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莫斯科之行

代表任弼時去機場迎接他們。到莫斯科後,周恩來住進了克裏姆林宮醫院,蘇聯組織了一批專家為他會診。周恩來積極配合,治療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

九月的莫斯科是美麗的,秋高氣爽,綠樹成蔭,漂亮的房子,平坦寬大的街道,規模宏大的商店,這與鄧穎超 11年前來莫斯科相比“給人的第一印象是:表裏一樣的巍峨與雄偉”,“新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天天更日新月異了”,看到莫斯科的巨大變化,她心潮澎湃,期待著自己的祖國什麼時候也能有這樣的變化。鄧穎超每天到醫院探望和陪護周恩來,閑暇時間參觀了莫斯科的一些地方,並將見聞寫成文章,介紹蘇聯建設的成就及人民生活情況,《莫斯科印象》便是其中的一篇。

在莫斯科,鄧穎超十分關心蘇聯婦女在國家建設中的地位和貢獻。通過參觀訪問,鄧穎超深深地體會到“到了蘇聯,再也感覺不出男女之間有什麼差別了”,“從最高蘇維埃一直到下級機關,婦女們和男子肩並肩地同樣工作”,在工廠、集體農場中婦女和男子竟全一樣,肩負起領導的責任,勤勤懇懇地工作,做出優良的成績,出現了許多女廠長、女工程師、女技師。在集體農場中,“婦女數量的百分比比男子多,婦

鄧穎超和周恩來同毛岸英(右一)、毛岸青(右三)在國際兒童院

1940年初,鄧穎超(前排左二)和周恩來在莫斯科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任弼時等人在一起

女突擊隊員的百分比也仍然比男子多。在完成蘇聯農業生產計劃及發展農業的任務時,

婦女具有著決定的作用”。在軍隊、在航空、在交通、在軍事機關等方麵,“蘇聯婦

女光榮地負起了自己的任務”。鄧穎超為蘇聯婦女取得的成績而高興。

蘇聯人民對中國人民特別熱情和友好。參觀農展會時,鄧穎超被十幾個蘇聯友人

包圍了,他們問中國前線打仗的情形,尤其關心抗戰中英勇鬥爭的中國婦女,讓鄧穎

超非常感動。蘇聯婦女還非常關心中國婦女的地位,在鄧穎超參加《女工》雜誌工廠

廠長談話會上,當知道她就是中國國民參政會女參政員之一的時候,一個女工高興得

跳了起來,拉著她的手說:以前總是聽來的,今天才真正見到真人了。蘇聯朋友急切

盼望中國勝利,他們認為,“隻有中國團結,才能抗戰到底,才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鄧穎超切身體會到蘇聯嶄新的麵貌和繁榮的生活,仿佛看到了中國的明天和希望,更

增添了奮鬥的勇氣和信心。

在蘇聯的日子裏,鄧穎超和周恩來多次來到莫尼諾國際兒童院,看望在蘇聯學習的烈士後代和中共領導人的孩子們,有毛澤東和楊開慧的兒子毛岸英、毛岸青,李富春和蔡暢的女兒李特特,蘇兆征的女兒蘇麗楊等。孩子們見到他們非常高興,周恩來和鄧穎超對他們噓寒問暖,並將從延安帶來的大紅棗分給他們。鄧穎超雖然沒有自己的孩子,但她對革命的後代寄予厚望,特別是對那些飽受戰爭和生活磨難的烈士子女,給予了母親般的關懷,鼓勵他們好好學習文化知識,長大了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

1940年 3月,鄧穎超同周恩來一起從蘇聯回到延安,受到延安各界的熱烈歡迎。這次蘇聯之行,使鄧穎超大開眼界,她在集會上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向延安的婦女們介紹蘇聯的情況。

1941年 6月,中共中央決定改組中央婦女委員會,由蔡暢接替王明任中共中央婦委代書記,鄧穎超擔任婦委副書記。

在紅岩村

局用房,底層由辦事處使用。南方局和辦事處共有一百多人。這是一個生氣勃勃的團結戰鬥的集體。在這裏,大家都吃一樣的夥食。延安大生產運動開始後,他們自己在空地上挑水種菜、養豬,改善生活。然而,辦事處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視。皖南事變後,環境更加險惡,鬥爭十分尖銳,周恩來提出“與紅岩共存亡”的戰鬥口號,大家也隨時準備著被捕和犧牲。

