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鞅與《商君書》 衛人公孫鞅於西曆前361年入秦，見孝公，勸他變法。孝公用他的話，定變法之令，“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史記》雲：“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與此互相印證）。賞厚而信，刑重而必”（《韓非子·定法篇》）。公孫鞅的政策隻是用賞罰來提倡實業，提倡武力（《史記》所謂“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是也）。這種政策功效極大，秦國漸漸富強，立下後來吞並六國的基礎。公孫鞅後封列侯，號商君，但他變法時結怨甚多。故孝公一死，商君遂遭車裂之刑而死（西曆前338年）。商君是一個大政治家，主張用嚴刑重賞來治國。故他立法：“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韓非子·定法篇》）又“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新序》）。這不過是注重刑賞的政策，與法理學沒有關係。今世所傳《商君書》二十四篇（《漢書》作二十九篇），乃是商君死後的人所假造的書。如《徠民篇》說：“自魏襄以來，三晉之所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魏襄王死在西曆前296年，商君已死四十二年，如何能知他的諡法呢？《徠民篇》又稱“長平之勝”，此事在前280年，商君已死七十八年了。書中又屢稱秦王。秦稱王在商君死後十餘年。此皆可證《商君書》是假書。商君是一個實行的政治家，沒有法理學的書。
以上三種都是假書，況且這三個人都不配稱為“法家”。這一流的人物——管仲、子產、申不害、商君——都是實行的政治家，不是法理學家，故不該稱為“法家”。但申不害與商君同時，皆當前4世紀的中葉。他們的政策，都很有成效，故發生一種思想上的影響。有了他們那種用刑罰的政治，方才有學理的“法家”。正如先有農業，方才有農學；先有文法，方才有文法學；先有種種美術品，方才有美學。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且說那些學理的“法家”和他們的書：
（四）慎到與《慎子》 見上章。
（五）尹文與《尹文子》 見上章（《漢書·藝文誌》尹文在“名家”是錯的)。
（六）屍佼與《屍子》 屍佼，楚人（據《史記·孟荀列傳》及《集解》引劉向《別錄》。班固以佼為魯人，魯滅於楚，魯亦楚也。或作晉人，非）。古說相傳，屍佼曾為商君之客；商君死，屍佼逃入蜀（《漢書·藝文誌》）。《屍子》書二十卷，向來列在“雜家”。今原書已亡，但有從各書裏輯成的《屍子》兩種（一為孫星衍的，一為汪繼培的。汪輯最好）。據這些引語看來，屍佼是一個儒家的後輩，但他也有許多法理的學說，故我把他排在這裏。即使這些話不真是屍佼的，也可以代表當時的一派法理學者。
（七）韓非與《韓非子》 韓非是韓國的公子，與李斯同受學於荀卿。當時韓國削弱，韓非發憤著書，攻擊當時政府“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因主張極端的“功用”主義，要國家變法，重刑罰，去無用的蠹蟲，韓王不能用。後來秦始皇見韓非的書，想收用他，遂急攻韓。韓王使韓非入秦說存韓的利益（按《史記》所說。李斯勸秦王急攻韓欲得韓非，似乎不可信。李斯既舉薦韓非，何以後來又害殺他。大概韓王遣韓非人秦說秦王存韓，是事實。但秦攻韓未必是李斯的主意）。秦王不能用，後因李斯、姚賈的讒言，遂收韓非下獄。李斯使人送藥與韓非，叫他自殺。韓非遂死獄中，時為西曆前233年。
《漢書·藝文誌》載《韓非子》五十五篇。今本也有五十五篇。但其中很多不可靠的。如《初見秦篇》乃是張儀說秦王的話，所以勸秦王攻韓。韓非是韓國的王族，豈有如此不愛國的道理？況且第二篇是存韓。既勸秦王攻韓，又勸他存韓，是決無之事。第六篇《有度》，說荊、齊、燕、魏四國之亡。韓非死時，六國都不曾亡。齊亡最後，那時韓非已死十二年了。可見《韓非子》決非原本，其中定多後人加入的東西。依我看來，《韓非子》十分之中，僅有一二分可靠，其餘都是加入的。那可靠的諸篇如下：
《顯學》《五蠢》《定法》《難勢》《詭使》《六反》《問辯》此外如《孤憤》《說難》《說林》《內外儲》，雖是司馬遷所舉的篇名，但是司馬遷的話是不很靠得住的（如所舉《莊子·漁父》《盜蹠》諸篇，皆為偽作無疑）。我們所定這幾篇，大都以學說內容為根據。大概《解老》《喻老》諸篇，另是一人所作。《主道》《揚榷》（今作揚權，此從顧千裏校）諸篇，又另是一派“法家”所作。《外儲·說左上》似乎還有一部分可取。其餘的更不可深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