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投資，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不過是一點小小積蓄，幻想能獲得比銀行存款多一點的紅利。既然為的本就是微薄利潤，就不要為一頓火鍋難為自己。我認識一個學藝術的朋友，後來成長為各大銀行爭相邀約講座的理財專家，她並沒有訴說當年專業不對口的彷徨，反而更喜歡交流這一路上學習的專注與額外的獲得……
包括我自己，也是很久很久以後，當我又看見了很多人、走了一些路、跌倒過又爬起來、痛心過但還笑得出來的時候，才在一本書的再版後記裏感慨：世上沒有白走的路。
到這時，我終於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所有關於路與方向的選擇，都不存在對錯，隻有如何去走。
因為看上去再美的路，都未必是一路坦途。
說到底，選哪條路都一樣，路上的風雨都一樣，隻不過，摔倒的姿勢不同，爬起來繼續走的經曆不同、收獲不同，於是，結果就不同。
所以，如果這是一道雞湯，其實這篇文章的題目應該是：隻要踩穩了，人生便沒有白走的路。
可是我沒有用這個題目，雖然它觀點更鮮明，但我更喜歡跟你分享一種可能存在的現實，然後我們一起往前走，走走停停，回頭看看，偶爾喟歎，也聊一聊，然後，你告訴我：人這一輩子，果然沒有白走的路。
其實每個人都是哲人，最好的哲學，在自己的心裏。
我也是長大後才知道：隻有那些來自自己的頓悟，才是最有用的。
以及，我很少說“所有”這樣極端的詞彙，因為覺得不客觀。
但唯有此刻，我忍不住說：所有樹林裏，都會分出兩條路。
差別，隻是你何時走進這片樹林而已。
說到底，選哪條路都一樣，路上的風雨都一樣，隻不過，摔倒的姿勢不同，爬起來繼續走的經曆不同、收獲不同，於是，結果就不同。
一個作家的畏懼
盡管我承認包括休閑讀物在內一切作品的價值，盡管我自己、此刻這本書也仍然上升不到“文學”的高度，但那些動輒自稱是“作家”的年輕人們，你們可知道，要擔得起這個稱呼，其實是頂不容易的一件事？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個“作家”。
偶爾要參加一些活動或做相應宣傳的時候，需要提供個人簡介，我早先會說自己是“省作家協會會員”，後來說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十年來，我隻敢拿這個來自官方的認可聊作安慰，但，並無絲毫屬於“作家”的底氣。
因為，我心虛。
在我的印象中，作家，是一個應當承擔思考研判及價值表述功能的群體。他們透過浮躁的世相，看到這世相背後的人性。他們的表達，對時代而言，或回顧，或審視，或包容。我能想起來的作家，大多集中在“60後”以前，略微擴展一下，也能包含少量“75前”，再然後……不是沒有，是太少了。
尤其是在這個出版浮躁的年代裏，在一場作文比賽能夠標誌一代人的文學記憶的情況下，在網絡平台提供了更為開放迅捷的發表路徑之後，“寫作”變成了一件人人都可以嚐試的事。這本來應當算是一件好事情，我想，因為隻有放低門檻，使隱匿自我和表達自我都成為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才有可能湧現出更多天馬行空的精彩。
可問題恰恰就在於，當網絡狂歡與粉絲經濟共同渲染出一場華麗的文字煙火，虛假繁榮的呐喊遮蔽了寫作範式日益單一的真相，出版的低門檻與功利化混淆了“好書”與“暢銷書”的邊界……盡管我承認包括休閑讀物在內一切作品的價值，盡管我自己、此刻這本書也仍然上升不到“文學”的高度，但那些動輒自稱是“作家”的年輕人們，你們可知道，要擔得起這個稱呼，其實是頂不容易的一件事？
