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他的教練卻盡量婉轉地告訴他，說他“不具備做職業橄欖球員的條件”，並且建議他去試一下其他的事業。而他卻堅信自己能夠做一個好的球手。
後來，鄧普西申請加入新奧爾良聖徒球隊，並且懇請教練給他一次機會。那個教練雖然對他心存懷疑，但是當看到眼前的這個男孩子是那樣的自信，教練也對他有了好感，因此就收下了他。
幾個星期以後，教練對他的好感更加深了，因為他在一次友誼賽中踢出了55碼，並且還為本隊掙得了分。這就使他獲得了專職於聖徒隊踢球的工作，而且在那一季的比賽中，他為他的球隊掙得了99分。
最後，他一生中最偉大的時刻到了。比賽那天，球場上坐了6.6萬多名球迷。球是在28碼線上，比賽隻剩下了最後的幾秒鍾，這時球隊把球推進到45碼線上。
“鄧普西，進場踢球。”教練大聲說。
當鄧普西進場的時候，他知道他的隊距離得分線有55碼的距離，那是由巴第摩爾雄馬隊的畢特·瑞奇踢出來的。球傳接得很好，鄧普西一腳全力踢在球身上，隻見那球在筆直地前進。6.6萬名球迷屏住氣觀看，大家都想知道，鄧普西的球能踢到那麼遠嗎？隻見那球在球門橫杆之上幾英寸的地方越過了，緊接著，人們看到在終端得分線上的裁判舉起了雙手，表示得了3分，聖徒隊以19比17獲得了勝利。所有的球迷都在狂呼亂叫，為這個踢得最遠的球而興奮，因為這是隻有半隻左腳和一隻畸形的手的球員踢出來的！
“說來真是令人難以相信啊！”有的人感歎道。但是，鄧普西對於人們的說法都隻是微微一笑。這時候他想起最愛他的父母，是他們一直在告訴自己能做什麼，而不是他不能做什麼。鄧普西之所以創造了這麼了不起的紀錄，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他們（父母親）從來沒有告訴過我，我有什麼是不能做到的。”
話說回來，在大多的時候，人生中的許多事情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能夠做到的，隻是我們不知道自己能做到，或者不會相信自己能夠做到。其實，如果我們都能夠嚐試並堅持做下去，我們就一定能夠做到，而且還一定會做得很好。不過，關鍵的問題在於，你一定要搞清楚自己肯不肯去做，而不是你能不能去做。
■ 不為名利所羈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莊子·人間世》
道德的毀敗在於追求名聲，智慧的表露在於爭辯是非。名聲是互相傾軋的原因，智慧是互相爭鬥的工具。二者都像是凶器，不可以將它推行於世。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莊子借孔子的話說，因為有的人有求名利的心理，所以就會不擇手段地去做，把人生的行為標準都破壞了；所知愈多，意見之爭也愈大，真學問也就沒有了，這是因為固執個人的所知所見，所以便爭強好勝。
南懷瑾先生認為，曆史上真有學問的人，他不是為了考功名，他不要功名，他為了自己讀書，為了自己求道，所以他一生能成就，名留千古。
東晉末的陶淵明就是這樣的人。
陶淵明在年輕的時就有高尚的誌趣，曾經作自傳《五柳先生傳》來自喻，文中說：先生不知是什麼地方的人，也不清楚他的姓名表字，因為住所旁邊有五棵柳樹，所以就用五柳做他的號了。他性情恬靜，很少說話，更不貪圖榮華利祿。他最愛好讀書，但又不拘泥字句，每當有些心得體會的時候，就會高興得忘記吃飯。先生生性喜歡喝酒，但是因家境貧寒而不能經常得到。親戚朋友知道他的情形後，有時準備了酒給他喝，每一次他總是盡情地喝，而且是希望高高興興地喝醉，一醉了就退席，一點兒也不在意平常的那些禮節。他的家中空有四壁，不能遮風蔽日，身上也隻是粗布短衣且破爛不堪，還常常缺吃少喝，他卻能安然自得，常寫些文章自尋樂趣，以展示自己的誌向，而且從來不把得失放在心上，就這樣度過了他的一生。
他的自述如此，當時人稱之為真實的記錄。
因為母親年老，家中貧困，陶淵明就受邀請當了州的祭酒，可是他受不了官場的束縛，沒有幾天就自動離職回家。官府裏招聘他做主簿，他也不去。最後，他幾乎過著隱居生活，親自耕種供給自家生活，辛苦的勞作使他的身體又弱又病。
後來，他又擔任了鎮軍將軍和建威將軍的參軍，並對親戚朋友說：“我出任地方官，想以此為家庭提供生活費用，可以嗎？”當權的知道陶淵明的心思，就任用他為彭澤縣令。做縣令的時候，他常吩咐屬下在官府的田裏全都種上秫稻，他的妻子堅持要他種粳稻，於是他將地分成兩塊，一邊種秫，一邊種粳稻。
