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自刎詔獄
萬曆三十年（1602）三月。
威鳳涅槃
李贄的著述之豐，傳播之廣，聲名之大，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前代有比他著作更多的人，卻沒有像明代那麼發達的印刷業—— 一種新興的可以贏利的產業給以推動作用，也沒有李贄那種振聾發聵的偉力吸引讀者。“總計先生平生著述，見刊傳四方者，不下數十百種”，“若陝西刻《南詢錄》，長蘆刻《龍溪集》，徽州刻《三教品》，濟寧刻《道學鈔》，永平刻《道古錄》，山西刻《明燈錄》，此皆素與先生不相識麵之士
夫，喜其書而樂梓之，先生不知也”。
這種不脛而走的盛況，使人想到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他教導人們走向自由，他的著作是反對封建專製與神權奴役的思想武器。不論是論述哲學和政治思想的隨筆，還是寄托理想與諷喻的小說，都受到知識界和普通民眾的熱烈歡迎。三十二歲時伏爾泰被專製政府驅逐出境；四十歲時他的《哲學通信》在法國出版，後來被政府以“違反宗教、妨害淳良風俗、不敬權威”的罪名查禁，當眾焚毀。然而，他晚年重返巴黎時，成千上萬的民眾湧上街頭歡呼雀躍，慶賀他的歸來。他乘坐的普通四輪馬車的榮耀，令法蘭西皇帝的禦輦黯然失色。
而李贄，同是一代宗師，卻是昏沉沉躺在門板上，由禦林軍士押解，悄無聲息地重返京城。
他的思想隻是被知識界作為調適口味的奇蔬異果，普通民眾並不感興趣。
中國曆史上也有一個人受到過伏爾泰一般的擁戴，這個人
就是北宋的司馬光。其始終反對王安石變法，司馬光政治上不得誌，“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視，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陽，留相天子，活百姓。”受儒家思想的長期灌輸，中國老百姓的最高理想也就是“輕徭薄賦”的“仁政”，要麼忍無可忍揭竿而起，要麼盼望天降聖君賢相。他們也不喜歡不守祖宗成憲的政治經濟變革，更不喜歡離經叛道或有離經叛道嫌疑的奇談怪論。
正如馬經綸在《啟當事書》中所言：“卓吾生今之世，宜乎為今之人，乃其心事不與今人同，行徑不與今人同，議論不與今人同，著作不與今人同。夫彼既自異於今之人矣，今之人其誰不以彼為異（端）為（偏）頗？此固情所必至，勢有固然，無足怪者。”
李贄的思想與伏爾泰相比，遠不如伏爾泰明晰，更不如伏爾泰富有現代性；但是，將伏爾泰和李贄分別與同地域同時代的人相比，無疑李贄比中國同代人要超前得多、激進得多。這是李贄的可悲之處，也是他的偉大之處。
且說李贄下了詔獄，馬經綸竭盡全力營救，凡是他可以直接求見並有一定影響力的人，他都找遍了；不便直接求見的關鍵人物內閣首輔與刑部尚書，他分別給他們寫了陳情辯冤信。
馬經綸的辯護不可謂不得力，堂堂正正，揆情度理，詞鋒所向，振垢刮汙，使羅織者瞠目結舌難乎為詞。誰會相信，一個七十六歲的垂絕老翁“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不是欲加之罪的鬼話呢？
但是，馬經綸的辯冤辭隻能駁倒那些顯然荒唐的指控，而且隻能針對張問達奏疏上所列的罪名洗雪。實際上，中國的司法一向是搞“有罪推定”的——先認定某人有罪，再尋找罪由，罪由不過是搪塞天下耳目的表麵文章，成立與否並不起決定性作用。譬如馬經綸所說的恣欲而行的貪官汙吏，如果未被權勢人物認為可惡至極，他的貪汙罪行等於不存在；隻有當他開罪於權勢人物而被列入可惡者名單，他才是貪汙犯；即便他並未貪汙，而被認定可惡了，也可以毫不費力地加上貪汙的罪名。馬經綸可以駁倒奏疏上的罪名，卻駁不掉加罪者心中的憎惡。
李贄被劾的真正原因是什麼？不會是像馬經綸有意輕描淡寫的：“人言出自麻城忌者之口，始以論傳論，既而論遂為真。”京都的大人先生們不是那麼好哄的小孩子，也並不那麼樂於管每個窮鄉僻邑裏的閑事，他們樂於相信關於李贄的誣蔑的不實之詞，是因為他們憎恨李贄，渴望可借以發揮之題。也不像是由於他“終日不膜拜，終夜不持咒，終年不念佛，終身不持齋，彼持齋念佛若世所稱齋公然者，方以先生為破戒律，視之若冤”，因而背後唆使張問達治他。與李贄同時的最著名
的高僧達觀和尚，就敬重李贄。他稱朱熹的精神隻可傳五百年，而李卓吾集陽明學派之大成，“獨創特解，一掃而空”。達觀在兩京很有影響，他不會嫉恨李贄，別的和尚還不配妒忌他。至於餘永寧所謂“聞聖天子將睿攬天下書，行且又知先生”，“方意先生將為萬乘賓”，因而為人所忌，被毒害中傷，也隻是他敬師至極而產生的不合情理的猜想。朱翊鈞不是勵精圖治的主兒，他願意觀覽的書隻限於傳奇小說，連內閣大臣都懶得接見，哪會有心招攬國師？當道權臣根本不用擔心李贄會受知於神宗，嫉妒從何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