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雙十協定”要求，蔣介石被迫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鄧穎超被確定為中共七個代表之一。1945年 12月 16日，周恩來、吳玉章、葉劍英、陸定一、董必武、秦邦憲、鄧穎超一起乘飛機飛往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鄧穎超又回到了闊別兩年多的山城。
1945年 12月 20日，鄧穎超應重慶《新華日報》之邀，為該報副刊《婦女之路》題詞：“我願意傾聽人民和婦女大眾的意見，好使我知道怎樣為人民和婦女的利益去奮鬥！”
鄧穎超不僅是共產黨的唯一女代表，也是整個政協會議的唯一女代表，她的出現格外引人注目，尤其特別引起婦女界和新聞界的重視。她除了參加代表團的集體活動外，還應邀參加了中國婦女聯誼會、民盟中央婦女委員會、《現代婦女》雜誌等座談會，呼籲被壓迫婦女站起來，為爭取婦女權利和建設民主國家而奮鬥。
為迎接政治協商會議女代表鄧穎超，中國婦女聯誼會在重慶張家花園舉行同樂晚會。中國婦女聯誼會是中共南方局婦女組貫徹中共在婦女工作方麵的統一戰線政策的產物，於 1945年 7月 15日在重慶成立。它為爭取抗戰勝利，反對內戰，爭取民主和婦女的權益，做了大量工作，是國統區民主婦女運動的一麵旗幟。這個組織的成立凝聚著鄧穎超的心血與努力。
晚會上，鄧穎超發表了演講，強調“立即停止內戰，實現和平，結束一黨專政，實現民主建國”，是“關係全國人民利益的事”，也是“關係世界和平的事”，“希
1945年 12月 20日，鄧穎超為《新華日報》副刊《婦女之路》題詞
1945年 12月，鄧穎超同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中共代表團成員合影
望在開會以前，首先能做到明令停止內戰，以造成和諧協商的氣氛”。針對成立聯合政府的問題，鄧穎超指出，“關鍵是必須有一個民主施政綱領，並且要各黨派能為實現這個綱領而奮鬥，彼此約束，才能起作用”，而“綱領的內容是原則性的，但也要具體扼要，這樣再實行才有保障”。鄧穎超希望廣大婦女就爭取婦女權利和婦女兒童福利等問題多提寶貴意見，以完備即將在政治協商會議上所作的提案。鄧穎超還向大家介紹了延安及解放區婦女的學習、工作和生活情況。
1946年 1月 10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國民政府禮堂開幕。這次會議代表，包括國民黨、共產黨、青年黨、民主同盟及社會賢達共 38人，有二人因故缺席，實到 36人參加會議。周恩來在開幕式上致詞。這次政協會議和國共兩黨談判，共產黨代表與國民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鄧穎超在政協會議上作了《對國民大會問題的意見》的報告，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國民大會的原則立場，“（甲）改組後的國民政府應負責協同政治協商會議商定中國民主憲法草案及國民大會選舉法、組織法，並立即根據新的選舉法，進行選舉。（乙）確定在本年內召開有各黨派參加的自由的普選的國民大會，製定憲法，並依據憲法成立正式的民主聯合的國民政府。”
會上爭論的焦點之一，是選舉國民大會的代表。國民黨堅持要求各黨派承認十年前由其一黨製定的選舉法和組織法以及據此選出的九百多名“國大代表”認定為“當然代表”。這種違背民主的做法，引起各界與會代表的強烈反對和抵製。鄧穎超對國民黨的無理要求進行了有力的批駁。據當時的《大公報》記載，“她（鄧穎超）手持會議印發之選舉法、組織法之小冊，說那是十年前製訂的，舊代表也是十年前選出的，
已不合於今日的情況了。於是她舉出選舉法和組織法的許多條文，一一解釋，說不合
乎民主的原則，尤其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及候補執監委指定為當然代表，‘是中外所沒有的’。而且國民黨六中全代會所選出的執監委有四百六十名之多，‘那是國民黨的黨員選出的，不是人民選出的’。”鄧穎超列舉出選舉法第三條，是這樣規定的：“人民經公民宣誓後才有選舉權，是限製了人民的選舉權。……沒有宣過誓就連公民的資格都沒有的，而且就誓詞的內容而言，在人民未獲選舉權之前，已先限製了思想的自由。”她又談到選舉法的第四條，其中規定：“背叛國民政府，經判決確定或尚在通緝中者，不得有選舉權。”這是十年前針對共產黨的條文，顯然已經過時了。所以鄧穎超得出的結論是：“國民大會代表是在極狹小的基礎上選出的，廣大的人民被拒於選舉之外，代表應該重新普選，不合民主原則的選舉法、組織法應予修改。”報道最後寫道：“對於這位女將，沒有人料到她是如此精通法理，她的發言有根有據，合情合理，無可辯駁，旁聽席上有人不禁讚歎說：‘政治家當如是也’”。參加政協會議的都是當時的社會精英，不少人精通法律，富有辯才。但鄧穎超作為唯一的女代表，以其雄辯的演說，語驚四座，有理有據，駁得國民黨啞口無言，得到其他黨派代表與記者由衷的欽佩和讚歎。
