“愚蠢透頂”的罵名。大自然的作品，我們隻能承認它，尊重它。
1933年大地震後，殘存的半座疊溪鎮在半山腰上。順山坡上的小路盤坡而下是好大一片斜坡地，地上巨石林立，雜草叢生，勤勞的農民在小至板凳大，大至一二分的坑坑窪窪的土地上種上花椒和櫻桃。向導對我們說，這就是疊溪大地震的時候擂下來的石頭，大半座縣城連同半座山就從這裏倒向了岷江。
為了找到疊溪的標誌，向導帶著我們，繞了好多彎路，在烈日下走出了一身大汗，足足找了兩小時，才找到那一尊兩層樓高的巨石。石上鐫刻著鬥大的四個字：蠶陵重鎮。上下方豎刻的小字分別是：光緒戊寅孟秋，渝州溫存厚書。
岷江上遊的疊溪，原來是蠶叢氏開創古蜀國的地方，
後來，我們又找到了深埋於荒草叢中的當年的城門洞。門洞已“坐下來”，很低很矮，據說城門洞是最繁華之處，大地震時壓死不少人。
在當地的一位書記指引下，我們有幸見到78歲的梁秀英，71歲的梁惠芳。前者是疊溪大地震的親曆者，後者是從小就聽父母講那次大地震。梁秀英給我們講完了地震經曆之後，我問她們，老人是咋個解說那次地震的呢？梁惠芳說，老人說是地母在打瞌睡，就鬧地震了。
記性特別好的梁惠芳，一口氣就唱出了長長的《地母經》：
盤古初分我當尊，陰陽二氣配成婚。萬物本賴風和雨，開堂先念地母經。上奉高真親歡喜，下保萬民永安寧。地是地來天是天，陰陽二氣緊相連。統天統地統三光，包天包地包乾坤……
她還解釋說，下麵這一段說的是萬世萬物離不得地母：
三世諸佛從我出，真人不離母一身。各位諸神不離我，離我何處去安身。東西南北四部洲，春夏秋冬我造成。江河湖海不離我，萬國九州我長成。曆代帝王不離我，大小皇官我養成。天下五嶽仙山境，山林樹木我造成。庶民百姓不離我，五穀六米我長成。七十二樣不離我，萬物草木我長成。人活在世吃用我，死後還在我懷中……
她又解釋說，我們疊溪發地震，就是地母打瞌睡了：
地母晝夜不合眼，合眼定是有災星。地母一時打個盹兒，鱉魚翻身一掃平。也無天來也無地，世上成了一場空。諸佛逃走天涯外，真人逃走永無窮。君民人等盡皆無，天地神賢似火焚。無東無西無南北，萬物盡皆如灰塵……
兩位老人說，讓她們從小學背《地母經》，是老輩子要她們曉得地震是怎麼發生的及地震的厲害，要曉得敬畏地母。
梁婆婆的父輩們，真是用心良苦，為了讓後代不忘那一次疊溪大地震，故意將有關地震的民間記憶附會於《地母經》。
離開了疊溪，我們還在回味老人念唱的《地母經》。
不到一年，當我在都江堰市看見那些廢墟上升起的滾滾灰塵時，便想起“無東無西無南北，萬物盡皆如灰塵”。
經曆了5·12大地震，我們將給後人留下些什麼？
2008年12月，國家林業局林產工業規劃設計院副院長李鵬與他的同事鞏智民，在國家級的刊物《中國勘測設計》上發表了《汶川地震建築反思錄》。
這篇論文，說的是建築，憂的是人民，講的是技術，包含的是哲理。
文章不僅對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法》中的城鄉差別進行了反思，還對建築業的若幹基本方針進行了反思。
文章中說：人類成為自然界萬物的主宰，改變了自然，在自己的“成就”麵前，有時容易變得“忘乎所以”。在近年來的建築界，“人的意誌”試圖違背科學規律的案例時有出現，不惜付出高昂的代價。麵對再次襲來的特大地震，人們當會有所“收斂”，足以讓人警醒。
人類要進一步認識和重視自然力，要學會在自然界中更好地生存，“對抗”決不是理性的選擇。
即使社會有足夠的財力來以自己的意誌“對抗”科學和自然力，也不應該做這樣的事，因為用於我國廣大農村的“設防共濟”，財力遠遠不夠富裕。
文章還建議修改“適用、經濟、在可能的條件下注意美觀”的基本方針，在經濟發展的今天，結合建築業的實際情況，建議改為“安全、適用、經濟、在可能的條件下講究美觀”。把安全放在首位，既有現實意義，也應納入基本方針。
對於建築物要求“小震不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應當“重在不倒”。文章中寫道：在都江堰的街頭，特別留意察看了一些做了玻璃幕牆的建築，有些依然完好無損。但是，令人擔心的是，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高層建築，大量使用玻璃幕牆和其他外圍護幕牆，地震發生時，一是有可能墜落會傷人；二是劇烈的搖晃能否讓高層樓上的人們得到應有的保護。至今，沒有抗震實例的驗證。
這又是“曲突徙薪”式的警告。
發現了潛伏的禍端，我們多麼需要正直、坦誠的大聲疾呼。
5·12之後，不僅是建築行業，各行各業都應當反思。
在7月26日的“科學技術與抗震救災學術論壇”結束時，劉盛綱院士最後講話。他談到1979年，第一次赴美國訪問，一次美方設宴招待劉院士，席間美籍華裔教授曾安生問，在美國講水利史，第一課就要講都江堰。請問劉教授，你看過都江堰沒有？劉盛綱說，經常去看都江堰，三代人都去過了。
劉院士建議，全體院士和專家，明天去都江堰——朝拜李冰！
他的建議，立即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第二天，在魚嘴分洪處，院士專家們見大地震隻震開了一點小裂縫，整個水利工程安然無恙，讚歎不已。
我想起另一次大災難，1981年8月的大洪災爆發時的故事。
都江堰總工吳敏良，見三天三夜大雨未歇，岷江上洪峰如山，心急如焚。他擔心，古堰能不能保住？
大雨剛停，吳老直奔飛沙堰。他心想，隻要飛沙堰在有效地自動排沙，古堰絕對無恙。
在洪水稍退的飛沙堰，他看見了什麼？一坨巨石，足有兩噸重！也就是說，飛沙堰有效地排沙時將這坨巨石也“甩”上了岸！
吳老俯身撲向巨石時，情不自禁地大喊：老祖宗啊，你太了不起了！
在大災的2008年，麵對滔滔江水和2256歲的古堰，我想起吳老的喊聲，感慨良多。
對於“尊重自然，道法自然”，我們偉大祖先早有深刻的領悟。是應對無窮無盡的大小水患，使我們老祖宗變得無比智慧。
正是經曆了無數次“災變”之後，人類才走到了今天。
多地震的中國，在5·12之後，是不是麵臨一次可貴的“災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