南方局和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十分繁忙,很多女同誌都感到事業與家庭之間有很多矛盾不好處理,有人也因此而耽誤了工作或犧牲了家庭生活。鄧穎超看在眼裏,便著手幫助這些女同誌解決實際生活中的困難。在專門為女同誌召開的座談會上,鄧穎超耐心地開導她們,她指出,婦女幹部首先應該是好黨員好幹部,同時又應該是革命的賢妻良母;要把握好、處理好戀愛、婚姻等幾個人生關鍵的問題。她還說:“重要的是選擇一個革命伴侶,終生伴侶。有些年輕人把過多精力浪費在戀愛上,挑來挑去,甚至把革命工作放在一邊了。我並不主張一見鍾情,沒有相互的了解怎麼行呢?要相互了解,有共同理想和誌趣才經得起考驗。既然是革命伴侶,重要的是能在革命工作中相互幫助,相互促進,共同對革命事業做出貢獻。既然是終生伴侶,那就要相互體諒,談戀愛時卿卿我我隻是暫時的,要幾十年共同生活在一起,能始終如一就不那麼容易了。”“建立革命家庭,是戀愛的必然結果。西方國家裏人們都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我們說,結婚是戀愛的發展。”聽了鄧穎超的一席話,大家頓覺茅塞頓開,懂得了很多道理,並決心像鄧穎超那樣去處理事業與家庭、革命與愛情的

鄧穎超等人在紅岩村,與炊事員一起挑水

鄧穎超同工作人員的孩子在重慶辦事處合影

關係。

鄧穎超還趁著年輕同誌結婚的時機,教育他們如何正確對待兩性關係、戀愛、婚姻問題,以自己的親身體會勉勵他們處理好家庭和夫妻關係,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沈鈞儒的女兒沈譜和國際新聞社社長範長江在工作接觸中產生感情,1940年 12月 10日結婚。鄧穎超因母親剛剛過世,身體有病,沒有出席他們的婚禮,卻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賀信,委托周恩來帶給了這對幸福的年輕人,信中祝福他們相愛始終,在今後的生活中要“互助、互勉、互信、互諒、互慰”。

在紅岩,榮高棠夫婦與周恩來、鄧穎超住對門,榮高棠有一個不滿一歲的兒子,非常可愛,不愛哭,一逗就樂嗬嗬地笑,深得鄧穎超喜歡,沒事就來抱抱他。當鄧穎超知道孩子還沒有起名字,就說叫“小樂天”吧!還自稱是“大樂天”。一天童小鵬拍了一張鄧穎超抱著小樂天的照片,貼到機關辦的牆報上,旁邊還附了一首周恩來以“賽樂天”為名寫的打油詩:“大樂天抱小樂天,嘻嘻哈哈樂一天;一天不見小樂天,一天想煞大樂天。——賽樂天題”。這份別有風趣的牆報,引來一陣陣發自內心的歡笑,如此一個“樂氏家族”,為南方局的生活平添了許多樂趣,給大家緊張的生活增添了很多活潑愉快的氣息。

當時,辦事處好多同誌已結婚生子,平時工作十分繁忙,但孩子們常常在旁邊哭鬧,影響工作,大家對此都很苦惱。為

解除同誌們的後顧之憂,1942年春,鄧穎周恩來題雙樂天圖

1940年鄧穎超和李鵬在重慶合影

超提議辦事處辦一個托兒互助組,由辦事處的母親們輪流看孩子。後來孩子越來越多,

於是就在辦事處旁辦起了托兒所,孩子們受到了良好的集體生活的熏陶和教育,工作人員則一心撲在工作上。鄧穎超對孩子們的關心可稱得上無微不至,經常召集媽媽們開會,安排她們值班,具體指導孩子的教育工作,還倡導大人為孩子們做玩具,引導保育員了解和研究兒童的心理……。每逢兒童節,周恩來和鄧穎超隻要有空,就到托兒所來參加孩子們的活動,看孩子們表演節目。她還十分關心孩子們的夥食與營養 ,把國際友人送的營養品都轉送給病童。從延安回來的同誌帶回的小米之類的糧食大部分也都分給孩子們吃了。有孩子生病,她親自請來醫生。為了提高孩子們的營養,鄧穎超找來營養學書籍,講給托兒所領導聽,並一起研究訂出每月食譜,有時還請媽媽們輪流做出各種可口的飯菜給孩子們吃。鄧穎超是師範學校畢業的,懂得兒童的心理,知道該如何對待任性調皮的孩子。在如何教育孩子方麵她對年輕的母親給予具體指導,告誡她們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對待孩子不可采取急躁的態度,要循序善誘,從小教育他們明事理,慢慢地他們就知道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不該把孩子嬌慣成溫室裏的花朵,經不起風吹日曬。鄧穎超語重心長的話語給年輕的母親上了早期教育的啟蒙課。

