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們聽說大將軍司馬炎能夠勇於承擔責任，也敢於承認錯誤，都很佩服他。司馬炎把幾次失敗都歸於自己的過失，這不但沒有降低他的威望，反而得到了更多人的擁護。我們也可以反過來假設一下，如果司馬炎不敢自己承擔責任，將責任推給部下和下屬，那麼最後必然會使上下離心，哪裏還會有以後的以晉代魏的局麵呢？
將帥的威信都是從律己中來的，這是一個很淺顯又很深奧的道理。所謂“身不正則令不從，令不從則生變”。對於雄霸天下的那些人來說，有了這樣的威信，才能對屬下有感召力。
做下屬最怕的就是做錯了事，尤其害怕的是在費了很大的心血後依然闖了大禍，因為隨之而來的就會是責任追究了。而生活原本就是一連串的過失與錯誤，再仔細、再聰明的人也會有犯錯誤的時候。所以，在一個領導者的眼中，他既是領導，那麼他的下屬如果犯了錯，就等於是他的錯，最起碼他也有監督不力或用人不當的失誤。
而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情形大多是這樣的：大多數領導者在處理下屬乃至於他本人的失誤時，不敢承擔責任，總是會想出各種各樣的理由為自己開脫，唯恐遭到連累或者引火燒身。之所以有這樣的現象，就是因為這些領導者不懂得下屬犯錯其實等於是自己也有失責，因為，領導者的責任之一，就是教導下屬如何去做事。
所以，領導者在下屬有過失的時候，首先應該冷靜地檢討自己，然後將下屬召集來，心平氣和地共同分析整個事件，或者告訴下屬失誤在何處，也可以一再表明自己的宗旨——每個做下屬的在做事的時候都應該全力以赴，如果漫不經心、應付差事是要受到懲罰的。
當然，還得讓下屬們明白，無論如何，自己永遠是他們的後盾。也就是說，當下屬在工作中犯了錯誤，受到責難的時候，或者是處於十分難堪的境地時，作為上司千萬不能跟著落井下石，更不能找替罪羊，最佳的做法是自己勇敢地站出來，實事求是地為下屬去辯護，主動承擔責任，這樣的領導才能得到眾人的擁護和愛戴。
■ 原心與原跡
上聯：百善孝為先，原心不原跡，原跡貧家無孝子；
下聯：萬惡淫為首，論跡不論心，論心世上少完人。
“原心不原跡”就隻看他的心孝不孝。隻要有一份孝心，隻要他這份情感是真的，我們就不能說他不孝。“原跡貧家無孝子”，意思是說，如果一定要在事實上有表現，那窮人家裏就沒得孝子了。
這個道理非常清楚，我們用這個道理來解釋，就是說明“事父母能竭其力”，即盡自己的心力做到了就是孝。而要說到做惡的話，就要看一個人的行動作為了，而不能看他心裏怎麼去想。如果單看人們心中所想而不去看他的所作作為的話，對人的評判就會有偏差。
南懷瑾先生在論到孝的時候，說到過以上這副對聯。實際上，將這種心與跡的雙重評判標準用在管理上也很合適。
如果一位員工做了錯事，領導者衡量時，就應該看這個人是出於什麼樣的目的，如果是壞心辦壞事，那就沒有什麼好商量的，但如果是本來是出於好心，結果做成了壞事，這樣的情況，就應該再給他一次機會。
什麼事原心呢？我們不妨來聽一個故事。
齊桓公即位以後，發令要殺他的弟兄公子糾，並要把管仲送回齊國治罪。因為管仲做公子糾的師傅時，曾差點一箭射死齊桓公，結果齊桓公假死才逃過這一劫。
當管仲被關在囚車裏要送往齊國的時候，鮑叔牙卻向齊桓公推薦管仲。齊桓公氣憤地說：“管仲拿箭射我，想要我的命，我還能用他嗎？我恨不得拿他千刀萬剮！”
鮑叔牙說：“以前他是公子糾的師傅，所以他為了維護公子糾才用箭射您，這不正是體現了他對公子糾的忠心嗎？而且要是論起本領來，他比我可是強得多了。您如果想要幹一番大事業，管仲可是一個用得著的人啊。”
