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魂的在場
智慧和信仰
——讀史鐵生《病隙碎筆》
三年前，在輪椅上坐了三十個年頭的史鐵生的生活中沒有出現奇跡，反而又有新的災難降臨。由於雙腎功能衰竭，從此以後，他必須靠血液透析維持生命了。當時，一個問題立刻使我——我相信還有其他許多喜歡他的讀者——滿心憂慮：他還能寫作嗎？在癱瘓之後，寫作是他終於找到的活下去的理由和方式，如果不能了，他怎麼辦呀？現在，仿佛是作為一個回答，他的新作擺在了我的麵前。
史鐵生把他的新作題做《病隙碎筆》，我知道有多麼確切。他每三天透析一回。透析那一天，除了耗在醫院裏的工夫外，坐在輪椅上的他往返醫院還要經受常人想象不到的折騰，是不可能有餘力的了。第二天是身體和精神狀況最好（能好到哪裏啊！）的時候，唯有那一天的某一時刻他才能動一會兒筆。到了第三天，血液裏的毒素重趨飽和，體況惡化，寫作又成奢望。大部分時間在受病折磨和與病搏鬥，不折不扣是病隙碎筆，而且縫隙那樣小得可憐！
然而，讀這本書時，我在上麵卻沒有發現一絲病的愁苦和陰影，看到的仍是一個沐浴在思想的光輝中的開朗的史鐵生。這些斷斷續續記錄下來的思緒也毫不給人以細碎之感，倒是有著內在的連貫性。這部新作證明，在自己的“寫作之夜”，史鐵生不是一個殘疾人和重病患者，他的自由的心魂漫遊在世界和人生的無疆之域，思考著生與死、苦難與信仰、殘缺與愛情、神命與法律、寫作與藝術等重大問題，他的思考既執著又開闊，既深刻又平易近人，他的“寫作之夜”依然充實而完整。對此我隻能這樣來解釋：在史鐵生身上業已形成了一種堅固的東西，足以使他的精神曆盡苦難而依然健康，備受打擊而不會崩潰。這是什麼東西呢？是哲人的智慧，還是聖徒的信念，抑或兩者都是？
常常聽人說，史鐵生之所以善於思考，是因為殘疾，是因為他被困在輪椅上，除了思考便無事可做。假如他不是一個殘疾人呢，人們信心十足地推斷，他就肯定不會成為現在這個史鐵生，——他們的意思是說，不會成為這麼一個優秀的作家或者這麼一個智慧的人。在我看來，沒有比這更加膚淺的對史鐵生的解讀了。當然，如果不是殘疾，他也許不會走上寫作這條路，但也可能走上，這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在於，他的那種無師自通的哲學智慧決不是殘疾解釋得了的。一個明顯的證據是，我們在別的殘疾人身上很少發現這一顯著特點。當然，在非殘疾人身上也很少發現。這至少說明，這種智慧是和殘疾不殘疾無關的。
關於殘疾，史鐵生自己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人所不能者，即是限製，即是殘疾”，在此意義上，殘疾是與生俱來的，對所有的人來說都是這樣。看到人所必有的不能和限製，這是智慧的起點。兩千多年前，蘇格拉底就是因為知道人之必然的無知，而被阿波羅神讚為最智慧的人的。眾所周知，蘇格拉底就不是一個殘疾人。我相信，史鐵生不過碰巧是一個殘疾人罷了，如果他不是，他也一定能夠由生命中必有的別的困境而覺悟到人的根本限製。
人要能夠看到限製，前提是和這限製拉開一個距離。坐井觀天，就永遠不會知道天之大和井之小。人的根本限製就在於不得不有一個肉身凡胎，它被欲望所支配，受有限的智力所指引和蒙蔽，為生存而受苦。可是，如果我們總是坐在肉身凡胎這口井裏，我們也就不可能看明白它是一個根本限製。所以，智慧就好像某種分身術，要把一個精神性的自我從這個肉身的自我中分離出來，讓它站在高處和遠處，以便看清楚這個在塵世掙紮的自己所處的位置和可能的出路。
從一定意義上說，哲學家是一種分身有術的人，他的精神性自我已經能夠十分自由地離開肉身，靜觀和俯視塵世的一切。在史鐵生身上，我也看到了這種能力。他在作品中經常把史鐵生其人當作一個旁人來觀察和談論，這不是偶然的。站在史鐵生之外來看史鐵生，這幾乎成了他的第二本能。這另一個史鐵生時而居高臨下俯瞰自己的塵世命運，時而冷眼旁觀自己的執迷和嘲笑自己的妄念，當然，時常也關切地走近那個困頓中的自己，對他勸說和開導。有時候我不禁覺得，如同羅馬已經不在羅馬一樣，史鐵生也已經不在那個困在輪椅上的史鐵生的軀體裏了。也許正因為如此，肉身所遭遇的接二連三的災難就傷害不了已經不在肉身中的這個史鐵生了。
