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負利率對社會強勢群體也即有錢人就沒有影響嗎？理論上也是有的，但有錢人之所以能成為有錢人，就在於他們不會看著自己的錢放在銀行一點點地蒸發，他們一定會努力尋求投資。說句令很多貸款無門的窮同胞們嫉妒的話，有時候銀行包括政府部門還會找上門，求著他們貸款、推著他們投資。規模稍微小些的有錢人也不會坐以待斃，在當前投資渠道比較單一的情況下，有錢人的目光大多隻能轉向股市、樓市和期貨市場，而這又勢必導致房價在內的物價猛漲，引發新一輪惡性經濟循環。
一味指責富人也不客觀。財富之所以青睞富人，就在於他們有吸引財富的魅力，而勇氣就是其一。我多年前曾經在北京某城中村租住過一段時間，剛住進時，房東的兒子在附近一家日企打工，每月工資兩千餘元，用他的話說“幹著真沒勁”。兩年後，趕上了拆遷，由於房子比較多，他們家至少補償了兩百多萬。可直到現在，這位居然還在那家日企上班。惟一不同的是，他過去抽的是“紅梅”，現在變成了“芙蓉王”。
這就是典型的窮人思維了。即使他已經不窮了，但他骨子裏仍是窮人。而富人的思維恰恰相反，雖說投資必定伴隨著風險，但富人會更多的著眼於機會而不是風險。
有錢人未必就真的有錢——這話聽起來不可思議，實際上卻是事實。比如老百姓常說，“我家又沒開著銀行”，言下之意銀行最有錢，但銀行的錢還不是窮人們借給它的？不然它為什麼要付我們利息？倒是我們眼中的有錢人，總是動不動就向銀行借錢。
這一理論上升到國家層麵也是如此。眾所周知，美國是當今世界第一發達經濟體，是絕對的富國，中國則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是相對的窮國。按理說，應該是富國美國借錢給我們窮國中國才對，但事實上卻是美國借著中國的錢，而且數額相當大。表麵看來，我們持有的巨大的美國國債是個經濟優勢，但這個優勢卻很難保證。用一些經濟學家的話說：萬一美國賴債的話，我們有什麼辦法製裁它？答案是沒有。雖然美國政府現在還沒有賴賬，但它如果真的耍賴的話，我們一時之間還真沒有什麼切實有效的辦法。事實上，美元的不斷增發及其導致的貶值已經是一定程度上的耍賴了，美元發得越多，我們手中的美元就越不值錢；美元貶多少，我們的外彙就縮水多少。稍感安慰的是，政府已經開始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不僅早已不再把美元作為惟一的外彙儲備籃子，也開始且越來越多地將投資目光轉向實體經濟。
中國儲蓄量居高難下的最主要原因，在於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的社會保障製度不健全。假設我們樂觀地估計，通過政府不斷地把手中的外彙用於實體經濟的投資和國內福利製度的改善，直至有一天使我們的國民即使突然之間一無所有，也不至於吃不上飯、上不起學、看不起病、養不起老……那我們還有必要把儲蓄堅持到底嗎？
不過歸根結底，抵禦負利率還得靠自己。資金就是用來投資的，你的投資收益越大，抵禦通脹的能力也就越強。當然，想要在各種投資領域有所斬獲而不是做一個悲催的做貢獻者，最終還得看自己的本事。
4．隻有偷稅漏稅，沒有合理避稅
有人認為現在稅率太高，因此吃飯時便不要飯店的發票，幫助飯店逃稅，還自認為很光榮。其實納稅是公民的義務，遵紀守法、按章納稅也是一個公民的道德。因此，不僅不應當幫助逃稅，而且應當監督納稅。
——周曙光（北京大學法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哪個民族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呢？有人說是中國人。
比如在美國，申請信用卡和注銷信用卡都是免費的，但是更換磨損的信用卡卡片需要繳納5美元的工本費。聰明的中國人需要更換卡片時，總是先銷戶再開戶，從而節省了更換卡片的5美元。雖然這很簡單，美國人卻學不會。
這種聰明延伸到稅收領域，便衍生出了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新詞——合理避稅。既然是合理的，那為什麼還要避？看來還是不合理。
類似的新詞時下還有很多，比如過去叫“不好”，現在叫“欠佳”；過去說“漲價”，現在叫“調價”；過去叫“停滯”，現在叫“零增長”；過去叫“借讀費”，現在叫“讚助費”；過去叫“出國旅遊”，現在叫“參觀考察”；過去叫“罪有應得”，現在叫“運氣不好”；等等。而合理避稅，說白了也就是過去說的偷稅漏稅。隻是人要臉、樹要皮，所謂的“合理避稅”，根本就是那些不法分子為自己的不法行為找的遮羞布。
說到這裏，不妨解釋一下什麼叫違法？什麼又叫犯罪？在很多普通老百姓包括那些曾經合理避稅或者正準備合理避稅的人看來，違法尤其是違法《稅法》這類的“小法”，根本算不了什麼。隻要自己違法而不犯罪，大不了補上就是了。其實這是一種很沒法律意識的觀念。違法是個內容非常寬泛的詞，一個人既可以違反《憲法》，犯下諸如試圖分裂國土、背叛人民之類的十惡不赦的大罪，也可以違反《刑法》，給他人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還可以違反諸如《城市管理條例》，讓人在同情他們的同時感歎生存之不易、執法人員之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