比如，那些“人性”背麵的陰影，並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氣表達。
第一個故事從多年前的一場念念不忘的痛心開始。
那是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年輕人，警察，他工作的省份距離我很遠，我知道這個故事的時候已經是許久以後——那個年代沒有微博、沒有微信，信息的傳遞並不像今天這樣迅速而膨脹。
他那天應該是去女朋友家商量結婚的事宜。是個工作日，他下班的時候還特地換上了便裝，想了想，又去樓下的ATM取了兩萬元錢。車是很普通的捷達，他想起女朋友曾經開玩笑說他的車很像是出租車。
下班晚，出門的時候天色已經全暗了下來。他開車拐了個彎，去女朋友的工作單位接上她，兩人說說笑笑往女朋友家裏走。看見他放在車上的錢，女朋友又笑噴了，問他：“你求婚還自帶彩禮錢？”
他挺不好意思地回答一句：“這幾天太忙，沒來得及買禮物。”
可想而知又被從頭到腳數落了一遍。
車拐到那條路燈壞了的路上時，他還聽見身邊的女友說了一句：“前麵是什麼？人嗎？”
那是他最後一次跟女友開玩笑：“你看錯了，那是黑白無常。”
後來知道，其實是命運無常。
他們遇見的，是一個搶劫團夥。
他的車是被逼停的，車窗玻璃被砸開，女朋友被拖下車，尖叫，絕望地呼喊，他拚了命衝上去想救人，但對方一刀刀捅上來。他眼睜睜看著女朋友被幾個人壓倒在地，幾乎是用盡最後的力氣撲上去，把手裏的石塊砸到對方頭上。女朋友隱約聽見他的怒吼：“快跑！”本來柔弱的女孩子掙紮著爬起，在對方憤怒毆打他的嘈雜中往遠處跑，大腦真空地跑，跑到有路燈的地方，直到有路人驚訝於她的衣衫襤褸，伸手抓住她。
她哭著給對方跪下：“求求你，救命啊！”
可是，救回來的，也隻是一條命——曾經風華正茂的那個小夥子，在那晚之後，成為了植物人。
女朋友和他的父母一起守護了他三天三夜，第四天起，姑娘消失了。
因為第三天的晚上，她千不該萬不該上網看了本地論壇——那時候還叫“BBS”的討論社區，她在那裏看見自己和男友的故事竟然已經成為當地網絡社區的熱門事件，其中一半的留言表示“圍觀”“不明真相”“太可憐了”“嚴懲凶手”，另一半卻肆意揣測“一定是警察幹壞事被報複了吧”“活該，誰平時在車裏放兩萬元錢，一看就是來路不正”“天網恢恢，惡人自有惡人磨”“那女的怎麼樣了？被LJ了？活該”……
“啊！”姑娘看到這裏，尖叫一聲後號啕大哭，再然後，她瘋了。
很多年後，我看到電影《搜索》，忍不住地想起，當年那個可憐的姑娘，那個本來很快就要做新娘子的姑娘，她還好嗎？
可是很遺憾，我不是一個很好的作家——我試圖把這些故事寫進我的作品裏，最後卻因為水平有限或是顧慮太多而不得不舍棄。一本《紅領：玻璃城》，我前後更名七次，換了二十多個開頭，割舍一條據說是“太過凜冽”的副線，刪改近十萬字，斷斷續續寫了四年，卻仍然留下太多因“淺嚐輒止”而生的遺憾。
對於所有那些比小說還要沉重的現實，我不敢表達，我怯懦膽小，我囿於彼時一個“公務員”的身份，也害怕太過慘烈會不會失去讀者——我就是這麼俗，所以，我沒有把故事引向深入。
以及，有時候我的羈絆，還來源於那些我所在乎的人。
比如，當閱讀內容指向現實生活的時候，倘若你喜愛或熟識作者本人，那麼閱讀過程中就帶有不可避免的類比需求與“歸隊”假想，這是一種心理本能，是尋常的窺私欲——我亦如是。所以，我不能苛求所有人都不要“對號入座”，我也無法給所有人宣講“寫作是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的打亂、重組與再加工。於是，不可避免地，小說中的人物命運，活著或是死去，健康或是疾病，仇怨或是愛戀……都會令有的人忍不住猜想“這是葉萱本人嗎”“這是她的朋友×××嗎”，而最可怕的是，會有人主觀認定“原來她這麼恨×××”“這一定是她在揭發××事件的真相”“×××原來是這樣的一個人”……
