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鹹豐十年江南大營再次被太平軍擊潰後，清政府四顧茫茫，無兵可調，無帥可用，隻好把兩江總督這一重要席位授予曾國藩，依靠湘軍這支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不三不四的武裝來支撐危局。這樣，曾國藩也就成了清王朝的主要支柱和最大的地方實力派。從此以後，戰爭發展到哪裏，湘軍的勢力就隨之發展到哪裏，數年之間，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廣西、貴州、廣東、陝西、甘肅等省，都成了湘軍的地盤。倘若像嘉慶年間鎮壓白蓮教起義時那樣，戰爭一結束即迅速裁撤勇營，恢複舊日的軍事體製，湘軍這套軍閥製度或許不至於在曆史上產生這麼重大和久遠的影響。但是，俟戰爭快要結束時，各省綠營額兵大都已經土崩瓦解，或者名存實亡，失去戰鬥力，湘、淮軍已經成為清政府的主要軍事支柱，要將其徹底裁撤，根除湘軍軍製和由此而來的軍閥習氣，已經是根本不可能的了。
當清王朝對太平天國的戰爭勝利已成定局的時候，統治階級內部曾就是否恢複綠營額兵的問題展開過一場討論。同治二年底、三年初，在安徽、河南一帶督辦軍務的僧格林沁通過前安徽巡撫唐訓方轉谘曾國藩，要求對安徽營伍進行整飭，恢複舊日綠營額兵。不久，湖北巡撫嚴樹森又奏請停補江蘇、浙江、安徽等省綠營額兵。清政府將奏折轉發各省，令督撫將軍各抒己見，
“妥議具奏”。其實在此之前已有處理這個問題的事例，同治二年四、五月間，新任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左宗棠已將閩浙綠營額兵裁汰，並上奏清廷，奉旨允準。因而曾國藩在同治三年二月複奏中稱，安徽“原設綠營額兵散亡殆盡”，應“仿照浙江成案，潰卒不準收伍，間存零星孱弱之兵即予一律裁撤，其營汛將弁缺出，並請暫緩敘補，統俟一二年後軍事大定，或挑選勇丁，或招募鄉民，次第簡補，以實營伍而複舊製，庶幾兵歸實用，餉不虛糜，於地方戎政較有裨益”1。當時天京尚未攻下，撚軍勢力複起，江西等省到處都有大支太平軍流徙，因而清政府無法裁撤湘、淮軍而恢複已不複存在的東南數省的綠營額兵；況且清政府認為可靠的武裝力量，當時隻有多隆阿和僧格林
1.《曾文正公奏稿》，第二十卷，第17、18頁。
沁兩支，要最後消滅太平軍，仍主要依靠湘、淮軍的勇丁。所以清政府隻好接受曾國藩的意見，把這個問題擱置起來，暫緩處理。當時山東巡撫閻敬銘也曾建議清政府令多隆阿選拔和訓練北方人充任將領，以提高綠營的戰鬥力，改變湘、淮軍一統天下的局麵。他在奏折中說，“前者僧格林沁奏稱不宜專用南勇，啟輕視朝廷之漸。老成謀國，瞻言百裏”。他認為“自古名將，北人為多”，今“北人之智勇兼備者，推多隆阿。請飭多隆阿募北方將士，教之戰陣，擇其忠勇者，補授提、鎮、參、遊，俾綠營均成勁旅，何必更募勇丁 ?” 1他的意圖顯然和僧格林沁差不多，旨在壓抑湘、淮軍，扶植綠營，力圖在戰爭結束後盡快恢複清朝舊的軍事體製。盡管這種意見在當時很不切實際，但卻很合乎清政府的口味。同時也清楚地表明，閻敬銘雖然與胡林翼關係密切，但在政治上並非湘、淮軍集團的嫡係，而屬於極力維護清朝舊日體製的“世俗文法吏”之類。後來閻敬銘受到曾國藩的密劾而降職，但最終還是受到清政府的重用而官至戶部尚書、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很可能都與這封奏章有關。不料多隆阿很快死於陝西盩厔，僧格林沁也在山東曹州喪命，所部潰敗星散，使清政府失去最後可與湘、淮軍爭衡的軍事資本。這樣，徹底根除湘軍製度、重新恢複舊的軍事體製就更是不可能了。不過，當時湘、淮軍取代綠營額兵的情況僅存在於東南數省，尚未發展到全國，更沒有被清政府認可為一種國家定製。
湘軍製度取代綠營成為清朝正式的國家軍製，首先是從水軍開始的。由於清朝向來沒有統一指揮的長江水師，沿江水師由各省分管，有名無實，毫無戰鬥力，所以太平軍得以順利控製長江，利用舟楫之便，很快占領沿江重鎮，把革命勢力發展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蘇等省。曾國藩建立水師後，奪回對長江的控製權，太平軍漸漸失去水上優勢，武漢、九江、安慶等沿江軍事重鎮盡失，失敗遂成定局。由此曾國藩更加認識到設立長江水師的重要性。同治元年二月，湘軍攻陷安慶不久，曾國藩即上奏清廷，要求將廣東、福建的水師提督缺合並，空出一缺改設長江水師提督，統轄沿岸各鎮水陸官兵，
1. 《閻敬銘傳》，《清史稿》第 41冊，第 12384頁。
