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看這一大段，可知秦始皇所坑殺的四百六十餘人，乃是一班望星氣、求仙藥的方士（《史記·儒林列傳》也說：“秦之季世坑術士。”）。這種方士，多坑殺了幾百個，於當時的哲學隻該有益處，不該有害處。故我說坑儒一件事也不是哲學中絕的真原因。
現今且問：中國古代哲學的中道斷絕究竟是為了什麼緣故呢？依我的愚見看來，約有四種真原因：（一）是懷疑主義的名學，（二）是狹義的功用主義，（三）是專製的一尊主義，（四）是方士派的迷信。我且分說這四層如下：
第一，懷疑的名學 在哲學史上，“懷疑主義”乃是指那種不認真理為可知、不認是非為可辯的態度。中國古代的哲學莫盛於“別墨”時代。看《墨辯》諸篇，所載的界說，可想見當時科學方法和科學問題的範圍。無論當時所造詣的深淺如何，隻看那些人所用的方法和所研究的範圍，便可推想這一支學派，若繼續研究下去，有人繼長增高，應該可以發生很高深的科學和一種“科學的哲學”。不料這支學派發達得不多年，便受一次根本上的打擊。這種根本上的打擊就是莊子一派的懷疑主義。因為科學與哲學發達的第一個條件，就是一種信仰知識的精神：以為真理是可知的，是非是可辯的，利害嫌疑治亂都是可以知識解決的。故“別墨”論“辯”以為天下的真理都隻有一個是非真偽，故說：“佊，不可兩不可也。”又說：“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這就是信仰知識的精神（看第八篇第三章）。到了莊子，忽生一種反動。莊子以為天下本沒有一定的是非，“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因此他便走入極端的懷疑主義，以為人生有限而知識無窮，用有限的人生去求無窮的真理，乃是最愚的事。況且萬物無時不變，無時不移，此刻的是，停一刻已變為不是；古人的是，今人又以為不是了；今人的是，將來或者又變為不是了。所以莊子說，我又如何知道我所知的當真不是“不知”呢？又如何知道我所不知的或者倒是真“知”呢？這就是懷疑的名學。有了這種態度，便可把那種信仰知識的精神一齊都打消了。再加上老子傳下來的“使民無知無欲”的學說和莊子同時的慎到、田駢一派的“莫之是，莫之非”的學說，自然更容易養成一種對於知識學問的消極態度。因此，莊子以後，中國的名學簡直毫無進步。名學便是哲學的方法。方法不進步，哲學科學自然不會有進步了。所以我說中國古代哲學中絕的第一個真原因，就是莊子的《齊物論》。自從這種懷疑主義出世以後，人人以“不譴是非”為高尚，如何還有研究真理的科學與哲學呢？
第二，狹義的功用主義 莊子的懷疑主義出世之後，哲學界又生出兩種反動：一是功用主義，一是一尊主義。這兩種都帶有救正懷疑主義的意味。他們的宗旨都在於尋出一種標準，可作為是非的準則。如今且先說功用主義。
我從前論墨子的應用主義時，曾引墨子自己的話，下應用主義的界說，如下：
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貴義篇》《耕柱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