我習慣了這樣的詢問和揣度，有時會解釋，有時連解釋都懶。及至某次，當我很在乎的親人怒氣衝衝地問我書中的某句話是不是代表了我內心的怨恨、譴責，是不是在詆毀先人的時候，我整個人都震驚了！我要怎麼去解釋，文學作品除了人物形象，還有結構節奏、矛盾衝突、情緒渲染……我既然要寫，就得承擔風險。
我不是一個合格的作家，因為從那以後，動筆前後，修改之時，我常常想起的，除了書寫的需要，還有“盡力表達”基礎上的預先避責。
我是俗人，境界不足，明知羈絆太多，卻不忍不顧。
我想，我寫作，是為了揭開一些生活的底色，但在這之前，我先要做好一些人的朋友、一些人的親人……以及另一些人的秘密樹洞。
還有，在環境與人群的因素之外，我還懼怕我自己。
我怕作為一個“人”的尋常欲望。
比如我最怕人問：“這是你出版的第幾本書？”
多年不見的長者、好奇善意的朋友，常常會有這樣的疑問，我卻一直沒有勇氣給他們一個確切的答案。因為我見過愛護我的人們帶著自豪向其他人介紹“葉萱啊，是我學生/朋友，都出過六七本書了”……我感動又惶恐，我能從中感受到那些真真切切的情誼，但讓我深以為憾的，恰恰就是這些數量。
你手中的這本書，是我出版的第十二本書。
從出版第一本書到今天，整整十年，我用自己的成長丈量這條文字的路，於是有了四本隨筆集、三本校園小說、四本婚戀小說。隨筆集多是各雜誌專欄集成，校園小說也篇幅不長，說起來正經有創作構架與寫作意識的也不過就是最後那三兩部長篇小說而已。但絕大多數人看不到我在最近幾本書上所付出的專注，隻會看到“10年”與“12本”這兩個數字對比後所帶來的驚訝。
太快了，這對我而言，不是好事。
浮躁的環境下，最不缺的就是粗製濫造，我不想成為在迎合市場後沾沾自喜的那個人，我怕被曇花一現的讚揚與光環衝昏了頭腦。我需要錢，我想過更富裕的生活，但那不是建立在浮光掠影般的敘事基礎上。為此，我親手毀了兩份因年輕衝動而簽署的出版合同，放棄了“隻要湊合寫完這個主題就肯定能暢銷”的機會，也放棄了一大筆唾手可得的銀子——說一點都不心疼是假的，但好在也就那麼一瞬，一瞬之後，我還有大把的時間與生命，去寫點不辜負自己的文字。
所以，我很感謝前麵所有作品帶給我的成長，謝謝它們一路積累、一路激勵，讓我進步，但，此後作品的作者介紹裏，我不再令它們出場。
我再不會像2005年、2009年那樣，因為之前多年積攢而有機會同時出版幾本書，看上去漂亮耀眼，但實際上進步寥寥。
我慢慢寫，抵擋住市場的誘惑，扛得起編輯的催促，多閱讀、多沉澱、多思考，慎落筆。
我隻願你懂我，你等我，你跟我一起成長，你知道你就是我所書寫的那個世界中的一分子，而我替你傾訴，替你呐喊，替你記錄那些共鳴的源起。
我時刻這樣提醒自己：我願我的文字經得起歲月的推敲，哪怕，沒有名利閃耀。
以上這些，就是來自一個“作家”的畏懼。
是許久了，我屢屢審視自己的內心，卻不得不承認我始終都是一個資質平平的普通人。除了堅持更加認真地寫作、認真地走路，我並沒有其它太好的方式用來增加自己的底氣——那些能夠讓我放下顧慮，隻為文字而文字的底氣，它們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很難。
隻是好在，如果有幸能活到90歲，那麼還有五十多年的時間，可以用來打磨文字，也打磨自己。這樣算起來，終究還是幸運的。
說白了，年輕時有些畏懼不可怕，隻要我能始終掂得清自己的斤兩，找得到自己的不足，肯補。
加西亞·馬爾克斯說：我寫作，為了使我的朋友們更愛我。
我在這裏。
在等你，肯愛我。