看到並且接受人所必有的限製，這是智慧的起點，但智慧並不止於此。如果隻是忍受，沒有拯救，或者隻是超脫，沒有超越，智慧就會淪為冷漠的犬儒主義。可是，一旦尋求拯救和超越，智慧又不會僅止於智慧，它必不可免地要走向信仰了。
其實，當一個人認識到人的限製、缺陷、不完美是絕對的，困境是永恒的，他已經是在用某種絕對的完美之境做參照係了。如果隻是把自己和別人作比較，看到的就隻能是限製的某種具體形態，譬如說肉體的殘疾。俗話說，人比人，氣死人，以自己的殘缺比別人的肢體齊全，以自己的坎坷比別人的一帆風順，所產生的隻會是怨恨。反過來也一樣，以別人的不能比自己的能夠，以別人的不幸比自己的幸運，隻會陷入淺薄的沾沾自喜。惟有在把人與神作比較時，才能看到人的限製之普遍，因而不論這種限製在自己或別人身上以何種形態出現，都不餒不驕，心平氣和。對人的限製的這樣一種寬容，換一個角度來看，便是麵對神的謙卑。所以，真正的智慧中必蘊涵著信仰的傾向。這也是哲學之所以必須是形而上學的道理之所在，一種哲學如果不是或明或暗地包含著絕對價值的預設，它作為哲學的資格就頗值得懷疑。
進一步說，真正的信仰也必是從智慧中孕育出來的。如果不是太看清了人的限製，佛陀就不會尋求解脫，基督就無須傳播福音。任何一種信仰倘若不是以人的根本困境為出發點，它作為信仰的資格也是值得懷疑的。因此，譬如說，如果有一個人去廟裏燒香磕頭，祈求佛為他消弭某一個具體的災難，賜予某一項具體的福樂，我們就有理由說他沒有信仰，隻有迷信。或者，用史鐵生的話說，他是在向佛行賄。又譬如說，如果有一種教義宣稱能夠在人世間消滅一切困境，實現完美，我們也就可以有把握地斷定它不是真信仰，在最好的情形下也隻是烏托邦。還是史鐵生說得好：人的限製是“神的給定”，人休想篡改這個給定，必須接受它。“就連耶穌，就連佛祖，也不能篡改它。不能篡改它，而是在它之中來行那宏博的愛願。”一切烏托邦的錯誤就在於企圖篡改神的給定，其結果不是使人擺脫了限製而成為神，而一定是以神的名義施強製於人，把人的權利也剝奪了。
《病隙碎筆》中有許多對於信仰的思考，皆發人深省。一句點睛的話是：“所謂天堂即是人的仰望。”人的精神性自我有兩種姿態。當它登高俯視塵世時，它看到限製的必然，產生達觀的認識和超脫的心情，這是智慧。當它站在塵世仰望天空時，它因永恒的缺陷而向往完滿，因肉身的限製而尋求超越，這便是信仰了。完滿不可一日而達到，超越永無止境，彼岸永遠存在，如此信仰才得以延續。所以，史鐵生說：“皈依並不在一個處所，皈依是在路上。”這條路沒有一個終於能夠到達的目的地，但並非沒有目標，走在路上本身即是目標存在的證明，而且是唯一可能和唯一有效的證明。物質理想（譬如產品的極大豐富）和社會理想（譬如消滅階級）的實現要用外在的可見的事實來證明，精神理想的實現方式隻能是內在的心靈境界。所以，凡是堅持走在路上的人，行走的堅定就已經是信仰的成立。
最後，我要承認，我一邊寫著上麵這些想法，一邊卻感到不安：我是不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一個無情的事實是，不管史鐵生的那個精神性自我多麼堅不可摧，他仍有一個血肉之軀，而這個血肉之軀正在被疾病毀壞。在生理的意義上，精神是會被肉體拖垮的，我怎麼能假裝不懂這個常識？上帝啊，我祈求你給肉身的史鐵生多一點健康，這個祈求好像近似史鐵生和我都反對的行賄，但你知道不是的，因為你一定知道他的“寫作之夜”對於你也是多麼寶貴。
靈魂的在場
