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
又《韓非子·難三篇》說：
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
又《慎子》佚文說：
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製也。（見馬驌《繹史》百十九卷所輯）
這幾條界說，講“法”字最明白。當時所謂“法”，有這幾種性質：（一）是成文的（編著之圖籍），（二）是公布的（布之於百姓），（三）是一致的（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四）是有刑賞輔助施行的功效的（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於奸令）。
四、“法”的哲學
以上述“法”字意義變遷的曆史，即是“法”的觀念進化的小史。如今且說中國古代法理學（法的哲學）的幾個基本觀念。
要講法的哲學，先須要說明幾件事。第一，千萬不可把“刑罰”和“法”混作一件事。刑罰是從古以來就有了的，“法”的觀念是戰國末年方才發生的。古人早有刑罰，但刑罰並不能算是法理學家所稱的“法”。譬如現在內地鄉人捉住了做賊的人便用私刑拷打；又如那些武人隨意槍斃人，這都是用刑罰。卻不是用“法”。第二，須知中國古代的成文的公布的法令，是經過了許多反對，方才漸漸發生的。春秋時的人不明“成文公布法”的功用，以為刑律是愈秘密愈妙，不該把來宣告國人。這是古代專製政體的遺毒。雖有些出色人才，也不能完全脫離這種遺毒的勢力。所以鄭國子產鑄刑書時（昭六年，西曆前536年），晉國叔向寫信與子產道：
先王議事以製，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征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後二十幾年（昭二十九年，前513年），叔向自己的母國也作刑鼎，把範宣子所作刑書鑄在鼎上。那時孔子也極不讚成，他說：
晉其亡乎！失其度矣。……民在鼎矣，何以尊貴（尊字是動詞，貴是名詞）？貴何業之守？……
這兩句話很有趣味。就此可見刑律在當時，都在“貴族”的掌握。孔子恐怕有了公布的刑書，貴族便失了他們掌管刑律的“業”了。那時法治主義的幼稚，看此兩事，可以想見。後來公布的成文法漸漸增加，如鄭國既鑄刑書，後來又采用鄧析的竹刑。鐵鑄的刑書是很笨的，到了竹刑更方便了。公布的成文法既多，法理學說遂漸漸發生。這是很長的曆史，我們見慣了公布的法令，以為古代也自然是有的，那就錯了。第三，須知道古代雖然有了刑律，並且有了公布的刑書，但是古代的哲學家對於用刑罰治國，大都有懷疑的心，並且有極力反對的。例如老子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又如孔子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就可見孔子不重刑罰，老子更反對刑罰了。這也有幾層原因。（一）因當時的刑罰本來野蠻得很，又沒有限製（如《詩》：“彼宜無罪，汝反收之，此宜有罪，汝覆脫之。”又如《左傳》所記諸虐刑），實在不配作治國的利器。（二）因為儒家大概不能脫離古代階級社會的成見，以為社會應該有上下等級：刑罰隻配用於小百姓們，不配用於上流社會。上流社會隻該受“禮”的裁製，不該受“刑”的約束。如《禮記》所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荀子·富國篇》所說：“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製之”，都可為證。近來有人說，儒家的目的要使上等社會的“禮”普及全國，法家要使下級社會的“刑”普及全國（參看梁任公《中國法理學發達史》）。這話不甚的確。其實那種沒有限製的刑罰，是儒法兩家所同聲反對的。法家所主張的，並不是用刑罰治國。他們所說的“法”，乃是一種客觀的標準法，要“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百姓依這種標準行動，君主官吏依這種標準賞罰。刑罰不過是執行這種標準法的一種器具。刑罰成了“法”的一部分，便是“法”的刑罰，便是有了限製，不是從前“誅賞予奪從心出”的刑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