以固江防。清政府很快批準這一奏請，並令曾國藩就長江水師的編製方案詳議具奏。同治三年四月，原淮揚鎮總兵黃翼升補授長江水師提督，湘軍水勇改為長江水師額兵一事已成定局；隻是由於當時忙於戰爭，還沒來得及詳定營製，直到同治四年二月，曾國藩才會同漕運總督及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省督、撫，將擬定好的有關長江水師的各項事宜和營製章程上奏清廷。曾國藩奏稱，長江水師設提督一員，於太平府和嶽州兩地分設衙門和行署，每年定期輪駐；設總兵四員，分駐嶽州、漢陽、湖口、瓜州四鎮；設兼轄總兵一員，駐紮狼山鎮。共統轄戰船七百七十四號，弁兵二十四營一萬二千人，負責荊州至崇明間上下五千餘裏的長江防務。其官兵供餉標準仍照原湘軍水師餉章，俟戰事結束後再行核減 1。這樣，長江防務固然較前加強，而湘軍的地位也進而得以鞏固。
尤其應該引起注意的是，曾國藩還乘機為日後以湘軍軍製改造和取代綠營軍製做好了準備。他向清廷進言說：“自古養兵本無善政，南宋之括財、晚明之增餉，皆為兵多所累，識者病之。我朝綠營兵丁五十餘萬，較之宋、明已屬極少。然乾隆四十六年議增缺額名糧，大學士阿桂曾上疏力爭，臣國藩亦於鹹豐元年疏請裁兵五萬。戶部初未議準，後乃通行各省酌辦。溯自洪、楊倡亂，撚、回繼變，軍興十餘年，惟向榮、和春大營用兵稍多，其餘皆倚勇丁以集事。國家養兵之費歲逾二千萬，當此多事之秋，乃未聞綠營立一奇功、出一良將。今各省勇丁合計約在三十萬以外，而昔年經製之兵仍未能議裁議減。守、戰各兵在營之坐糧雖少，而出征外省，加以鹽折、夫價、餘丁等款，每兵一名月支亦在五兩上下。平日有糧少之名，臨事無省費之實，百年受養兵之累，應急無破寇之效。統籌全局，殊非長策。臣愚以為，軍務全竣後，仍當綜核名實，裁減陸兵；其必不可裁者，即當增加口糧。此又因今日設立水營，而即為異日綠營之地者也。 ”2顯然，曾國藩以湘、淮軍取代綠營製度的決心是早已下定了的，並且將設立長江水師當成全麵實行這一計劃的第一
1.湘軍餉章原定陸勇月餉四兩二錢，水勇三兩六錢。鹹豐十一年楊載福將水勇月餉增至三兩九錢，仍低於陸勇 (見《曾文正公奏稿》，第二十三卷，第 34頁)。
2. 《曾文正公奏稿》，第二十三卷，第 35頁。
步。前麵所謂“俟軍事大定再複舊製”的話，不過是一種回避矛盾、暫緩處理的遁詞而已。
當時，由於綠營兵腐敗無戰鬥力，除盤踞東南和陝、甘各省的湘、淮軍外，其他省份也都仿效湘、淮軍製度招募勇營，用以鎮壓當地的農民起義軍，如豫軍、皖軍、滇軍、臨淮軍等都是這時候搞起來的。太平軍、撚軍和各地農民起義被鎮壓下去以後，這些勇營除遣散一部分老弱者外，仍分駐各地。這些武裝力量和駐防各地的湘、淮軍統統稱為“防軍”，實際上已不再被視為“勇營”，而當作清朝正式的國家軍隊了，於是清朝武裝力量一時呈現出新舊混雜的局麵。
除原有的旗營、綠營和防軍外，還有一種界於二者之間的“練軍”。練軍是同治二年直隸總督劉長佑首先搞起來的。他為了提高綠營的戰鬥力，曾挑選一部分精壯官兵照湘軍的辦法進行訓練。第二年，總理衙門會同兵部、戶部共同商定選練直隸六軍，遂有練軍之名，實際上這是劉長佑以湘軍製度改造綠營的一次嚐試。但由於兵部和戶部的插手，使這次改革變得不倫不類，很不徹底。重新編練的練軍雖然采納了湘軍的一些做法，但在組織上仍與綠營保持著密切聯係，其風氣也一脈相承。所以這次改革有名無實，使練軍仍與綠營一樣腐敗難用。
迫於無奈，清政府將撚軍鎮壓下去之後，不得不令新任直隸總督曾國藩對直隸六軍重新加以整頓。命令說：“直隸營務久經廢弛，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兵部議定選練六軍，誠以根本重地，當為自強之謀，迨撚匪北竄，直隸官兵打仗仍不得力。雖雲訓練未精，然國家歲糜巨萬帑金，養此無用之兵，實堪痛憾。此時賊匪既平，亟應將前定練軍章程重新整頓。曾國藩久諳戎事，應如何變通之處，著於到任後詳慎妥籌，悉心經理，務期化弱為強，一洗從前積弊，以衛京畿。 ”1同治八年，曾國藩赴直隸總督任後不久，即就練兵一事上奏清廷，其“變通”之法可歸納為三條：一是練軍必須完全采用湘軍營製、營規、餉章等項，使各級軍官兼有募兵、選將等用人權、
1.《曾文正公奏稿》，第二十八卷，第 17頁。
軍事指揮權和發放糧餉之權，以事權歸一，上級不得遙製。二是徹底廢除綠
