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客觀主義。上章曾說過慎到論“法”的客觀性。（參看）慎到的大旨以為人的聰明才智，無論如何高絕，總不能沒有偏私錯誤。即使人沒有偏私錯誤，總不能使人人心服意滿。隻有那些“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可以沒有一毫私意，又可以不至於陷入偏見的蒙弊。例如最高明的才智總比不上權衡、鬥斛、度量等物的正確無私。又如拈鉤分錢，投策分馬，即使不如人分的均平，但是人總不怨鉤策不公。這都是“不建己，不用知”的好處。不建己，不用知，即是除去一切主觀的蔽害，專用客觀的標準。法治主義與人治主義不同之處，根本即在此。慎到說得最好：
君人者，合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也。
這是說用法可以塞怨望。《韓非子》說：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用人》）
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蹠也。（《守道》）
這是說，若有了標準法，君主的賢不賢都不關緊要。人治主義的缺點在於隻能希望“惟仁者宜在高位”，卻免不了“不仁而在高位”的危險。法治的目的在於建立標準法，使君主遵守不變。現在所謂“立憲政體”，即是這個道理。但中國古代雖有這種觀念，卻不曾做到施行的地步。所以秦孝公一死，商君的新法都可推翻；秦始皇一死，中國又大亂了。
第五，責效主義。儒家所說“為政以德”“保民而王”“恭己正南麵而天下治”等話，說來何嚐不好聽，隻是沒有收效的把握。法治的長處在於有收效的把握。如《韓非子》說的：
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
守法便是效（效的本義為“如法”。《說文》：“效，象也。”引申為效驗，為功效），不守法便是不效。但不守法即有罰，便是用刑罰去維持法令的效能。法律無效，等於無法。法家常說“控名以責實”，這便是我所說的“責效”。名指法（如“殺人者死”），實指個體的案情（如“某人殺某人”）。凡合於某法的某案情，都該依某法所定的處分：這便是“控名以責實”。（如雲：“凡殺人者死。某人殺人，故某人當死。”）這種學說，根本上隻是一種演繹的論理。這種論理的根本觀念隻要“控名責實”，要“形名參同”，要“以一統萬”。這固是法家的長處，但法家的短處也在此。因為“法”的目的在“齊天下之動”，卻不知道人事非常複雜，有種種個性的區別，決不能全靠一些全稱名詞便可包括了一切。例如“殺人”須分故殺與誤殺。故殺之中，又可分別出千百種故殺的原因和動機。若單靠“殺人者死”一條法去包括一切殺人的案情，豈不要冤枉殺許多無罪的人嗎？中國古代以來的法理學隻是一個刑名之學，今世的“刑名師爺”，便是這種主義的流毒。“刑名之學”隻是一個“控名責實”。正如“刑名師爺”的責任隻是要尋出各種案情（實），合於刑律的第幾條第幾款（名）。
五、韓非
“法學”兩個字，不能包括當時一切政治學者。法家之中，韓非最有特別的見地，故我把他單提出來，另列一節。
我上文說過，中國古代的政治學說大都受了老子的“無為”兩個字的影響。就是法家也逃不出這兩個字。如上文所引《屍子》的話：“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盡情；執一以靜，令名自正。”又說：“正名去偽，事成若化。……正名覆實，不罰而威。”又如《管子·白心篇》說的：“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這都是“無為”之治。他們也以為政治的最高目的是“無為而治”，有了法律，便可做到“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的無為之治了。這一派的法家，我們可稱為保守派。
韓非是一個極信曆史進化的人，故不能承認這種保守的法治主義（若《顯學》《五蠹》諸篇是韓非的書，則《主道》《揚榷》諸篇決不是韓非的書。兩者不可並立）。他的曆史進化論，把古史分作上古、中古、近古三個時期；每一時期，有那時期的需要，便有那時期的事業。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