我時刻這樣提醒自己：我願我的文字經得起歲月的推敲，哪怕，沒有名利閃耀。
談話的泥沼
不同的聲音各有存在的立場，但能夠觸動我的那些立場與觀點，不外乎是懷揣著對多個層麵的考據、對更大世界的包容、對自己的鞭策與反省……倘若還有思慮不周，那隻能算是個人淺見或認知不足，但至少，不是盲目發聲的遺憾了。
陳丹青先生在《談話的泥沼》的序言部分記錄了這樣一件事。
“《百家講壇》熱播那年，老友羅中立拉我去重慶四川美院捧場，進場前混在人叢裏站著，邊上有位青年問，您看易中天節目嗎？學者該不該上電視？我隨口說，‘那算屁事啊，電視普及後，國外學者早就上媒體了。’翌日報端大標題：《陳丹青：易中天是個屁》。”
讀到此處，心有戚戚——關於媒體的力量，我也的確是見識過的。
那年我23歲，研一。
彼時濟南剛有了第一間多廳製電影院，正在推廣期間，隻要新電影上映，就會邀請一堆業內人士去看專家場。我是沾導師的光，他沒空，就派我去看電影，然後被采訪——再然後，我就掉泥坑裏了。
我還記得那部電影是周迅出演，叫作《戀愛中的寶貝》。
本城某報的記者姑娘問：“請問你怎麼看待電影中大量的性愛鏡頭？”
我答：“如果導演為了表達人物命運或人物內心，覺得性愛鏡頭是必需的，那它隻是服務於故事架構的正常需要而已，沒什麼特別，不需要被強調或誇大。”
第二天報紙刊出，好大一行字：藝術學院研究生葉萱認為，性愛是戀愛的正常環節，無須在意。
周遭一片嘩然，我男友捏著報紙似笑非笑，“正常環節是吧？”
我皮笑肉不笑，“大哥你想多了……”
正是午餐時間，一起吃飯的同學們紛紛笑出了眼淚。
其實故事到這裏並沒有結束，因為在研究生畢業前，我參加過若幹次這樣的電影沙龍，還有一次明明我沒有發言，仍然有別人的觀點被安放在我的名字下麵，引得教戲劇美學的老師專門來問我：“你在報紙上提到暴力美學那段，你覺得那是暴力美學嗎？”
我哭喪著臉回答：“老師，報紙上說的能信嗎？”
最要命的是，我的老師吸了口煙，若有所思地答：“也對啊！”
從那時起，作為一隻沒出息的鴕鳥，我再也沒有參加過類似的電影沙龍。
重新開始接受采訪的時候，已經是研究生畢業三年後。
因為寫書的緣故，每逢新書上架，采訪總是來得密集又迅猛。然而好在，到此時，我已經擁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話語權，多少可以討價還價一點點——親，如果可以，是否能把問題發郵件給我，我回答後再發回去？親，稿子寫好後能給我看一眼嗎？親，如果答案要刪節，是否可以隻刪掉我標紅的段落……我想的是，記者也不容易，倘若我們能找到一條令雙方安心又便捷的道路，信息便能得到最大效力的傳遞。
因為我是一個喜歡斟酌字句的人，尤其是涉及觀點的時候，常帶著一種強迫症一樣的反複推敲。其實這也恰是為什麼當熱門事件爆發之後，我卻很少在第一時間內參與討論的原因。
當然，很多思考者、評論家常常在事件發生後的第一時間發表議論，這也並不代表他們的思考就不慎重。正相反，這樣的人常常具有更加敏銳的觸角、更加快速的思維、更加縝密的邏輯……我做不到，不等於別人也做不到。
我隻是，基於我個人水平出發，自認並不具備貿然發言的素質。所以，免不了地延遲。
從聚集個人關注度的角度來說，這種延遲肯定算不上好事，因為它無法依托熱門事件所形成的火爆話題聚攏人氣。但許多時候，說白了，我隻是不想讓自己成為那個總是說完了才覺得不妥的人。
舉個例子。
2008年汶川地震，幾乎是在人們未曾意料到的歌舞升平裏突然天降噩耗。剛開始的時候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是難以置信，不久之後卻變成了感同身受的牽腸掛肚——“傷痛”，成為那個春天裏一個國家的情緒。
我也是。