經過中共代表的努力，並做了一定的讓步，在中間黨派和人士的配合下，全體一致通過政府組織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國民大會案和憲法草案五項決議。政協決議產生了深遠影響，在人們的心中點燃新的希望。政協會議於 1月 31日閉幕。會議期間，鄧穎超為堅持中共提出的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作了不懈的努力。
1946年 1月，鄧穎超同出席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合影
籌組“三八”節大會
席團人選問題上，由於國民黨頑固分子的極力破壞和阻撓，中共和民主同盟的候選人都沒被選進大會主席團。到會的大多數婦女代表極為不滿，有的代表明確提出：“中共及民盟代表必須進主席團，要求重新選舉。”鄧穎超為顧全大局，坦然聲明：“這沒有關係。我們尊重已經決定的一切。自始至終，我們隻求工作，從來沒有想到主席團不主席團的問題。”鄧穎超這種政治家的風度和豁達，贏得廣大婦女代表的欽佩和支持，提高了在婦女界的威望。
鄧穎超爭得了在大會上發言的機會，使籌委會順利通過了大會宣傳提綱和口號。
3月 8日，重慶市各界婦女、國際友人數千人舉行紀念“三八”節大會，到會的婦女團體有五十多個，蘇、美、英、法等國的大使夫人也應邀出席。宋美齡致詞後，鄧穎超代表陝甘寧邊區婦聯致詞，她充滿激情地號召全國婦女團結起來，維護各黨派婦女的團結合作，不怕困難，鞏固和平，為不折不扣地貫徹政協決議、爭取婦女權利而鬥爭。她說：“我們要靠自己強大的力量與奮鬥，不怕犧牲，不怕曲折，定要使和平、民主、團結、統一、富強的新中國建設成功。”蘇、美、英、法等國的大使夫人也紛紛致詞，呼籲全世界婦女團結起來，為維護世界和平而奮鬥。
大會通過了“團結全國力量、建設民主新中國”的宣言，取得圓滿成功。
鄧穎超巧妙運用鬥爭策略，依靠進步力量，爭取中間力量，分化瓦解頑固勢力，終於在重慶成功地舉行了這次大規模的、由各界婦女參加的紀念“三八”婦女節活動。這次會議參加人數之多、範圍之廣，都是空前的，充分表達了廣大婦女對和平、民主、團結的渴望，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切。
爭取參加國際婦女會議的鬥爭
1946年 5月，中共代表團從重慶遷至南京。這是鄧穎超（左三）和董必武等在南京機場
事處）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向中外記者揭露了國民黨無理刁難的陰暗內幕。在招待會上，鄧穎超對國民黨提出的條件給予駁斥，指出，解放區婦女聯合籌備會作為團體會員，於 1945年底加入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我此次出席是以該會執委的資格，而且是已經得到該會承認的。因此我不是代表國家，亦不是代表全國婦女團體去出席該會，故征求其他婦女團體意見當無必要。我是完全有理由而且有資格出席該會的，亦有權利取得出國護照的……如果我因不能取得護照以致不能如期出席該會，則在國際間勢必引起不良影響……”鄧穎超的這些話語無疑刺中了國民黨的要害。針對國民黨提出的“去年中國婦女出席世界婦女大會事，政府方麵無案可查”的托詞，鄧穎超又一一曆數事實：去年 11月，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在巴黎召開成立大會時，國民黨駐法國大使錢泰曾從留歐婦女中臨時選派 11人組成代表團，代表中國婦女出席了大會。今年 3月，作為 11位代表之一的李佩女士回國，曾向一些婦女團體作報告，介紹出席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成立大會的情況，當時，國民黨方麵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也出席過這次報告會。事過數月，南京政府該不會如此健忘吧。鄧穎超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內容在媒體上披露，使南京政府十分尷尬。
