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上文所說三件事，然後可講法理學的幾個根本觀念。中國的法理學雖到前3世紀方才發達，但他的根本觀念來源很早。今分述於下：
第一，無為主義。中國的政治學說，自古代到近世，幾乎沒有一家能逃得出老子的無為主義。孔子是極為稱讚“無為而治”的，後來的儒家多受了孔子“恭己正南麵”的話的影響（宋以後更是如此），無論是說“正名”“仁政”“王道”“正心誠意”，都隻是要歸到“無為而治”的理想的目的。平常所說的“道家”一派，更不用說了。法家中如慎到一派便是受了老子一係的無為主義的影響；如《屍子》，如《管子》中《禁藏》《白心》諸篇，如《韓非子》中《揚榷》《主道》諸篇，便是受了老子、孔子兩係的無為主義的影響。宋朝王安石批評老子的無為主義，說老子“知無之為車用，無之為天下用，然不知其所以為用也。故無之所以為車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為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為用也，則亦近於愚矣”（王安石《老子論》）。這段話很有道理。法家雖信“無為”的好處，但他們以為必須先有“法”然後可以無為。如《管子·白心篇》說：“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又如《屍子》說：“正名去偽，事成若化。……正名覆實，不罰而威。”這都是說有了“法”便可做到“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用《管子·禁藏篇》語）的無為之治了。
第二，正名主義。上章論尹文的法理學時，已說過名與法的關係（參看上章）。尹文的大旨是要“善有善名，惡有惡名”，使人一見善名便生愛做的心，一見惡名便生痛惡的心。“法”的功用隻是要“定此名分”，使“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這可見儒家的正名主義乃是法家哲學的一個根本觀念。我且再引《屍子》幾條作參證：
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
明王之治民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盡情；執一以靜令名自正，賞罰隨名，民莫不敬（參看《韓非子·揚榷篇》雲：“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又看《主道篇》）。
言者，百事之機也。聖王正言於朝，而四方治矣。是故曰：正名去偽，事成若化；以實覆名，百事皆成。……正名覆實，不罰而威。
審一之經，百事乃成；審一之紀，百事乃理。名實判為兩，分為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
這幾條說法治主義的邏輯，最可玩味。他的大旨是說天下萬物都有一定的名分，隻看名實是否相合，便知是非：名實合，便是“是”；名實不合，便是“非”。是非既定，賞罰跟著來。譬如“兒子”是當孝順父母的，如今說“此子不子”，是名實不合，便是“非”，便有罰了。“名”與“法”其實隻是同樣的物事。兩者都是“全稱”(Universal)，都有駕馭個體事物的效能。“人”是一名，可包無量數的實。“殺人者死”是一法，可包無數殺人的事實。所以說“審一之經”，又說“執一以靜”。正名定法，都隻要“控名責實”，都隻要“以一統萬”。——孔子的正名主義的弊病在於太注重“名”的方麵，就忘了名是為“實”而設的，故成了一種偏重“虛名”的主張，如《論語》所記“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及《春秋》種種正名號的筆法，皆是明例。後來名學受了墨家的影響，趨重“以名舉實”，故法家的名學，如尹文的“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疑當作“名以檢事，事以定名”）；如《屍子》的“以實覆名，……正名覆實”；如《韓非子》的“形名參同”（《主道篇》《揚榷篇》），是墨家以後改良的正名主義了。
第三，平等主義。儒家不但有“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成見，還有“親親”“貴貴”種種區別，故孔子有“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的議論；孟子有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的議論。故我們簡直可說儒家沒有“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觀念。這個觀念得墨家的影響最大。墨子的“兼愛”主義直攻儒家的親親主義，這是平等觀念的第一步。後來“別墨”論“法”字，說道：
一法者之相與也盡類，若方之相合也。《經說》曰：一方盡類，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盡類猶方也，物俱然。
這是說同法的必定同類。無論是科學的通則，還是國家的律令，都是如此。這是法律平等的基本觀念。所以法家說：“如此，則頑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尹文子》）“法”的作用要能“齊天下之動”。儒家所主張的禮義，隻可行於少數的“君子”，不能遍行全國。韓非說得最好：
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百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顯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