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北京科技大學博士生導師，曾在北大發表演講）
前幾年，北京出台了一項新政：凡是準備在北京買房的外地人，買房時必須提供五年的納稅證明。一時間，說該政策歧視外地人者有之，說該政策直接破滅了無數外地人的夢想者有之，在網上呼籲廣大外地人離開無情的北京者亦有之。總之一句話：這樣一來，外地人想在北京買房難上加難。
其實，我們都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使我們拿不出納稅證明，每一個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人也都是實實在在的納稅人，其區別無非是那些開公司的老板們是直接納稅，而我們是間接納稅。古語有雲：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身為中國文化中心的北京的決策者們，想來不會把“人民”的範疇縮小到隻有那些能夠提供納稅證明的人身上。
我們必須要承認，北京這些年來在城市建設方麵的投入非常巨大，所有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人都享受到了這種福利：比如全國最便宜的地鐵票價（2元）、全國最便宜的公交車票價（4角），等等。
而在其他一些地區，就遠不是那麼回事了，比如2011年紅透全國的地處安徽省的貧困縣望江縣，該縣以相當8.5個白宮，也即43600平方米的超級在建辦公樓，打破了世界紀錄，也打開了自己的知名度。據親至現場的記者描述，該辦公樓不僅麵積驚人，裝潢也極盡奢華。除了構成主體的6棟大樓外，旁邊還有一個占地90畝的廣場，廣場上還有音樂噴泉、臨水廣場、露天茶座、露天舞台、釣魚台等景觀，儼然一個集休閑、娛樂於一體的超大型富人別墅區的頂級配置。毫無疑問，修建這些設施的錢，全都來自當地的納稅人，甚至可能包括上級政府的扶貧款；同樣毫無疑問的是，這些設施建成後必將大量消耗納稅人的錢。
一方麵，蛀蟲和碩鼠在肆意揮霍納稅人的錢財，另一方麵則是納稅人肩上沉重的稅務負擔。在2009年《福布斯》雜誌發布的“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上，中國名列第二。另據傳說，浙江某地有成千上萬家製作童裝的小作坊，當地政府為方便計稅，便按作坊主有幾台縫紉機收稅，稱為“機頭稅”，2009年時，一份機頭稅僅僅160元，第二年便漲到了343元，今年則漲到了626元。照這樣漲下去，這些作坊主估計到最後隻能關門大吉。而這不僅會影響就業，也直接影響著政府的稅收。
最近正在忙著開兩會的中國首富宗慶後，曾在會上建言政府取消工薪階層的個人所得稅，其出發點是，工薪階層的個人所得稅隻是主體稅收中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對國家的財政稅收影響較小。而免掉這一小部分稅收，老百姓手頭有錢了，就能拉動消費，企業生產就會滾動起來，企業經營效益好，國家稅收自然也就上去了。
經濟學家張曙光教授也在書中指出：“時下老百姓的稅負，也就是政府的收入已經相當高。既然政府的收入很高，那就應該減稅，至少也應做到不再加稅，或者在增加新稅種的同時做到減稅。更重要的一點兒，稅收實際上是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價格，是政府與老百姓之間的一種交易。你給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務，老百姓給你納稅。納多少稅，取決於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好壞和多少。我們現在的狀況是什麼呢？稅收拿得很多，提供的公共服務不足，甚至直接侵權，各地發生的強製拆遷就是最好的證明。所以，作為政府，不光是要想辦法來算不算那些逃稅行為，還應想辦法來完善自己的公共服務。”
另一位經濟學家、中共中央黨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則把矛頭直指中國龐大的公務員支出：“現在是這樣的，政府黨政公務以及行政行業和養人的支出，占政府全部支出的44%，主要是工資、社保、辦公費用，此外還有公招、公出、公車等等一係列費用。相比較而言，日本的行政公務開支隻占2.4%，可以說它是最便宜最廉價的政府。比較昂貴的政府可能是意大利，大概是19%，也隻是我們的一小半。這麼高的支出比例，我認為肯定不合適。就像曆史上講的黃宗羲定律：更多的人吃更多的稅，更多的稅養更多的人，最後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最後老百姓受不了了。”
當然，我們不能因為上述幾位站在我們的立場上說話，就認定政府一定應該也必須取消向工薪階層征收個稅雲雲，至少在新稅法出台之前，照章納稅還是我們的義務。納稅也是公民的光榮，沒有建國以來億萬中國老百姓的納稅，中國不可能發展成為今天的中國。現階段的中國雖然早已是今非昔比，但不論是為國防、民生、發展考慮，都決定了她還不能對現有稅收進行大幅調整。至於那些潛在的蛀蟲們，不必擔心，更不必憋屈，我們完全可以借助強大的現代媒體如網絡等，監督我們的納稅去向並在必要的時候及時揭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