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博取高官厚祿，享受榮華富貴，這並不是先人和他自己讀書入仕的初衷，謀求一定的生活和社會保障與貪財戀勢一線貫通又涇渭分明。想十二歲那年練筆試作《老農老圃論》，李贄推測，樊遲向孔子問農圃，其意在示隱身田園之誌，而“上大人丘乙己”罵他是小人，並非鄙視農業生產，為的是不忍弟子放棄從政之願，沒世而無名。論成，同學們驚服，不是讚他為樊遲明誌，而是賀他利口善辯，將來必可博取人間富貴。父親卻不以此賀為喜，自己也以賀意鄙俗而不屑。
人格上，“從來君子不如野人！”稍有人味、未竭骨氣者，豈甘一輩子仰人鼻息過活。心為形役的罪早已受夠了！要不是顧慮退職後一家老小生計沒有保障，連這任知府李贄也不想幹的。萬曆五年入滇赴任，道經長江岸邊的團風鎮，舍舟登岸到黃安縣晤摯友耿定理，那時他就有意棄官退隱。是朋友們見他宦囊蕭然，勸他還是勉強做三年官，積攢居食之資，這才留下女兒女婿在黃安，偕黃氏就職，又忍受了三年的屈辱！
為官的甘甜，為官的苦辣，在李贄胸中交沸。可憐妻子自結縭相隨，曆盡艱辛，如今地位剛剛比較穩固，生活可望小康寬裕，卻又棄之不取，李贄不免於心不忍，一時又難定辭官的
決心。
不，不能在這種荒謬困窘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我李贄也要立定“一生主意”，像戰國高士魯仲連那樣：與其富貴而屈從於人，寧願貧賤而輕世肆誌！
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
李贄想到高士魯仲連的“一生主意”，心中反而更加疑惑猶豫起來：自己可以比附人家嗎？
想那魯仲連高蹈倜儻，視富貴爵祿如腐魚臭肉，固然超邁雄奇，若未能建功樹勳顯英才而逸誌於世，則老死蓬門柴戶，其誰知之？
“十萬（齊兵圍攻）聊城一歲餘，魯生唯往數行書（即亂燕將之心，使不攻城而克複）。誰言（他隻）勝卻百夫長？我道萬夫終不如！”
魯仲連說得好，大丈夫當“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狷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敝也”；若臨國家危亡而不能救，雖雄辯“一日服千人”，隻好比夜貓子叫喪，徒惹世人厭憎！
官場雖然汙濁滿地，齷齪難當，但若能握權處勢大展宏圖，理當舍身救世。縱觀古之有為大臣，“但能忍辱者，亦妙於趨時；務結主者，尤貴於含垢，此非休休有容（肚量大度）
者不能也。而其實，皆本之於（建功立業，匡時救世之）至誠。”如唐代名相狄仁傑，“同塵合汙，與世委蛇，對主褫（奪武後男寵張昌宗）之裘，當朝（與之）縱博，非但（借以保）全唐（室），亦以完軀，其事偉矣！”
何況自弱冠糊口四方，在官場操練這麼多年，無日不逐時事而奔走，我李贄也學會了含詬忍恥，裝聾作啞；若能得知於朝廷，有大用的希望，再受些委屈又有何妨？
再說，亦非絕對不能以直道處世。這麼些年來，我李贄處世而不攀人事，“拜揖公堂之外，閉戶自若”，雖不討上司歡心，吃夠這個強脾氣的苦頭，然上官“終念我職卑而能自立”，未加大害，畢竟升到了這四品黃堂之職。趙大洲（貞吉）先生亦是性格倔強之人，雖“學高才博，然好剛使氣，動與物違”，仕途坎坷，畢竟也曾進內閣讚預過機要。
然而，當朝大臣誰是知我李卓吾之人？誰能援手薦舉我？