營舊日的煩瑣禮儀，一洗官氣和衙門習氣，使士兵勤儉樸實，吃苦耐勞。三是徹底割斷練軍與綠營的組織聯係。士卒一經挑入練軍，即將本營額缺裁去，不得兼有綠營兵籍，不得再領綠營底餉；因事斥革，即由練營募補，底營不得幹預。綠營存餘之兵亦不再裁撤，老弱淘汰及病死者不再募補，聽其自滅。幾個月後，曾國藩又上一折，其主要內容是駁斥兵部官員對他前折的反對意見，重申簡化軍營禮法，加強統領、營官事權和練軍參用南將的必要性。這說明在是否采用湘軍製度改造綠營的問題上清朝統治階級內部仍有不同意見，一部分人力圖防止湘軍風氣影響綠營，滋生弊端，不願使綠營全盤湘軍化，恐將來軍權非清朝朝廷所有。但是這些“世俗文法吏”再次遭到失敗，因為綠營兵實在太腐敗了，已成不可救藥之局。既然曾國藩已反複聲言非如此不能“一洗從前積弊”、“化弱為強”，清政府鑒於上次因兵部、戶部橫加幹預而導致改革失敗的教訓，也就隻好讓曾國藩放手“試辦”，不再理睬這部分人的反對意見了。此後各省紛紛效仿，也有力複舊製或稍加變通者，但費時耗餉，辦理卒少成效。“餉項雖加，習氣未改，親族相承，視同世業，每營人數較多，更易挾製滋事：身既懶弱，多操數刻，則有怨言；性又不馴，稍施鞭笞，則必嘩噪。將弁不能約束，遑論教練 ?至於調派出征，則聞風推諉，其不能當大敵、禦外侮固不待言，即土匪、鹽梟亦且不能剿捕。惟直隸練軍皆係勇營規模，其中多有外省勇丁，故尚可用。此外各省積弊大率相同。 ”1總而言之，清政府恢複綠營額兵舊製的努力遭到失敗 2。隻是綠營製度在曆史上延續了很長時期，實際上是與勇營一起最後退出曆史舞台的。這樣，清廷既然無法恢複戰前舊有的武裝力量與軍營製度，也就不能不依靠湘、淮軍；既依靠湘、淮軍，也就不能不承認勇營製度的地位和曾國藩對軍營製度的改革。然而這一改革不僅使國家兵製與軍營風氣為之大變，也使政治體製隨之大變，由中央集權走向軍閥割據的局麵。
鑒於唐末五代藩鎮割據的教訓，自宋以來的曆代統治者都采取種種措施，
張之洞：《張文襄公奏稿》，鉛印線裝本，第三十二卷，第 28—29頁。
參見羅爾綱：《綠營兵誌》，中華書局 1984年版，第 74—114頁。
防止帶兵將領和地方大吏擁兵自立，對抗中央政府。清王朝是少數民族建立的集權中央的政權，對漢族文臣武將防範尤為嚴密。其時各省兵權、財權、行政與用人大權主要歸於中央，地方官各有專責，互相牽製，誰也不能大權獨攬，自行其是。太平天國革命的興起，很快衝垮了東南各省的地方政權和軍隊，各項製度為之大亂。當時與太平軍作戰的清朝軍隊主要是湘、淮軍和各省勇丁，地方政權的恢複也全仗勇營之力，於是這些地區的地方政權也就隨之控製在他們手中；其後隨著練軍的興辦，湘軍兵製在全國普遍推廣，這樣，湘、淮軍在戰爭期間形成的一套軍事體製也就很快擴展到全國，並引起政治體製的改變。
曾國藩的軍製改革在政治上引起的變化歸納起來有這樣幾條：(一 )兵餉合一。在此之前，清朝兵權、財權皆歸中央，戰時統兵大帥由皇帝任命，兵將從各省抽調，軍餉費用皆由戶部從國庫解送或從各省應交款項中指撥。平時軍隊駐紮各地，總督、提督主管軍政，布政使主管財政，皆直屬中央。兵權與餉權在地方上也是分開的，領兵者隻管領兵，發餉者隻管發餉，各按規章製度辦事，二者之間並無統屬關係。湘軍興起，糧餉主要靠自籌，即使由戶部指撥和各省協濟的款項，亦由統兵將帥發放。這樣，兵權與餉權就合二為一，統統落到領兵大員手中。 (二 )軍政合一。清代地方官的設置，文官主要有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武臣主要有提督和駐防將軍。總督與巡撫無隸屬關係，都是兼管軍政的地方大吏，所不同的是總督側重軍政，巡撫側重民政。另外，布政使主管財政和人事，按察使主管監察與司法，各有專職，共同對皇帝負責。提督直接統帶軍隊，受總督管轄。凡不設提督的省份，由巡撫兼管軍務；而設有提督的省份，則巡撫隻管撫標數營，不得幹預營務。這樣，提督有領兵之權而無地方行政之權，故而不能獨立；總督、巡撫雖有軍政大權，卻都是文官，一般不懂軍事，帶兵打仗也離不開武官。同時，八旗兵無論駐紮京師還是分防各地，都由皇帝直接掌管，兵權也屬於中央。地方官不得過問旗營事務，凡設置地方官的省份，駐防將軍亦不得幹預地方行政。況且將軍、提督等武官多不識字或文化甚低，不懂政治，又往往與文官不和，他們亦很難幹預地方行政或與地方官勾結。於是軍權和政權就分散在
幾個人的身上，誰也不能總攬大權，擁兵自立。湘軍興起，文臣、書生紛紛
帶兵，隨著戰爭的發展，帶兵將領凡具文童以上功名者皆可保舉文職，陸續
補授地方實缺，遂形成軍政合一的局麵。同時湘軍中的一大批募僚亦由“勞績”
得保地方實缺，他們有的直接領兵，有的雖不領兵但長期管理文案章奏或糧
餉，與領兵將領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可謂間接掌有兵權，亦帶有軍政結
合的性質。其最著名者如李瀚章、劉蓉、郭嵩燾、李宗羲、李興銳等，皆位
至督撫，其實力地位同以前的地方文官相比也有了很大不同。(三 )用人權
與軍、政、財權合一。清朝規定，三品以上文武官員的任命，由軍機處開列
名單，呈請皇帝選定；三品以下官員的任命由皇帝、吏部 (文職)、兵部 (武
職)、地方督撫分掌，缺額各有定數，不得侵混。官員的來源，文官主要靠
科舉取士，武官主要由軍功保奏與武科選拔，雖有捐納一途，但不是主要的。
自太平天國起義以來，統治階級動員一切力量與太平軍作戰，對於作戰有功、