在和國民黨進行針鋒相對鬥爭的同時，鄧穎超致電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陳述南京政府有意刁難，不發出國護照的情況。很快該會主席戈登夫人回電，“我們等候鄧穎超女士來此出席，並已電告南京社會部”。不久，鄧穎超再次向記者發表談話，指責南京政府“剝奪人民應有的旅行、集會之自由”。6月 20日，鄧穎超在給會議主席戈登夫人的電報中說：“中國政府已正式通知不允發給我出國的護照，因而我無法到巴黎出席執委會，其責任自應由中國政府負之。證明中國人民無自由，政府不民主，特向你們呼籲，並表示遺憾！”由於南京政府的阻撓，鄧穎超沒能出席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理事會，但在政治上卻打了一個漂亮仗，全國各界紛紛譴責南京政府出於黨派成見，損害中國婦女界國際榮譽的行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月 30日，鄧穎超接到了赴美參加“國際婦女會議”的邀請。“國際婦女會議”是 1946年 5月根據聯合國社會經濟委員會所屬的婦女小組的提議、由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夫人倡議，由美國 19個婦女團體發起的。國際婦女會議指導委員會主席在給鄧穎超的邀請
信中寫道：“敝會正從每個國家中邀請幾位婦女領袖，力圖要請到那些回國之後能夠負責將大會的激勵與智慧帶回到該國婦女中去的代表們”，“請將此信當作敝會邀請你參加國際婦女會議的一個誠懇的請帖”。當時正是國民黨
大舉進攻解放區、發動1946年 5月，中共代表團辦公處——南京梅園新村 30號院內景
1946年，鄧穎超在南京梅園新村
全國內戰之時，鄧穎超認為這是在國際上揭露國民黨獨裁專製，呼籲民主和平的好機會。然而，國民黨方麵再次對鄧穎超出國的要求進行阻撓。麵對國民黨政府的延宕阻撓，鄧穎超與國民黨方麵展開了激烈的鬥爭。為了把婦女界爭民主、爭和平的鬥爭引向深入，9月 1日，鄧穎超在南京發表了《告全國婦女同胞書》，號召國統區廣大婦女和解放區數千萬姊妹一起，向即將召開的國際婦女會議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她根據國際婦女會議擬定的四個討論題，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六個問題，請廣大婦女姐妹們討論。9月 4日，鄧穎超在上海馬思南路 107號招待中外記者，介紹了有關國際婦女會議和國民黨政府無理阻撓她赴會的情況，以及向中國婦女征求意見的六條提綱。鄧穎超提出：“中國婦女……不僅要參加，而且要關心世界婦女為和平民主而奮鬥的活動，並且要積極地把中國婦女的意見提向大會。中國婦女對中國以及世界和平應做出她應有的貢獻。”上海 17家中英文報紙都報道了這條消息，北平、重慶、香港的報紙也相繼刊載了這條新聞。
全國各地的婦女熱烈響應鄧穎超征求意見的號召，各地的信件像雪片一樣飛往上
1946年，鄧穎超（左三）等人在南京合影
海、南京、重慶，不到一個月，鄧穎超就收到兩千多封信。鄧穎超將各地婦女的意見彙集在一起寄給大會，委托已在美國的馮玉祥將軍的夫人李德全代表她在會上發言，受到各國婦女的熱烈歡迎和支持。
鄧穎超爭取赴法、赴美參加國際婦女會議的鬥爭曆時半年。從形式上看，國民黨阻撓了鄧穎超出席這兩次會議。但她是這場鬥爭的勝利者，她領導婦女界進行的這場爭和平、爭民主的鬥爭，不僅得到解放區和國統區廣大婦女的熱烈響應，在廣大婦女中播下反獨裁、要民主的種子，而且在國際婦女界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再次顯示了她作為中國婦女傑出領袖的高超鬥爭藝術和大無畏的鬥爭精神。
在梅園新村
所目睹的：“仿佛在空氣裏麵四處都閃耀著狼犬那樣的眼睛，眼睛，眼睛。”周恩來、鄧穎超與中共代表團，日日夜夜置身在龍潭虎穴中，沉著勇敢地進行鬥爭。
國民黨頑固派為了維持其獨裁統治，撕毀了政協決議和停戰協定，向解放區發動了全麵的軍事進攻。為反內戰，爭取和平與民主，全國掀起了愛國民主運動。1946年 6月 23日，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組成赴南京和平請願團，前往南京請願。代表團到達南京下關車站，遭到國民黨特務的圍攻和毒打，馬敘倫、雷潔
南京梅園新村 30號院外景
鄧穎超和周恩來在中共代表團駐地南京梅園新村
1946年 11月 14日，鄧穎超和周恩來同民盟負責人合影