朝廷如今的製度有條不成文法，非進士出身不得入翰林院，非翰林學士不得入內閣。自己不過舉人出身，縱令“既有大才，又能不避禍害，身當其任，勇而行之，而不得一第則無憑（依）”，徒喚奈何！
姚安，唐代武後稱製期間名臣張柬之七十餘歲起官鳳閣舍人不久，以忤旨出為合蜀二州刺史，曾按臨此地。武後思得奇士輔佐，得狄仁傑、姚崇力薦，張柬之以年逾古稀的高齡破格
被拜相。而“今世男子幾人（能如武後）欲得奇士哉！”
姚安軍民府轄區，北抵金沙江，南控大涼山，西接大理蒼山洱海，東望五百裏滇池；在更大的背景上，其“西（鄰）大秦，南（通）交趾”，是古哀牢國之域，曆代為朝廷征服西南“蠻夷”必爭的戰略要地。這裏的高山深峒、密林叢箐中聚居著彝族（所謂“倮、猓、羅羅”），低丘平壩雜居著少數白族（所謂“棘人”），自東漢光武帝末年內屬，置永昌郡統之以來，叛服不定，剿撫相續。本朝，自洪武十五年設府，代代騷亂不已。直到萬曆元年，巡撫鄒應龍和總兵官沐昌祚戡亂雲南，姚安彝族首領羅思被征服，此地才暫告平靜下來。姚安境內駐紮著兩個“千戶所”和數個“巡檢司”；以朝廷定期任命的漢族官員（流官）為地方長官，佐以世襲土官；在少數民族部落中實行土司酋長和頭人世襲的自治製度，因此稱作“軍民府”。
承曆代之亂，當兵事之後，初來知此軍民府事，但見瘡痍滿目，各族相疑，百姓戍卒人人如火燎箭傷之哀鴻。經這三年的與民休息，地方局勢趨於穩定，軍民各安生業，但朝夕之間可能風雲突變。自己既不能保證政治方略的連續，更不能給治下子民創造長遠的生存保障條件。
在本朝，地方官是無足輕重的，地方官的施政措施隨時可能被指令改變，或者被朝廷上某個動議所打亂。
自宋太祖汲取唐五代藩鎮割據的教訓，創立一套重文輕武居中製外的政製，為本朝太祖規仿承襲，相沿至今。地方官若在任所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縱有顯效證明為利國便民有益於社稷之舉措，能人去而後政息還算走運的，更多的是謀未決而謗議蜂起，政始興而朝令紛更，依違兩難，半途而廢，以致“州郡之職，徒勞人爾”。
在宋代，京官外放是一種懲罰。在大明，中了進士授職，上者期望進翰林院，哪怕是任“從七品”的翰林院檢討，哪怕是入院當庶吉士再讀三年書之後聽選；其次期望任給事中或任禦史做言官、監察官；再次期望任六部各司主事。得在京官職則欣欣然，而視州縣守令等地方官職，就像鸞鳳鄙棄腐鼠，一或得之，則魂耗魄喪，對妻室兒女失色，甚至昏夜叩拜權門哀求免授，寧願候補。此不可以人品道德輕下褒貶，勢有必至之理也。
朝廷不僅輕視地方政治權力，而且根本不顧恤地方官的身家性命。剿撫興革大計率爾而立，並無一定一規、必循之理，亂命時下，簡直拿地方官的安危毀譽當兒戲。雲南地方官吏至今提起雲南最高行政長官左布政使徐樾（王心齋先生的大弟子波石先生）之死，仍覺心寒齒冷。嘉靖年間，元江府土舍那鑒殺土知府那憲，攻州劫縣，誘殺了前往議降的徐樾，姚安土官高鵠往救時亦戰死，世宗興兵討伐不克，便允許那鑒納象贖
罪。時人為之作歌謠曰：“可憐二品承宣使，隻值元江象八條。”
地方官如此之輕、如此之賤，就做到徐樾那樣為藩為伯的地位，也太不值了！更何況，天生我李贄是這麼不吉祥。
從三皇五帝，到周公孔子，到韓李程朱，古今的人心情理差不多；從夏商周，到春秋戰國，到漢唐宋元，古今的天下治亂興衰大勢歸趨如一。而我李贄從少到老，原情論勢，卻總與眾人的想法不一樣，竟不見有一人相合。這怎不叫我驚疑，天生卓吾到這個世界上是為了磨難我，令我不得眾人歡心，不得心寧神定？