郡守派督郵到彭澤縣來，縣中小吏告訴他應當整冠束帶、衣帽整齊地去拜見。陶淵明於是長歎一聲說：“我不能為了五鬥米的薪俸去彎腰拜迎鄉裏的小人。”然後他解下印綬。又一次離職而去。
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的故事被傳為千古的佳話，這也表明了他淡泊名利、法度自然的心性。我們從他的作品中也能感受到那種遠離喧囂的寧靜與淡泊，我們寧願相信夢中的桃花源其實就是他的理想。其實，很多時候，“采菊東蘺下，悠然見南山”、“心遠地自偏”的生活情趣不是也自然愜意嗎？
一個人所具有的價值在於他的內在本質，而絕不是因為穿了華麗的衣服身居高位，或披著破舊的蓑衣住茅草房子所能改變的。
“貪”是爭名奪利的根源，所以要想戒除爭名奪利，首先要戒除貪欲，我們要懂得播種一分、收獲一分的道理，任何強求和希圖意外的驚喜都是不應該有的想法。如果你不努力學習，就不會有好的成績；如果你不認真學習和刻苦鑽研，就不會有創造發明；如果你不懂得經商之道，為了獲利而不惜坑蒙拐騙，就不會有真正的成功。《漁夫與金魚的故事》中那個老太婆得隴望蜀、貪得無厭，結果金魚在憤怒和厭惡的同時收回了一切，老太婆仍舊生活在往日的貧困中。故事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本性以及這種本性所帶來的危害。
相傳清朝乾隆皇帝巡遊江南的時候，看見江中數百隻帆船來來往往，他就問隨從：“這麼多船在江中幹什麼？”
隨行的道靜和尚說：“我隻看見江中兩隻船，一為爭名，二為奪利。”乾隆帝聽後默然無語。
人們對名利的追逐，從古至今都沒有淡化過。莊子曾對人們貪名圖利的心理表達了他的看法，他借用了孔子的話說：“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意思就是：名是相互傾軋的原因，智是相互鬥爭的手段。再看我們身邊有的人為了求名求利，不擇手段去爭去鬥，最後讓自己被名利困住了。也有的人為了好勝、為了榜上有名去讀書，而不是為了求得學問而去讀書，這是鬥爭心理的開始。在這裏，我們不是說名利和知識不是好東西，而是說如果為了求名、為了好勝而去求知識的話，這兩樣就都不怎麼樣了。“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就是說名與知這兩樣都是殺生的武器，破壞自己的生命，這是不道德的行為，不是真正懂得人生生命的人所為的。
在我們的生活中，當麵對名利的苦惱時，有人也努力告誡自己不去看重名利，視名利為糞土，可在實際的生活中，便又身不由己地卷入名利爭奪的漩渦。因此就有人感歎說：古今中外，真正能看破名利的能有幾人呢？
人們之所以難以擺脫名與利的枷鎖，就是因為人們對人生的根本問題缺少認識。人為什麼而活著？怎樣活才能夠更有意義？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人，他絕不會急於功名利祿，而是更看重自我價值的實現。這樣的人能夠對外界的誘惑生出很強的抵製力，也就能保持一顆平常的心。
沈從文，現代文壇上享有盛名的作家，一位能從俗世的名利糾纏中退出的人，他以其淡泊寧靜的心態設計著自己的人生道路，始終保持心靈的安寧與平和，從而創作出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他那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生經曆與獨具一格的創作成就，成為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傳奇。
沈從文出生於湖南鳳凰的一個軍人世家，十幾歲的時候，因為家中貧困，他便投身於一支舊軍隊，在軍隊呆了6年。那段時間裏，他隨軍移防，足跡遍及川、湘、黔三省各界及淮水流域，飽覽了“人生這本大書”。眼前太多的殺戮，太多的死亡，使沈從文得以體驗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麵和形形色色的社會百態。20歲的時候，他離開了軍隊，到北京去追尋他的文學夢。
這位湘西青年在北平的日子裏生活是艱辛的。在失業、貧窮、世人的譏諷中，他始終不改自己對文學夢的追尋。他旁聽北大的課程，自學於京師圖書館，在他那“窄而黴”的公寓裏辛苦地伏案寫作。後來，他的才華終於被世人所賞識，他的小說和散文使讀者興奮不已，一部《邊城》更是使他蜚聲於中外。