鄧穎超和周恩來二人沒有自己的孩子,但他們把愛心無私地獻給許多孩子。許多烈士子女得到了他們的撫養與悉心的關懷。後來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就是其中之一。李鵬的父親李碩勳,是周恩來的戰友,在執行任務中,不

幸暴露了身份而被捕,鄧穎超在紅岩村

鄧穎超和母親楊振德在一起

1931年 9月壯烈犧牲。當時李鵬年僅三歲。李碩勳犧牲後,周恩來和鄧穎超一直在尋

找他的妻兒。直到 1939年,他們終於打聽到李鵬的下落,立即把他接到重慶,當時,李鵬隻有 11歲。到重慶後,李鵬進入重慶育才學校讀書,後來被送往延安。周恩來、鄧穎超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關心他的學習、思想和生活。1945年 11月,已經成為中共黨員的李鵬被分配到前方工作。當他去向周恩來和鄧穎超告別時,周恩來教導他:作為一個黨員,要從思想上入黨,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鄧穎超也勉勵他要融入到群眾中去,和群眾打成一片。

鄧穎超深情地愛著自己的母親。她的母親於 1940年 11月 18日因病在重慶逝世。這天天氣陰沉,濃霧籠罩著山城重慶。鄧穎超滿含悲痛地站在母親的靈前。母親楊振德,是一位平凡而偉大的母親。她的一生又是那麼的坎坷而不平凡。她對女兒、女婿從事革命活動,向來是大力支持的。1935年 4月,紅軍長征後,楊振德被敵人逮捕後押送到九江。敵人想通過她勸說女兒、女婿脫離革命隊伍,不當共產黨了,遭到楊振德義正詞嚴的拒絕和質問。直到 1937年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時,她才獲釋出獄。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楊振德被周恩來、鄧穎超接到重慶居住。長年的奔波和牢獄的折磨,嚴重損害了她的身體健康。1940年,楊振德病倒了,鄧穎超日夜守候在病榻前。楊振德在彌留之際,還對周圍的人說自己是不重要的人,不希望大家為她再多做什麼。

楊振德去世了,周恩來十分難過,他和不住流淚的鄧穎超肩並肩,站在母親的遺體前默哀了許久。第二天,鄧穎超和周恩來以女兒、女婿名義在《新華日報》上發布訃告。

母親的一生,給鄧穎超以無窮的勇氣和鼓舞,在漫長的革命道路上,她從未退縮,從不曾彷徨。

參加延安整風

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通過整風學習,黨的高級幹部以至很多黨員都能在總結黨的曆史經驗的時候,辨別什麼是合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什麼是屬於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錯誤和黨八股。

1943年 6月 28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周恩來、鄧穎超率領一批中共南方局幹部離開重慶,回延安參加整風學習和接受新的工作任務。幾年來,周恩來、鄧穎超在重慶和同誌們共同奮鬥,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留下的同誌都懷著戀戀不舍的心情送別。鄧穎超在重慶給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群眾,尤其是婦女界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博得婦女界普遍的尊敬和信任。許多婦女正是通過鄧穎超了解了中國共產黨。

回程的隊伍有一百餘人,他們乘卡車行進。為保證安全,每到一地停留,鄧穎超就協助周恩來清點人數,唯恐有人掉隊,並且經常叮囑大家要提高警惕。車隊在西安停留數日後,於 7月 16日回到了延安。

到延安不久,周恩來立即投入到緊張的審幹運動中。連日來,他不停地開會,了解整風審幹運動情況,旁聽審幹會議,工作非常緊張。鄧穎超此時全力協助周恩來的工作,幫助他整理大後方審幹材料。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從重慶南方局歸來的部分