李贄從出仕，迭經世事變故，先是南倭、北虜之亂，最後入滇，又熟聞土官、瑤、壯諸夷之變。“大概讀書食祿之家，意見皆同；以予所見質（詢）之，不以為狂，則以為可殺也。”
對清議辯學，與眾人相左，就已太危險；見之於行，施之於政，與上官衙門盡相違迕，就更如燕巢於幕魚遊於釜，禍變莫測。
在姚安任上，為雲南巡撫王凝所不喜，倒是意料之中的。這位撫台大人是個貪贓枉法、欺下諂上的無恥小人，不必提他。最令人煩惱痛心的是：雲南布政司（類似今省政府）分守洱海道（轄武定、姚安等州府）的頂頭上司駱問禮，置署姚安，朝夕相處，最稱相知；其人有能力有操守，有文章學術才
華，有行履實績；初以清廉苦節敬重李贄，後來卻認為李贄是無能之輩而刻意加害，隻因為二人政見有原則分歧。
從低層社會登上仕途，南北顛躓幾十年，李贄深知政治腐敗，民生凋敝，根因於為官者擾民剝民太甚，於是很向往“無為而治”的黃老政治。治世貴在因時製宜，行實學，求實政。而今之世，“譬如人有虛祛之症。飲食可進則進之，不可進則俟之，不（能）遽試以金石之藥，攻劫之劑。以無病試病，故其病不治而自愈矣……天下之病，皆以‘治’而失之者多矣！”李贄最佩服的古代大臣是尚寬大、務簡易、循自然，不治而治的漢相曹參、丙吉及臥治郡國的汲黯。
李贄在姚安知府任上，本著“律設大法，禮順人情”的方針行政。盡可能息事寧人，化幹戈為玉帛，讓各民族和睦相處；禦下寬厚，體念仕於此者，無家的生活諸多不便，有家的萬裏崎嶇而入，狼狽而去，勢同流放，情有不堪，偶爾冒犯上官和法紀亦人所難免，隻宜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予以諒解。不僅自己以“至道無為，至治無聲，至教無言”為旨歸，對州縣長官也這樣指導和要求。幸而知州知縣不執異見，合作得較順利。
但這一切卻引起了駱問禮的不滿，責備李贄不過幹些捐俸營修頹圮的學校，幫助百姓修聚居區的防火道及火神廟等小事，無所作為，又律下無方。
李贄苦勸駱問禮：“邊方雜夷，法難盡執，日過一日，與軍與夷共享太平足矣……”剛愎自用的駱問禮，不把李贄放在眼裏，當然不會采納這種建議。他不但不把李贄放在眼裏，還把李贄視如眼中釘，欲拔之而後快。
這駱問禮倒有幾分像“攝政”的內閣首輔張居正！雖憂國憂民勇於任事令人欽佩，卻隻知有己不知有人，於學術所取既偏，容人器宇複狹隘。與這樣的人共事甚難，何況受其轄製！
幸得萬曆六年任雲南按察司（主管地方官員監察、重大案件複審等，級別雖較布政司低，實權更大）僉事，分巡洱海道的顧養謙，與李贄甚為相得，常對李贄予以關照排解，使他免受駱傾軋之害。
然而，顧養謙雖難得之奇傑，頗具隻眼，也能虛心推誠以待人，但亦不足真為李贄的知音。
思前想後，李贄的孤獨感愈加深重，不禁絕望地仰天長歎：
“今生今世想來是不會有知李卓吾的人了！”
沒有理解者欣賞者，沒有戮力同心患難相扶者，與世盡觸，從政前途必定是晦暗的，大有作為更不可能。
既然如此，何不死了用世之心？
“古來材大皆難用，且看《楞伽》四卷經。”
不甘為一世人士
回首五十四度春秋的人生經曆，坎坷蹭蹬，誠所謂跋前疐後，動輒得咎，鳥言夷麵，竟死何裨！始知釋迦牟尼悟道後初轉法輪，為何開口便說“苦諦”。《大智度論》說，人生遭惡賊虎狼、風雨寒熱為“外苦”，身心俱苦為“內苦”。此人生“二苦”，我李贄今已備嚐矣，何時能超脫“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