現代生活的特點之一是靈魂的缺席。它表現在各個方麵，例如使人不得安寧的快節奏，遠離自然，傳統的失落，環境的破壞，人與人之間親密關係的喪失，等等。痛感於此，托馬斯·摩爾把關涉靈魂生活的古今賢哲的一些言論彙集起來，編成了這本《心靈書》。書的原題是《靈魂的教育》，可見是作為一本靈魂的教科書來編著的。作者在前言中說：“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大問題是訓示太多，教育太少。”在他看來，教育應是一門引導人的潛能的藝術，在最深層次上則是一門誘使靈魂從其隱藏的洞穴中顯露出來的藝術。我的理解是，教育的本義是喚醒靈魂，使之在人生的各種場景中都保持在場。那麼，相反，倘若一個人的靈魂總是缺席，不管他多麼有學問或多麼有身份，我們仍可把他看做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蒙昧人。
關於什麼是靈魂，費西諾有一個說法，認為它是連結精神和肉體的中介。容格也有一個說法，認為精神試圖超越人性，靈魂則試圖進入人性。這兩種說法都很好，加以引申，我們不妨把靈魂定義為普遍性的精神在個體的人身上的存在，或超越性的精神在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存在。一個人無論怎樣超凡脫俗，總是要過日常生活的，而日常生活又總是平凡的。所以，靈魂的在場未必表現為隱居修道之類的極端形式，在絕大多數情形下，恰恰是表現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追求和精神享受。這就是作者所說的“平凡的神聖”之涵義。他說得對：“能夠真正享受普通生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今天，日常生活變成了無休止的勞作和消費，那本應是享受之主體的靈魂往往被排擠得沒有容足之地了。
日常生活是包羅萬象的，就本書涉及的內容而言，我比較關注這幾個方麵：工作與閑暇，自然與居住，孤獨與交流。在所有這些場合，生活的質量都取決於靈魂是否在場。
在時間上，一個人的生活可分為兩部分，即工作與閑暇。最理想的工作是那種能夠體現一個人的靈魂的獨特傾向的工作。正如作者所說：“當我們靈魂中獨特的一麵與我們所從事的工作相融合時，我們發現本性與勤奮結出的是甜蜜的果實，它可以醫好一切創傷。”當然，遠非所有的人都能從事自己稱心的職業的，但是我始終相信，一個人隻要真正優秀，他就多半能夠突破職業的約束，對於他來說，他的心血所傾注的事情才是他的真正的工作，哪怕是在業餘所為。同時，我也讚成這樣的標準：一個人的工作是否值得尊敬，取決於他完成工作的精神而非行為本身。這就好比造物主在創造萬物之時，是以同樣的關注之心創造一朵野花、一隻小昆蟲或一頭巨象的。無論做什麼事情，都力求盡善盡美，並從中獲得極大的快樂，這樣的工作態度中的確蘊涵著一種神性，不是所謂職業道德或敬業精神所能概括的。關於閑暇，我在這裏隻想指出一點：度閑的質量亦應取決於靈魂所獲得的愉悅，沒有靈魂的參與，再高的消費也隻是低質量地消度了寶貴的閑暇時間。
在空間上，可以把環境劃分為自然和人工兩種類型。如果說自然是靈魂的來源和歸宿，那麼，人工建築的屋宇就應該是靈魂在塵世的家園。作者強調，無論是與自然，還是與人工的建築，都應該有一種親密的關係。在一個關注靈魂的人眼中，自然中的一丘一豁，一草一木，都有著自己的生命和故事。同樣，家居中的簡單小事，諸如為門緊一根螺釘，擦幹淨一塊玻璃，都會給屋子注入生命，使人對家產生更親密的感覺。空間具有一種神聖性，但現代人對此已經完全陌生了。對於過去許多世代的人來說，不但人在屋宇之中，而且屋宇也在人之中，它們是曆史和記憶，血緣和信念。正像黑爾詩意地表達的那樣：“舊建築在歌唱。”可是現在，人卻迷失在了高樓的迷宮之中，不管我們為裝修付出了多少金錢和力氣，屋宇仍然是外在於我們的，我們仍然是居無定所的流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