1943年鄧穎超在延安

同誌於 7月底分別進入黨校學習。鄧穎超離別延安已多年,一直希望有機會係統地學習黨的理論知識。9月,她整理完審幹材料後,進入中央黨校一部學習。鄧穎超係統地閱讀黨的曆史文獻和指定的整風文件,閱讀馬列主義的理論著作,理論聯係實際,分清是非。整風運動,使鄧穎超收獲極大。通過整風學習,鄧穎超的理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對今後的工作方式也有了深刻的認識,她說:“需要時刻要求自己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一絲不苟地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去分析研究實際情況和問題,謹慎地對待工作。”

鄧穎超在延安還著重了解了根據地的婦女工作。1943年 2月 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定》(簡稱“四三”決定),總結了抗戰以來根據地婦女工作的經驗教訓,闡明了婦女參加生產的重要意義,確立黨領導婦女運動的基本指導思想,即“婦女參加生產勞動是婦女解放的基本關鍵”。由此,婦女解放運動重心發生變化,由以反封建禮教為主轉變為以婦女參加生產勞動為主,邁出了中國婦女解放非常關鍵的一步。決定還指出:要提高婦女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達到婦女解放,須從經濟豐裕與經濟獨立入手,廣大農村婦女參加的生產,不僅對根據地經濟建設起重大作用,而且婦女也能依此物質條件逐漸掙脫封建壓迫,這就是在整個群眾工作中廣大農村婦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所在,也是各抗日根據地婦女工作的新方向。號召婦女工作者要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學習農村經濟知識,了解婦女生產內容,做“農村群眾生產的組織者與領導者”。鄧穎超和中央婦委的同誌積極貫徹中共中央的決定,動員組織農村婦女參加生產勞動。許多婦女幹部深入農村,

1943年 7月,鄧穎超回延安參加整風學習

組織農村婦女參加農業、副業生產,增加了她們的收入,改善了家庭的經濟情況,也使她們在家庭的地位有所改善,社會地位也提高了。

在延安,鄧穎超還積極投身到大生產運動之中。1943年 10月,鄧穎超跟隨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領導人來到南泥灣,了解大生產的情況。他們先後到三五九旅旅部、八團、九團、補充團等處認真聽取彙報,參觀秋收情況。此外,他們還參觀了釀酒廠、榨油廠、水磨坊、婦女毛紡廠等。幾年的建設,陝甘寧邊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鄧穎超被陝甘寧邊區朝氣蓬勃的景象所深深感染著。

出席黨的七大

1945年,鄧穎超同曾憲植、夏之栩在楊家嶺

1945年,鄧穎超(前排中)同蔡暢(前排右一)、陳賡(後排右一)等在延安

1945年 8月,鄧穎超(左三)同曾在重慶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社工作的部分同誌在延安王家坪

1945年 4月至 6月,鄧穎超在延安參加了具有重大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致開幕詞並作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朱德、劉少奇分別作《論解放區戰場》和《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周恩來作了《論統一戰線》的長篇發言。這次大會,使人們清醒地認識到中國麵臨著兩個前途、兩種命運,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竭盡全力去爭取光明前途,反對黑暗的前途,立即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

民主聯合政府。會議充分發揚民主,選舉產生了新的

中央委員會,鄧穎超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她作為中國婦女運動的傑出領導人,第一次進入黨的中央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次團結的大會。這次大會總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二十多年曲折發展的曆史經驗,製定了正確的路線、綱領和策略,克服了黨內的錯誤思想,使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對中國民主革命的發展規律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從而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為黨領導人民去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基礎。

為了協調日益發展的婦女工作,推動抗日根據地婦女為奪取抗戰最後勝利做出更大貢獻,也為了給國統區、淪陷區婦女運動以支援,加強全國婦女界的大團結,並迎接國際婦女會議的召開,中國共產黨做出了建立統一的婦女組織——解放區婦女聯合會的決定。

1945年 6月 20日,解放區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在延安舉行,陝甘寧、晉察冀等各解放區都派了代表參加。會議推舉蔡暢為籌委會主任,鄧穎超為副主任。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取得了百年來第一次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偉大勝利。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於蔣介石背信棄義,發動內戰,解放區婦女聯合會未能如期成立。這樣,解放區婦女聯合會籌備會始終代行解放區婦聯的職責,為擴大婦女界團結,促進國內民主運動,爭取國際婦女援助做了大量的工作。

舊政協唯一的女代表

1945年,鄧穎超等歡送毛澤東赴重慶談判

十協定”是以國共兩黨協商的方式產生的正式文件,反映了廣大人民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