我很納悶，從古到今，多少人在研究地震、試圖預測地震，從地動儀到天文曆法，上千年的積澱、每年巨額的政府投入，可是這麼大的一場地震，就沒有預警？基礎設施建設的銀子一批批砸過去，也不是沒有依然屹立在震中的堅實建築，可是其他的呢，它們又是為何如此脆弱而輕易地倒下？
我想起了2007年夏天發生在濟南的那場特大暴雨，是在那次大雨過後，人們才知道，居然城市裏下一場雨，也是會淹死人的！那之後，整個濟南如驚弓之鳥，逢下雨便公布預警短信，各單位惶惶然地提前下班，政府緊急疏通河道及排水係統……雨再也沒有像那天那麼大過，疏通了的河道再也沒有湧出洪水，可是，那些死去的人們，再也回不來了。
感同身受的痛往往來得更加迅猛也更容易衝毀客觀——那天我在當年還很流行的博客裏質問地震局：“牧羊人你的任務就是牧羊，是適時示警，也是保護羊群。可是在狼暴露蹤跡時，你去哪裏了？”
但事後不久，在跟朋友們交流的時候我卻突然發現：一場地震，從發生到可以被預警，然後到預警被得以傳達……這中間有太多步驟，並不是相關某個單一職能部門就有權發聲或可以被有效傳遞的！
換言之，在經曆單薄於是容易偏執的年紀裏，自以為是的發聲不過是因為“不曉得”更大的那個世界。因此，強烈的不平常常會誤導願意相信你的那個人群——比如，不同年齡、不同社會屬性的粉絲都有各自所屬群體的“意見領袖”，所以當任意的結論瞬間被信任地傳遞，那本身就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
所以，發聲可以，但作為一個天秤座平衡強迫症患者，此後很多年，除非對方實在是公認的愚不可及、無可救藥，否則，我努力想要做到的，不過是讓自己的聲音不要偏執地歸咎於哪個單一層麵而已。
就像讀書時學中國傳統美學範疇，有“道”“氣”“象”“意境”……那麼多，但我最喜歡的範疇，是“中和”。
中和的人生，就是寬厚的、兼收並蓄的、和而不同的。
不同的聲音，它們都有存在的立場，但能夠觸動我的那些立場與觀點，前提是“和”。
懷揣著對多個層麵的考據、對更大世界的包容、對自己的鞭策與審視，倘若還有思慮不周的地方，那隻能算是個人淺見或認知不足，但至少，不是盲目發聲的遺憾了。
尤其是當“自媒體”的“自”發揮出更大威力的今天，談話的泥沼早就不僅僅是源於媒介傳達的失誤或變形——常常，是因為真的“說了”，才有了被曲解的現實基礎。當個人的不慎被部分人群惡意放大，然後又被不明真相的人群自發宣傳、擴散，那便不僅僅是信息走形的問題了，而可能是盲目附會後的“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裏”。
以前，總聽做醫生的朋友說：管住嘴，邁開腿，身體自然會好。
如今站在一個寫作者的角度，我卻想，是啊，邁開腿體驗這紛繁世界，管住嘴在說之前先思考……於強身健體之外，未嚐不是為了一場精神上的康健。
值得一提的是，“中和”並不等於“和稀泥”——和稀泥的本質是“你對，他也對，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中和的立場歸根結底卻是要服務於“你有對的一麵，他也有幾分道理，隻是跳出個人經驗或偏見的小圈子後，不妨探討一下，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還能夠怎樣更全麵地論證、更審慎地思考”？
說白了，“中和”是一種態度，它支撐你產生屬於自己的觀點，而這個觀點，不僅代表你此刻的獨立人格與獨立思考，還讓你的表達有章可循、讓你的看法客觀堅定。
