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一位民營企業家，為了開展業務去某政府部門辦理相關手續，結果就因為他“不開竅”，不懂得或者說是不願意交“買路錢”，原本估計13天就能辦完的手續，整整辦了13個月。所謂“商場如戰場”，時間就是效益，在這被耽誤的13個月背後，意味著多少損失？在現實的逼迫下，越來越多的人學會了算賬：出點小錢，趕緊過關，與預期的收益相比這算不了什麼！所以有人提起中國的富豪，立即就會聯想到“原罪說”。
不過某些犀利的經濟學家如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趙曉博士則把矛頭直指問題的核心：“這幾年一直在思考，中國誰的血液最道德，誰的備注最不道德？我思考的結果是，我這個人就非常不道德。但是我相信中國的官員的血液是最不道德的，可是如果讓我去當官，我可能會比他們更不道德。”
不過，說“中國官員的血液最不道德”，也未免冤枉了一大批中國官員。萬科創始人王石曾經在自傳《道路與夢想》中寫過一段早年經曆：
飼料組將玉米賣給飼料廠的同時，也開始拓展成品雞、豬飼料的銷售業務。公司的客戶分散在珠三角和湖南、江西、廣西等華南地區。飼料產品很受飼養戶歡迎，許多銷售公司提著現款等貨，一包包印著“正大康地”商標的新出爐的飼料散發著略帶魚腥味的香味等待運送各地。交通一時成了銷售的瓶頸。從成本的角度考慮，超過200公裏距離，通過鐵路運輸較劃算，但特區內的飼料產品並沒有納入鐵道部門的貨運計劃。要想利用鐵路運送成品飼料隻有申請計劃外指標。打聽下來，計劃外指標卻很難申請到……
了解到筍崗北站貨運主任姓姚，抽煙，也得知了他的住處。怎麼同姚主任套近乎呢？交代鄧奕權花了20元買兩條三五牌香煙給姚主任送去，“煙放下，什麼也不要說就回來。”
兩個小時後，小夥計提著香煙回來了，“主任不收。”
“真沒用，兩條煙都送不出去！不會賺錢，還不會花錢？”
我決定親自出馬。騎自行車到了鐵路宿舍。敲門進了屋，將兩條煙放到了桌子上，動作卻不大自然。為了獲得商業上的某種好處給對方送禮，我還是第一遭。
“要車皮的吧？”幹練的貨運主任笑吟吟地問。
這種開門見山的詢問，讓我反而不知該怎麼回答。說“是”，突兀了點；說“不是”，我來幹嘛？
“能給批兩個計劃外車皮嗎？”
姚主任將兩條煙遞到我手上：“呐，煙你拿回去，明天你或小夥計直接去貨運辦公室找我。別說兩個車皮，就是10個也批給你。”
我愣住了。
“我早注意到你了，你不知道吧？在貨場，常看到一個城市模樣的年輕人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是犯錯誤的懲罰，也不像包工頭。我覺得這位年輕人想幹一番事業，很想幫忙。但我能幫什麼呢？我搞貨運的，能提供的幫助就是計劃外車皮。沒想到你還找上門來了。你知道計劃外車皮的行情嗎？”
“什麼行情？”我一頭霧水。
主任伸出兩個手指頭：“一個車皮紅包100元，兩條煙隻是行情的1/10。”
帶著兩條煙返回東門招待所。躺在床上腦海裏浮現著姚主任的那張笑臉，是嫌兩條煙太少還是真想幫忙？輾轉反側，一宿難眠。
翌日，順利辦下兩個計劃外車皮指標。
通過這件事，我悟出一個道理：在商業社會裏，金錢不是萬能的，金錢是買不來尊重和榮譽的。而貨運主任對我所訴求的正是後者。貨運主任的精神需求很簡單：欣賞這位城市年輕人的做事態度和吃苦精神，願意無償伸出援助之手，從支持行為中獲得精神的滿足感。既然是在做令人敬佩的事業，為什麼還要通過物質的訴求——直白地講——用行賄手法來獲取計劃外車皮呢？
通過王石的經曆，我們也可以總結出這樣一個道理：作為商人，尤其是“有誌做一番事業”的商人，比如王石，在遇到類似的瓶頸時會自然而然地想到行賄，少至兩條煙，多至兩棟別墅。我們的社會需要姚主任之類的好官，隻有他們能扼製“中國式求人”的泛濫和“中國式求財”的扭曲。
5．安貧樂道與富而好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