籌餉出力和捐助軍餉者，唯有一種獎勵辦法，那就是給予實缺、官職或虛銜，
因而捐納、保舉越來越濫。清政府為了鼓勵統兵將帥和地方大吏為自己出力，
亦不再堅持過去的種種限製和缺額的分配，對他們的保案很少批駁，盡量滿
足，有時甚至可以說是有求必應。於是用人大權也逐步下移，漸次落到統兵
大帥和地方大員手中。這樣一來，地方督撫權力大大加強，兵權、政權、財權、
用人權皆集於一身，遂形成擁兵自雄、尾大不掉的局麵。從此朝廷權力下移，“外重內輕”，中央集權的政治體製開始解體，近代軍閥製度隨之發端。
這種局麵的出現，從根本上說是清王朝在農民革命的沉重打擊下迅速衰
弱的結果。在一場戰亂中，暫時出現權力分散、群雄四起的局麵是常有的，
而關鍵在於清朝中央政府有沒有力量重新把權力集中於自己手中。所以趙烈
文說：“一統既久，剖分之象蓋已濫觴，雖人事，亦天意而已。”1這個評論應
該說還是比較公允的。不過趙烈文在這裏主要強調了客觀因素，即所謂“天意”，
然而對於“人事”方麵的因素，即曾國藩個人在這場變革中所起的作用，我
們也是不應忽視的，始作俑者不得辭其咎。如果說曾國藩從創立湘軍起就懷
1.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有個人野心，那是不公允的，就是鹹豐七年在家丁憂期間伸手向清政府要地方督撫大權，並因要求得不到滿足而堅臥不起，也不能說是完全出於個人的權力欲。他所以不避嫌疑反複申訴自己的觀點，恐怕主要還是為清朝統治階級著想，出於“公忠”之心，並非一己私意。他在《瀝陳辦事艱難仍懇終製折》中所說的最易受人攻擊的話，如“細察今日局勢，非位任巡撫有察吏之權者決不能以治軍，縱能治軍決不能兼及籌餉” 1數語，實際上是他多年來實踐經驗的總結，是關乎當時戰爭成敗，亦即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形勢所迫，使他不能不說。鹹豐八年他在給胡林翼的信中又援引曆史經驗，進一步發揮他的這一觀點：“惟今日受討賊之任者，不若地方官確有憑藉。晉、宋以後之都督三州、四州、六州、八州者，必求領一州刺史。唐末之招討使、統軍使、團練使，防禦、處置、應援等使，遠不如節度使之得勢，皆以得治土地、人民故也。”2事實上當時的情形也與此類似。倘若曾國藩墨守成規，避嫌自潔，像其他團練大臣一樣隻搞團丁自衛，不搞湘軍出征；或者清政府守定“祖製”，不讓曾、胡、左、李等帶兵將帥兼管地方行政，甚至依從祁藻、彭蘊章等人的意見，罷曾、胡兵權而殺掉左宗棠，戰爭的發展很可能出現另一局麵。
當然，我們應當看到，曾國藩集團的出現，說明封建地主階級還有一定的力量，即使這些人被一時誤殺，也還有人來支持清朝，將太平天國革命鎮壓下去。不過讓誰來搞，也大致不會脫出曾國藩的這套做法之外。也就是說，清朝中央集權的衰弱和地方實力派的出現是必不可免的。這種情形與唐朝末年或東漢末年很有點相似。曾國藩個人的責任在於，他對於自己的這一套做法所可能導致的後果缺乏清醒的認識，當然就更談不上會采取什麼防範措施了。直到同治六年國家“剖分之象”已顯露端倪時，他還把這種將地方軍、政、財、人大權集諸一身的做法視為成功經驗，自鳴得意，喋喋不休，而對於由此引起的種種惡果則毫無警懼之心。有一天，曾國藩與趙烈文一起談古論今，當談到宋代軍政體製時，曾國藩說：“南宋罷諸將兵柄，奉行祖製也。故百年中奄奄待盡，不能稍振。”又說：“韓、嶽等軍製，自成軍，自求餉，仿佛與
《曾文正公奏稿》，第九卷，第 76頁。
《曾文正公書劄》，第六卷，第 32頁。
今同。大抵用兵而利權不在手，決無人應之者。故吾起義師以來，力求自強之道，粗能有成。”1趙烈文聽後大不以為然，當即指出這種做法所造成的惡果：“師 (指曾國藩 )事成矣，而風氣則大辟蹊徑。師曆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戰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師一勝而天下靡然從之，恐非數
百年不能改此局麵。”2當時的有識之士除趙烈文外，王闓運也看出了這一問題，
同治九年他看過《五代史》後，以古鑒今，為之大驚，便在當天的日記中寫
道：
“觀其將富兵橫，矛戟森森，與今時無異，恐中原複有五季之勢，為之臬兀。
餘去年過湘鄉縣城，如行芒刺中，知亂不久矣。 ”3王闓運的想法曾國藩未必知
道，而趙烈文的話卻是當麵對他講的；聯係到三天前剛對他講的“異日之禍，
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一段話，和前麵提到的“剖分之
象蓋已濫觴”等語，意思非常清楚。就是說，將來清朝必定會因為中央集權
削弱、地方勢力割據而亡，而這種體製的改變和風氣的形成正是由曾國藩一