新中國成立後，這位從一名湘西小兵成長起來的大作家遇到了麻煩。他的作品在那些左派理論家們的眼中成了“不合時宜”的東西，他本人也被稱作“清客文丐”、“地主階級的弄臣”而受到了批判。那段日子裏，沈從文感到無所適從，由於不被理解，不被認同，不被接納，他陷入了極度的恐懼之中。於是，他整日足不出戶，“靈魂陷入了茫茫迷霧之中，前不見燈塔，後不見陸岸，理智開始迷亂，神經在高度緊張與自恐自嚇下，承受不了這沒完沒了的強大張力，終於呈現出病態特征”。在驚懼之中，他想以結束生命的方式來消除痛苦。不過幸運的是，他自殺沒有成功。
經曆了那一場精神劫難後，沈從文的心靈開始慢慢恢複了平靜。他決定改行，到曆史博物館去整理文物。當他要告別文壇的消息傳出以後，讀者們表示不解，親朋們也深感惋惜，因為沈從文是大師級的文學家，現在卻要放下曾創造了翠翠、蕭蕭等鮮活藝術形象的那支筆，這是多麼大的損失啊。但是沈從文對此不多作解釋，隻報之以微笑。
事實上，沈從文自己也不想離文壇而去。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他的生命都體現在他的作品裏。他之所以做出告別文學的選擇，實在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環境已經不允許他再從事創作，他是被剝奪了創作的權利而不得已離開文壇。
但是，沈從文並沒有因此去抱怨。他無法改變自己當時的狀況，於是他隻能改變他的生存狀態了，那便是以淡泊寧靜的方式尋找新的人生道路。
就這樣，他來到了曆史博物館，一開始的工作僅僅是一種枯燥的簡單勞作：為文物寫標簽。這是一種無須用腦的活計，但沈從文卻安之若素，心如止水，且做得非常認真。一段時間以後，他從曆史遺留下來的金石、陶、瓷中找尋到了樂趣，也發現了他後半生的意義所在。
於是，他開始沉浸在金石瓷器等文物之中，在那一片顏色、一塊石頭、一堆泥土、銅與玉、竹木與牙角中，傾注了自己的生命。每天他都早早地到博物館，即便是三九寒天，沈從文也是堅持從不遲到。在博物館，他沉浸在那成千上萬的文物當中，從那一點一線、一履一節間，去感知民族悠久豐富的文化，那靜止的文物重新點燃了他的生命之火。
這時候的沈從文心中是沒有想過什麼名與利的，他隻是想盡自己所學為社會盡一份責任而已。曆盡浩劫之後，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沈從文幾十年的研究成果相繼麵世，《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唐宋銅鏡》、《戰國漆器》等專著陸續出版，在海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這時，沈從文仍以平常的心態洞悉世事，始終寵辱不驚。他說：“一切所謂成績、紀錄，都是受一種來自較遠、較深遠的原生鼓舞，隨著十分積極的態度和信心堅持下去而產生得到的。”這就是生命的莊嚴之處。早年間他投身於文壇，是用筆描繪湘西的那一方土地，以此報效祖國和人民的，雖然曆經了磨難，他終不改其誌。新中國成立後，客觀環境使他難以再用創作來報效人民，他以“改行”的方式重新尋找人生的意義，由一位享有盛譽的作家到普通工作者，這樣的變遷卻並沒有讓他感到委屈和憤憤不平，相反，他一直充滿自信和從容地研究著，全然不去顧及社會的歧視與冷遇。20世紀80年代初期，沈從文的文物研究和他半個世紀前的作品重新出版的時候，麵對接踵而來的種種榮譽，沈從文依然一如既往，保持著平和的心境。
其實，我們身邊有許多如沈從文這樣的人，他們所關注的是對社會能做些什麼，善於擺正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他們都能盡量采用平淡自然的方式來避免與社會環境發生對立，或者通過“改行”來重新尋找到自己的位置。正是因為不求名逐利，在曆經人生的風風雨雨的時候，他們能夠始終超然，那些所謂的名譽、地位、獎賞、財富等等，比起他們自我價值的體現來說，顯得是那麼的不重要。他們對生活意義的追尋，正是他們完美人格的一種體現。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才能在別人看來令人煩惱的生存環境中始終保持心靈的平和。
一個人追尋生存的意義，能夠以擺脫名利糾纏而在令人難以忍受的生存環境中泰然自若、持平守常的話，這樣的人將容易接近成功。而且，這樣修身養性的方式也更適合我們現代人的精神需求。
■ 貧賤不移的境界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