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擴大新社會階層有序政治參與的重要意義
新社會階層有序政治參與作為公民實現政治權利的重要形式，反映著新社會階層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體現著黨和政府與公民之間的互動關係，是衡量我國政治民主和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尺度，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四位一體”，考察新社會階層有序政治參與的意義，必須從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等方麵進行全麵綜合的評價。
一、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參與理論
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當年的設想，社會主義社會應該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達、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在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私有製將被徹底消滅。所以，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中，盡管有關於政治參與的一般理論，但沒有社會主義條件下新社會階層政治參與的具體理論，因為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作為非公有製經濟人格化代表的新社會階層將不複存在。
然而，我國的社會主義是在生產力發展水平較為落後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遠遠超出了馬克思、恩格斯當年的設想，同時，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也表明，在社會主義生產力比較低的情況下，還不能建立單一的公有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非公有製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還具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從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角度講，還必須允許非公有製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因此，在認識我國新社會階層存在價值、曆史地位及政治參與等問題上，不能機械地運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個別結論作出簡單的判斷，而應結合我國特殊國情及社會主義建設實際，從社會主義長遠發展的角度進行思考。我國新社會階層政治參與理論就是對上述問題進行深入思考的產物，它一方麵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政治參與的一般理論，另一方麵又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有關新社會階層政治參與的具體理論問題，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開辟了新的實踐空間。
（一）重新定位非公有製經濟和新社會階層的地位
馬克思、恩格斯一直設想在社會主義社會裏要實行公有製，並消滅剝削，也就是說，馬克思、恩格斯認識到社會主義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樣，都是發展變化的，但他們從來沒有設想過，私有製和剝削現象會在社會主義社會得以重生並占據重要地位，因此，恩格斯說：“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製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它同現存製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於，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基礎上組織生產。”在馬克思、恩格斯留給後人的經典著作中，非公有製經濟一直屬於社會主義社會要消滅的對象，以私營企業主為代表的新社會階層也屬於逐漸走向消亡的階層。
建國以後，我國曾采取“三大改造”的辦法，試圖消滅非公有製經濟，結果造成了生產力的極大破壞。改革開放以後，我國逐漸恢複和發展非公有製經濟，允許生產要素合理流動，有效調動了社會各個方麵的積極性，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使我國的綜合國力不斷提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新煥發蓬勃生機。事實表明，非公有製經濟不是洪水猛獸，它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新社會階層也不是十惡不赦的剝削階級，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基於這種現實，中國共產黨在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斷提高非公有製經濟的社會地位，從開始把非公有製經濟定性為“公有製經濟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到認定非公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再到確立非公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直到現在與公有製經濟一樣享受“國民待遇”，非公有製經濟的地位可以說是一步一個台階，不斷得到提升。相應地，新社會階層從最初被社會歧視、看不起的邊緣群體，到後來最終被定性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其政治地位也日漸提升，並在黨的政策性文獻中得到確認。這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在理論上和指導思想上不斷發展、與時俱進的黨，它能夠順應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科學認識和定位社會各個階層的性質和地位，做出最有利於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正確決策。這是新社會階層得以順利參與政治的理論和政策前提，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發展。
（二）完善新社會階層政治參與的製度安排
中國共產黨曆來以實現人民民主、發展政治文明為己任，特別是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更是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體製改革與創新，紮實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曆史進程，為包括新社會階層在內的社會各個階層提供政治參與的製度保障和實踐手段。首先，提出了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新主張。例如，黨的十六大指出，健全民主製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特別是提出了“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的新主張，為新社會階層政治參與提供了最直接的政策依據。其次，開辟了多層次的政治參與途徑和渠道。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特別提出要優化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的結構，擴大新社會階層人士代表在黨的代表會議中的數量比例；一直致力於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保證人民政協發揮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的作用。同時提出要不斷擴大我國基礎民主，健全各級自治組織和民主管理製度，完善政務公開、廠務公開、村務公開等各種公開辦事製度，保證廣大人民群眾能夠依法行使各種政治參與權利，管理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這就為新社會階層的政治參與提供了廣闊的舞台。再次，加強了對政治參與活動的法律監督。黨領導人民加強社會主義法製建設，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係，堅持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原則，強調維護法製的統一和尊嚴，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門的保護主義，要求黨員和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成為遵守《憲法》和法律的模範；嚴格禁止賄選及其他惡意幹涉選舉活動等非法參與行為，這為新社會階層政治參與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外，中共中央還提出了一係列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配套建議和措施，例如，強調要在完善黨和政府決策機製的基礎上，通過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形成真正珍惜民力的政務決策協調機製；要求各級政府及其決策機關要深化幹部人事製度改革，把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中來，積極營造各方麵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的良好環境等，這些都為新社會階層政治參與提供了良好的空間。
（三）創新新社會階層入黨的基本政策
新社會階層入黨理論是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的又一個創新，它意味著新社會階層不僅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而且可以當選為黨代表，成為黨的領導幹部，這在黨的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中國共產黨對新社會階層入黨理論的創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其一，明確否認了以財產多少作為劃分階級和判斷人民政治先進與落後的標準，依據我國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實際，提出了判斷新社會階層先進與否的新的“三看標準”：一是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二是看他們的財產是怎麼得來的以及對財產怎麼支配和使用；三是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作的貢獻。其二，明確提出了新社會階層人士入黨的“三個條件”：一是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二是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鬥；三是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三看標準”和“三個條件”抹去了新社會階層和其他社會階層之間的階層差別和經濟利益差別，為新社會階層人士入黨提供了可靠的政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