手造成的。但是，對於這樣明快的語言和尖銳的批評，曾國藩聽後竟無動於衷，
仍然津津樂道於自己成功的原因，隨之又扯到其他問題上，而對於自己一手
造成的軍政製度的弊病，僅提到厘金一項，其他則不甚了了。
曾國藩並非不熟悉唐末五代的曆史，他所以沒有王闓運、趙烈文那種警
懼之感和對國家未來前途的憂慮之心，大概不僅是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而恐
怕主要還是智力為偏見與私心所蔽，使其無法認識由自己一手所造成的嚴重
的曆史惡果。事實上，督撫專政的情形已經發展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曾國藩
已經非常清楚地看出了這一問題。同治三年，他在與沈葆楨爭江西厘金時就
曾在奏折中說：“前代之製，一州歲入之款，置轉運使主之，疆吏不得專擅；
我朝之製，一省歲入之款，報明聽候部撥，疆吏不得專擅。自軍興以來，各
省丁、漕等款紛紛奏留，供本省軍需，於是戶部之權日輕，疆臣之權日重。 ”4
對於這種不正常的情況，曾國藩不僅不思予以糾正，反而將它作為同沈葆楨
1.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2.同上。
3.王闓運：《湘綺樓日記》，同治九年正月十六日。
4. 《曾文正公奏稿》，第二十卷，第 24—25頁。
爭權奪利的根據。他在奏折中說：“疆臣既得專管利權，則督與撫事同一律，不得又有輕重、主客之分。臣嚐細釋《會典事例》，大體吏事應由撫臣主政，兵事應由督臣主政。就江西餉項論之，丁、漕應歸沈葆楨主政，以其與吏事相附麗也；厘金應歸臣處主政，以其與兵事相附麗也。”又說：“厘金之起，始於鹹豐三年，雷以倡辦於揚州，專為發逆兵事而設，初非國家經製之款。臣忝督兩江，又綰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財，臣皆得奏明提用，即丁、漕、洋稅三者一一分提濟用，亦不為過；何況厘金奏定之款，尤為分內應籌之餉，不得目為協餉，更不得稱為隔省代謀。如江西以臣為代謀之客，則何處是臣應籌餉之地 ?” 1說來說去，他與戶部據理力爭的所謂“理”，就是“疆臣既得專管利權”；而按照以前“一省歲入之款，報明聽候部撥，疆吏不得專擅”的製度，他是不能違抗戶部的指令的。可見曾國藩歡迎新製度，不樂意恢複舊規定，無論如何也不想把自己的“既得”權力吐出來，以恢複舊體製。這就不能說不是出於私心了。到了同治六年曾國藩與趙烈文講上麵那篇話時，情況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湘軍將帥的軍閥性質暴露得更加明顯了。當曾國藩向趙烈文表示“吾尚有歸誌”時，趙烈文鄭重其事地對他說，“師進退大計，所關非淺”，“師萬事不理，臥而鎮之，猶勝尋常萬倍。言師之才德，皆近於諛，茲姑弗言。湘、淮諸軍之各有門戶，師所知也。楊厚庵統水師，名動江表，一改陸師而號令不行。遷地弗良，其效尚如此，況百萬之眾，貴則茅土，富則陶、猗，皆一人所提攜。現雖散處，其中豪強節概之士不可僂指而數，一旦取而代之，其可得乎 ?三年冬，師奉命離任，督剿皖、楚，旨甫下，而人間已有扼腕不平憤憤欲起者；況師謝事而去，易一新督，自頸以下不與頭接，是大亂之道也。兩楚三江，伏戎數千裏，所憚一人耳。師今日去任，明日必呼嘯而起。師至時而欲悔，上負君父，下負黎庶，不已晚乎 ?師向奏言，謝事不敢望歸田裏，欲統萬人任一路。師試思，師為統將，孰當馭之 ?且天下雖大，何處可容師跡?”曾國藩聽後立即表示，“足下言切如此，能無動心” 2?可見趙烈文講的話是符合實情的。
1. 《曾文正公奏稿》，第二十卷，笫 24—25頁。
2.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同治六年九月初十日。
曾國藩改革軍製、創辦湘軍，固然暫時挽救了清王朝的滅亡，但也同時
挖去了清王朝中央政權的軍事基礎，使軍權和政治實權由滿族皇室為首的貴族手中轉移到漢族督、撫手中，從而導致軍閥製度的產生和清朝的滅亡，國家亦由統一走向分裂。軍閥割據和連年的戰爭一方麵給民族帶來災難，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另一方麵亦使統治階級受到削弱，給人民革命的興起創造了時機。這就是說，軍閥製度的產生，並不是反動階級力量強大的表現，而是其統治力量大為削弱的必然結果和走向末日的先兆。對曾國藩來說，改革軍事體製本來就是無可奈何之計，最終走向其願望的反麵，也是不以他個人意誌為轉移的曆史規律。他看不出這一點固然是個悲劇，即使他看到這一點，甚至再為改變這一後果做上一番努力，至多也不過改變一下後世對他個人的評價，於曆史的發展大約也不會產生多大影響。