帕斯卡爾在那篇著名的《人是能思想的葦草》中說：人隻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用不著整個宇宙都拿起武器來才能毀滅他，一口氣、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縱使宇宙毀滅了他，人卻仍然要比致他於死命的東西更高貴得多；因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對他所具有的優勢，而宇宙對此卻是一無所知。
哲學家的解釋總是如此深奧，但哲學家的比喻卻很生動。
我喜歡這個比喻。
延伸一下，或許可以這麼說：人雲亦雲，你是一棵葦草；斷章取義，你還不如一棵葦草。
因為前者不過是腹中空空，後者卻會害人匪淺、傷人於無形。
說白了，談話的泥沼，有被人推落跌入的無奈，也有自己失足滑落的不慎。
相比而言，堪稱言簡意賅、醍醐灌頂的，是前幾日重讀魯迅先生《華蓋集》時看見的那句話——“急不擇言”的病源，並不在沒有想的工夫，而在有工夫的時候卻沒有想。
所以“慎言”二字，或許不是少說，不是不說，是要“認真說”。
忽然想到。
中和的人生，就是寬厚的、兼收並蓄的、和而不同的。
不同的聲音，它們都有存在的立場，但能夠觸動我的那些立場與觀點，前提是“和”。
關於“玻璃城”的胡思亂想
誰不想過舒服日子呢。但，就像“自由”和“紀律”永遠都是連體嬰一樣，“舒服”和“束縛”也從來都是相生相伴：它給你一口安穩茶飯，你就要遵循它的遊戲規則。
2015年深秋，有篇報道突然在朋友圈裏刷屏，題目叫作《最具幸福感職業排行榜出爐，排在第一位的竟然是……》。
版本很多，我追根溯源找到了《揚子晚報》，是11月9日A06版焦點新聞版塊，原題為《最具幸福感職業排行榜出爐，排在第一位的竟然是“自由職業者”》。不難理解，微信朋友圈吸引關注的方式總是要埋個噱頭的，而值得埋下這個噱頭的答案，一定是因為它本身的“始料未及”。
縱觀近幾年的榜單，是這樣的——
2012年：1.普通公務員 2.政府官員 3.教師
2013年：1.教師 2.政府官員 3.高管
2014年：1.政府官員 2.高管 3.教師
2015年：1.自由職業者 2.教師 3.政府官員
文章中提及，這份榜單的數據是來自《小康》雜誌社聯合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並會同有關專家及機構而進行的“2015中國幸福小康指數”調查。超過半數的受訪者（52.5%）認為金錢與幸福程度“沒有必然關係”，但四成受訪者坦承“提高工資水平”對幸福感的提升幫助最大。大部分受訪者認為，最能提升自己幸福感的待遇、福利是年終獎，而帶薪年假、旅遊度假、健康體檢、績效加薪等待遇、福利，也都能夠對職場人的幸福感提升起到較大作用。
文章推導：“由此可見，可觀的收入和一定的閑暇時間，都是獲得較高的職業幸福感的保證。”並提及：在10月1日由《小康》雜誌社發布的“2015中國休閑小康指數”調查中，多達91.8%的受訪者表示，希望適當減少工作量，從而增加與家人、朋友一起休閑的時間。
同時進行了比對：在2012年的榜單上，自由職業者排在普通公務員、政府官員、教師、藝術家、高管之後，位列第六；在2013年的榜單上，自由職業者排在教師、政府官員、高管、藝術工作者、普通公務員之後，同樣位列第六；在2014年的榜單上，自由職業者排在政府官員、高管、教師之後，位列第四；到2015年時，它終於超越了公務員、教師等傳統意義上的穩定職業，位列第一。
原因簡單，因為它“能夠既確保獲得自己滿意的收入來源，同時又有一定的可自由支配的閑暇時間”。
專家結論：“這是好的現象。”
沒錯，我也覺得，這是社會的進步。
盡管，這種進步要建立在良好而規範的市場秩序基礎上，建立在更加能吃苦更加肯自律的職業素養基礎上，也建立在更加開明開放的親情支持基礎上。
顯然，這些都需要時間。
因為，我們需要時間，先去一點點打破人們心裏的那座“玻璃城”。
為什麼說是“玻璃城”呢？