1946年 11月 19日，鄧穎超同周恩來、李維漢奉命撤回延安，行前同留守南京的董必武合影
1946年，鄧穎超和周恩來在梅園新村 30號院內
瓊等代表被打成重傷，造成震驚中外的“六二三”下關慘案。鄧穎超和周恩來聞訊後，
立即趕到醫院慰問，給身處危險中的代表以有力的支持。當鄧穎超得知受傷代表一直
都沒有吃飯，便立即派人到梅園新村取來牛奶、餅幹等食物和衣物送給受傷代表。鄧
穎超激勵他們要堅定信念，繼續為反對內戰、爭取和平而努力，同國民黨反動派鬥爭
到底，代表們受到極大鼓舞。現代婦女雜誌社對在這一事件中被毆打致傷的女代表雷
潔瓊進行了專訪。1946年 8月出版的《現代婦女》七卷五、六期封麵上刊登了雷潔瓊
的頭像，並在旁邊寫上“為和平請願而被毆辱的雷潔瓊教授”十五個大字，正文還刊
登了“雷潔瓊扶傷見蔣夫人”的專訪，揭露了事件的真相。
《現代婦女》是在鄧穎超的倡議下，於 1943年 1月 1日在重慶創辦的。它是中國
共產黨公開宣傳團結婦女群眾堅持抗日救國、擴大婦女抗日統一戰線的婦女刊物。鄧
穎超對《現代婦女》十分關心，多次指示：“刊物要多登反映實際生活的文章。對實
際生活要重視調查研究，要加以分析，和政治結合。文字要深入淺出，活潑精幹。”
遵照鄧穎超的指示，編輯人員十分注意研究當時政治鬥爭的中心，結合婦女的切身問題，
用報道、評論、討論、文藝作品及“法律顧問”專欄等多種形式，反映婦女在政治、經濟、
文化教育、婚姻家庭等各方麵遭受的痛苦和迫害，引導婦女把個人的出路同國家的命
運密切聯係起來。
全麵內戰爆發後，國民黨加緊了對愛國民主人士的迫害。7月 11日和 15日，國民
黨特務在昆明接連暗殺了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李公樸、聞一多。敵人的暴行，引起周恩來、鄧穎超無比憤慨，他們立即和代表團的其他成員一起向蔣介石提交了抗議書，發出“中國人民將踏著李公樸、聞一多諸烈士的血跡前進，消滅法西斯統治，實現中國之獨立、和平、民主”的誓言。在追悼會上，鄧穎超勇敢地登上講台，宣讀了周恩來寫的悼詞：“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時局極端險惡，人心異常悲憤，但此時此地，有何話可說？我謹以最虔誠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誌不絕，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殺人者終必覆滅。”這正義的言辭，像一把利劍，刺向國民黨反動派的胸膛。
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鄧穎超既要協助周恩來做好與國民黨方麵進行談判，又要
肩負著婦女組等工作，擔子很重，但她依然能把工作做得有聲有色。她經常在梅園新
村 30號院內接待來訪的國內外友人，向他們宣傳“中共願與全國人民為實現真正的和
平與民主奮鬥到底”的思想。在周恩來機智勇敢、堅定沉著的領導下，鄧穎超和其他
代表積極宣傳中共堅持和平民主，堅持政協決議的一貫立場，日日夜夜地為反對內戰
爭取和平，為發展革命統一戰線而鬥爭。很多愛國人士認清了形勢，拋棄了對蔣介石的幻想，接受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加入到革命行列中來，形成了戰勝蔣介石的第二條戰線。
在與國民黨進行談判鬥爭之時，周恩來和鄧穎超常常擠出時間到雨花台去憑吊革命烈士，並且每次去都要拾一些雨花石回來，放在梅園新村會客室中間桌子上的一隻碗裏，對同誌們進行革命傳統教育。
11月 15日，國民黨政府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公然召開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從此關閉了國共和談之門。
11月 16日，周恩來在梅園新村 17號中共代表團會議室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發表嚴正聲明：指出“一黨‘國大’召開後，已把政協決議最後破壞，政協以來和談的道路已被阻斷。”最後，他說：“南京，我們是一定要回來的！”11月 19日，代表團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憤然離開南京撤返延安。鄧穎超離開了戰鬥 6個半月的梅園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