曾國藩死後，這種兵為將有、督撫專政的情況更為嚴重。後來有人描述南京的情況說，金陵“光複後戰兵雖遣裁，留防湘軍常萬數，江督一缺必於湘軍宿將中選之，蓋非如此不足安其心，且恐有他變。楊金龍 (湖南人 )提督江南十餘年，雖跋扈而朝廷不敢動 (時哥老會匪多湘人，楊為其魁，遇事專擅，曆任督臣不能製)，亦此故也。光緒甲午、庚子間，劉忠誠公 (劉坤一，字峴莊 )督兩江前後殆十載，竟若一日公不死，無複有可以代之者。金陵遂儼為湘人湯沐邑矣”1。起初，清政府曾想控製湖廣總督一席，占據上遊，以對湘、淮軍閥起點製約作用。怎奈曾國藩集團不能容忍，同治五年曾國荃具疏彈劾官文，決心把他擠走。清政府隻好實行讓步，調走官文，將湖督一缺讓給曾國藩集團。及至八國聯軍進攻中國時，兩廣總督李鴻章聯合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山東巡撫袁世凱，勾結帝國主義，宣布東南互保，保持中立。雖然時間短暫，事前事後都得到那拉氏的首肯，但畢竟非同尋常，它說明湘、淮軍閥業已羽翼豐滿，足可同清政府分庭抗禮了。這與曾國藩在世時相比，地方勢力又大大向前發展了一步。
麵對這種地方督撫跋扈日甚、中央集權日益削弱的形勢，清政府無可奈
1.湯殿三：《國朝遺事紀聞》，民興報館版，第 1冊，第 9頁。
何，隻好將他們的頭子調任直隸總督，以解決“內輕外重”的問題。這樣，直隸總督也就成為湘、淮軍閥的專席。同治七年清政府調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後因辦理天津教案名聲太臭，隻好將他再調回兩江總督任，由李鴻章接任直隸總督。李鴻章死後，清政府又遵照他的遺囑，任命新軍頭子袁世凱繼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由於作為清朝武力支柱的新軍隻聽他一人指揮，北洋六鎮統製和陸軍部要員皆其舊部，清朝的軍政實權便漸漸落到袁世凱的手裏。那拉氏死後，攝政王載灃為改變這種情況，曾將袁世凱開缺，令其回河南“養病”。宣統三年 (1911)辛亥革命爆發，奉命前往武昌鎮壓這次起義的北洋軍不聽指揮，清政府隻得答應袁世凱的一切條件，請其出任內閣總理大臣。這樣，清中央政府的軍政、外交大權便由滿洲貴族手中轉到袁世凱為首的漢族軍閥政客手中。當時，辛亥革命的領導人沒有把袁世凱當成革命的主要敵人，更沒有把消滅北洋軍作為革命的首要任務，遂使這支反動武裝被完整地保存下來，成為袁世凱日後推翻共和國、複辟帝製及其繼承人搞假共和、真專製的武力基礎。因而這次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君主政體，但卻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地主買辦階級的反動統治，造成換湯不換藥的結局。這場革命除結束君主政體、建立共和體製這一理論上和思想上的意義外，實際上隻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把國家的軍政實權由滿洲貴族手中完全轉到漢族軍閥政客手中。而追根溯源，這一過程是從曾國藩創辦湘軍開始的，直到此時才最後完成。故有人說：“湘軍演變而為淮軍，淮軍演變而為北洋軍；湘軍崛起為滿漢勢力消長之關鍵，迨至北洋軍，即與革命軍合力推翻清朝，亦分為三階段焉。 ”1而蔣介石的禦用文人陶希聖更進而認為“辛亥革命與曾文正亦有密切關係”，並與人“詳論之” 2。這固然反映了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近代史主要發展線索的看法，但也從反麵證明曾國藩在近代中國反動統治階級政權更迭中的關鍵作用，新舊軍閥都是尊奉他為開山鼻祖的。在考察曾國藩在近代史上的影響時，這個問題是不應忽視的。
王德亮：《曾國藩之民族思想》，商務印書館 1946年版，第 73頁。
《曾國藩之民族思想·後記》，第 1頁。
地主買辦階級的精神偶像
曾國藩通過自己一生的言論和行動，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形成一條路線，其要點是：繼承中國以理學為核心、儒學為主體的傳統思想，以保持封建地主階級的道統；對外屈服於帝國主義侵略，以換取帝國主義的支持與合作；學習外國科學技術，以興辦軍事工業；集兵、政、財、文與人事大權於一身，以建立軍閥製度；強化封建統治，以鎮壓人民革命。總之，就是在保持封建製度基本不變的前提下，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科學知識，以加強統治力量，對付日益覺醒的革命人民，使中國社會沿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生存和發展下去。這條路線集中地代表了地主、買辦階級的根本利益，最適合他們的需要，深受他們的擁護，因而這條路線的創行者曾國藩就成為地主、買辦階級的精神偶像，受到其政治代表人物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等人的頂禮膜拜，被推崇為一代“聖賢”。