首先，這座城，它是玻璃做的。隔著一層玻璃牆，有光亮的時候，外麵的人能看到一部分牆裏麵的生活，於是他們有了一種已經“看透”這種生活的主觀假想。這種花團錦簇的假想促使他們想進城裏去，並且，也真的削尖了腦袋擠進去。但進去之後發現：完全不是外麵看見的那麼回事！
於是，他們一麵被裏麵的生活所同化，成為別人觀賞和假想的景致，一麵抱怨著、幻想著能出去。但，無論是玻璃牆本身的阻隔、外界越來越嚴峻的生活壓力，還是個人被同化後的循規蹈矩，都會令牆內的絕大多數人恐懼於撞破玻璃後可能產生的頭破血流，漸漸，也就認命了。於是，後半生繼續抱怨，但又依賴著離不開。十幾二十年後，再不願意，還是想把兒女都拖進城裏來。因為他們知道，至少，這裏是能提供一口安穩茶飯的……
多像這麼多年來，人們對“公務員”這個職業的理解。
“工作穩定”“朝九晚五”“論資排輩”“喝茶水看報紙”“灰色收入多”“福利好”“人脈強”……很久了，這些標簽是很多人選擇這個職業的終極原因。
也很能理解——畢竟，誰不想過舒服日子呢？尤其是做了父母後才知道，誰不想讓自己的孩子過舒服日子呢？
但，就像“自由”和“紀律”永遠都是連體嬰一樣，“舒服”和“束縛”也從來都是相生相伴。
它給你一口安穩茶飯，你就要遵循它的遊戲規則：比如論資排輩的等級製度，比如“服從組織安排”的人事調配製度，比如加班時沒有半毛錢加班費的財務製度，比如近十年來逐漸推行的不再分配福利房、不再解決孩子入學升學、不再公費醫療、不允許隨意發放贈送年節禮品土特產的“福利待遇”以及時下嚴懲怠政、嚴抓上班時間遲到早退玩遊戲淘寶的整頓工作作風與嚴格考勤製度……
不要覺得這是官樣文章，因為隻有你進去了，才知道其實這都是實打實的現狀。比如被很多人傳誦的“喝茶水看報紙”的工作狀態，其實現實中並沒有“哪些單位比較忙哪些單位比較閑”的區分，而是“所有單位都有比較忙的崗位和比較閑的崗位”——你去了比較閑的崗位自然可以有多一點的閑暇時間，但那種崗位多是用來養老的，年輕人就是要加班加點多吃苦，於領導而言這是心知肚明的業內準則，於你自己來講是越想“敬業”就必須付出越多；你也可能“運氣特別好”地分到了一個閑適得全身長毛的崗位，但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當最初的慶幸逐漸消散，你會不會夾在“感覺自己每天都在混日子”的絕望與“不知道自己離開這裏還能幹點什麼”的茫然中，進退兩難？
值得一提的是，上文那份榜單，我最欣賞的地方在於，它將“官員”和“公務員”區分了類別——很好、很嚴謹，這兩樁，本就不是一碼事。
就行政體製而言，於中直機關而言，處級幹部仍然是小兵一個，局級幹部是中層，許多事情仍需要親力親為；於省直機關而言，處級幹部是中層，科級幹部是卒子；於市直機關而言，科級幹部算中層，科員都是辦事的；縣鄉以下，仕途更是漫漫，雖然山高皇帝遠的，導致“土皇帝”也不少。
從實則很苦逼的“公務員”，到看上去很美的“官員”，我不知道進了玻璃城的你，要熬多少年。
但我知道一個很順遂就從“公務員”走到年輕“官員”的級別、一年加班300多天、全年執筆或參與寫作200餘份文字材料的前輩大哥，前陣子剛領到了一張特別莊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離婚證》——時代也當真進步了，因為倒退三十年，說不定還有單位裏管思想工作的書記或是工會大姐去找配偶談話說“你要理解他啊，他是為了工作才不顧家的啊”，但今天，同為女性，剛好也相識，我想我能理解嫂子的抉擇：你需要他的時候，他從來都不在，當你把一切都扛過去之後，你覺得，其實有沒有他，的確已經不那麼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