曾國藩死後，他的得意門生李鴻章全盤繼承了這條路線。李鴻章曾對人說：“別人都曉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業，是老師提挈的，似乎講到洋務，老師還不如我內行；不知我辦一輩子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我老師一言指示之力。”接著他詳述了自己接任直隸總督時曾國藩向他傳授辦理外交的秘訣的經過。他說：“老師見麵之後，不待開口，就先向我問話道：‘少荃，你現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衝要的關鍵。我今國勢消弱，外人方協以謀我，小有錯誤，即貽害大局。你與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 ?’”李鴻章回答說：
“門生也沒有打什麼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我隻同他打痞子腔 (痞子腔蓋皖中土語，即油腔滑調之意)。”曾國藩聽後大不以為然，正色教訓李鴻章說：“依我看來，還是用一個‘誠’字，‘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聖人言：‘忠信可行於蠻貊。’這斷不會有錯的。我現在既沒有實在力量，盡你如何虛強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過於吃虧。無論如何，我的信用身份，總是站得住的。腳踏實地，蹉跌亦不至過遠，想來比痞
子腔總靠得住一點。”李鴻章聽後，覺得“老師的話實在有理，是顛撲不破的”，“心中頓然有了把握，急忙應聲曰：‘是，是。門生準遵奉老師訓示辦理。”李鴻章對人說，“後來辦理交涉，不論英、俄、德、法，我隻捧著這個錦囊，用一個‘誠’字同他相對，果然沒有差錯，且有很大收效的時候。古人謂‘一言可以終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師的學問、經濟；如何能如此一語破的呢 ?”還說：“我老師的秘傳心法，有十八條‘挺經’，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寶訣。”這十八條“挺經”李鴻章隻講了一條，其餘十七條的內容不得而知。不過按照李鴻章的理解，“大抵謂，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自入局，挺膺負責，乃有成事之可冀”1。由此可見，李鴻章辦理內政外交的那套本領基本上都是從曾國藩那裏學來的，在思想和政治路線上是一脈相承的。無怪乎清末學者夏震武曾說道：“合肥 (指李鴻章)、南皮 (指張之洞 )一生所為，其規模皆不出湘鄉 (指曾國藩)。世徒咎合肥、南皮之誤國，而不知合肥之政術、南皮之學術始終以湘鄉為宗，數十年來朝野上下所施行，無一非湘鄉之政術、學術也。”2
李鴻章死後，這套衣缽就傳給了袁世凱。袁世凱的叔祖袁甲三早在京宦時期就與曾國藩、李鴻章誌同道合，鎮壓太平軍、撚軍以來更是互相支援，配合緊密，雙方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袁世凱的父輩都追隨袁甲三和湘、淮軍閥幹過鎮壓撚軍起義的反革命勾當。袁世凱自幼讀書習文，滿望通過科舉考試的道路爬上高位，不料鄉試名落孫山，遂棄文就武，投靠淮軍將領吳長慶門下，充任幕僚，從此依托李鴻章，“頗受獎植”3。其後他受命駐紮朝鮮和擔負編練新軍的重任，都同李鴻章等人的保薦分不開。雖然曾有一個階段，李鴻章怨恨袁世凱改換門庭巴結翁同龢，罵袁世凱為“小人” 4，但臨死時還是選定袁世凱為接班人，向清政府推薦袁世凱接替自己，擔任北洋大臣和直隸總督這個當時說來最為重要的職務。袁世凱果然“不負”李鴻章的“厚望”，
吳永：《庚子西狩叢談》，1943年版，第四卷，131—134頁。
夏震武；《靈峰先生集》，第四卷，第 56—57頁。
吳永：《庚子西狩叢談》，第四卷，第 138頁。
同上。387
其一生之所作所為，無一不遵循曾國藩、李鴻章的路線，而賣國與專製則尤過之。袁世凱死後，中國陷入四分五裂、軍閥混戰的局麵。1927年叛變革命後取代北洋軍閥而興起的蔣介石新軍閥集團，更集賣國、獨裁於一體，把曾國藩製定的反動路線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最近，一位香港學者在評論曾國藩對後世統治者的影響時不無感慨地說：“從曾國藩、李鴻章自鹹豐十一年講洋務以來，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前，中國都是謹守曾、李的‘不宜自我開釁’之戒，隻在‘萬分無禮相加’時，不得已才起而應戰，故東西各國頻年對中國之‘無禮’，執政權的人都不欲言戰。於是二十一條逼簽，也隻好俯首簽字；五卅慘案、沙基慘案，亦可不了了之；九一八事變，日本人一夜之間可以奪去我東北三省，我們不會覺得他們‘無禮’，仍謹守曾文正、李文忠二公的遺教 !曾、李的精神真偉大極了，死已三五十年，還能影響執政諸公也 !” 1又說：“有些人論李鴻章辦的是賣國外交、媚洋外交，無非是說他所訂的條約多喪權辱國，但從李的時代起，以至 1949年，辦外交的人會不會比他好呢 ?”實際上“民國以來的外交家”，還“萬萬”不如李鴻章 2。可見從曾國藩至蔣介石，其思想政治路線是一脈相承的，所以蔣家王朝對曾國藩的吹捧甚至過於前代。
蔣介石一上台，就一反過去孫中山先生的遺教，把辛亥革命時期遭到誌士仁人痛加批判的曾國藩捧上了天，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皆奉為宗師。其後他在江西廬山等地舉辦“中央訓練團”，訓練軍事和黨政骨幹，又提倡閱讀曾國藩的著作，到處發表演說，言必稱曾、胡 (即曾國藩和胡林翼)，叫喊“要救國複興，就不可不效法曾、胡” 3，妄圖借用當年曾國藩鎮壓太平軍的經驗，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扼殺於搖籃之中。當時有人評論發生這一轉變的原因時認為，“清末士人昌言革命，詈曾、左如盜賊，以神聖頌洪、楊”。“今政府 (指蔣介石反動政府 )念平亂之無功 (指蔣介石指揮的圍剿江西紅軍的反革命戰爭屢遭挫敗)，求治兵之本計，通令軍將，通讀公 (指
1.高伯雨：《中興名臣曾胡左李》，第 89頁。
2.同上，第 99—100頁。
3.彭國棟編：《蔣介石先生嘉言類鈔》，商務印書館版，第 397頁。
曾國藩 )書” 1。真是寥寥數語，道出了蔣介石抬出曾國藩這具政治僵屍的真實用意。這時有—個由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受訓歸來，“重沐總裁 (指蔣介石 )熏陶，“凜然有動於中”2的禦用文人，無法抑製自己內心的激動，遂搖動筆杆，大造輿論，把什麼“偉大”呀、“崇高”呀、“古今完人”3呀等漂亮言辭，都一起堆到曾國藩的頭上，甚至還拿蔣介石同曾國藩加以對照，探索其中本質聯係。他認為，“總裁與曾氏雖時代有先後，而其生平誌業行誼則頗相類似。總裁之黃埔建軍，是猶曾氏之創立湘軍也。而皆遭值世變，秉承中華固有之傳統文化，適應現代社會環境之需要”，“以誠為一世昌”4，並由此“窺見本黨 (即蔣介石國民黨 )與湘鄉之淵源” 5。直到 1964年，一些文人仍把曾國藩當成他們鼓吹所謂“反共救國”的精神武器。有人在一本專為配合當時所謂“反攻大陸”的叫囂而修改再版的曾國藩傳記中說：“他 (指曾國藩 )的救國方案，是分作兩方麵進行：一方麵要守舊，那就是說，恢複民族固有的美德，以‘公’、‘誠’的精神教育來改造舊社會；另一方麵要革新，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以‘炮’、‘船’的科學機械來建設新事業。革新與守舊同時進行，這是經世學的必然道理，也是曾國藩對我國近代史的大貢獻。”又說：“我們佩服曾文正公，就因為他有這種遠大的眼光，一直到現在，我們要救國家救民族還離
不開這種原則。”6
總之，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在思想和政治路線上是一脈相
承的，而對大地主大買辦階級來說，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等人不過是他
們某一時期的政治領袖，而創行這條路線的曾國藩則始終是支撐其反動政權
的精神支柱，而且越是到後來，越是在他們的統治感到危機時，這種作用也
就越明顯。
何貽：《曾國藩評傳》，1937年版，第 622頁。
王德亮：《曾國藩之民族思想》，商務印書館，第 1頁。
75頁。
78頁。
王德亮：《曾國藩之民族思想·後記》，第 1頁。
蕭—山：《曾國藩傳》，第179、180頁。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