齊桓公本來也是個豁達大度的人，聽了鮑叔牙的話，不但不辦管仲的罪，還立刻任命他為相國，讓他管理國政。管仲幫著齊桓公整頓吏治，進行改革，後來齊國就越來越富強了，齊桓公也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位霸主。
齊桓公為何能既往不咎呢？還是鮑叔牙的話一語點破了玄機，管仲的內心並不是壞的，事實上他對主人很忠心，於是齊桓公就與他化敵為友，最後使齊國強大起來。這就是所謂的原心。
那什麼時候原跡呢？如果要評判一個人的功與過，一般就得原跡了。我們再看下麵的故事。
一次宴會上，唐太宗對王琺說：“大家都說你善於鑒別人才，更是善於評論人才。現在，你就不妨對這些大臣們一一做評，說說他們的優點和缺點，並說說你在哪些方麵比他們優秀吧。”
王琺回答說：“孜孜不倦地辦公，一心一意地為國操勞，凡所知道的事情沒有不盡心盡力去做的，在這方麵我是比不上房玄齡的；常常留心於向皇上直言進諫，讓皇上有時候覺得很丟麵子，在這方麵我比不上魏征；文武全才，既能在外帶兵打仗做將軍，又能進入朝廷擔任宰相來管理朝政，在這方麵我比不上李靖；向皇上報告國家公務，詳細明了，宣布皇上的命令或者轉達官員們的彙報，能堅持做到公平與公正，在這方麵我不如溫彥博；處理繁重的事務，會解決難題而且辦事井井有條，在這方麵我也比不上戴冑；至於批評貪官汙吏，表揚清正廉明，行事疾惡如仇又好善樂施的，這方麵比起其他幾位在臣們來說，我也許有一點點長處了。”
王琺的這番話說完以後，滿朝的文武都沒有什麼異議。因為他說話的標準把持得很好。
在實際生活中，我們經常能碰到原心還是原跡的問題，對此，我們常常感到難以拿捏。或許道德層麵上的東西本來就沒有一個整齊劃一的評判標準，原心還是原跡，說到底還是一個標準問題而已，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從身邊能夠感知的事物與人群出發。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事情沒有多少是絕對的，即使我們看得見摸得著的曆史，也不一定就都是頂天立地的，所以並不是所有一切都有“跡”可循，而人“心”叵測，或許有時候也不全在我們的判斷能力範圍之內，所以，多數時候，我們還是得從實際出發。
其實，原心與原跡是管理思想的兩個方麵，原心所體現的就是領導者對下屬的人文關懷和一種理解，它直接關係到的是人心的向背問題。事實上，了解一個人的內心是駕馭這個人最基本的方式和要求。原跡指的是衡量一個人是不是出色或者是不是成功的一個硬性指標。很多細則能在製度上得以實現，就是遵循這個標準的緣故。
我們說，原心可以拉近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係，而原跡則可以嚴格要求被管理者的習性與作為。原心與原跡的結合，才可以使一個組織或者團隊發揮出最大的力量。
■ 主意還得自己拿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孟子·粱惠王下》
這段話是孟子回答宣王問話時所說的。宣王問：“我怎樣識別哪些人是沒有才幹的而不去任用他們呢？”
孟子回答說：“國君選用人才，如果不得已，將會使地位低的超過地位高的，關係遠的超過關係近的，對此能不慎重嗎？（對於一個人）左右侍臣都說他好，還不行；大夫們都說他好，也還不行；全國的人都說他好，這才去考察他，見他確實是好，這才任用他。左右侍臣都說不行，不要聽信；大夫們都說不行，不要聽信；全國的人都說不行，這才考察他，見他確實不行，這才罷免他。左右侍臣都說可殺，不要聽信；大夫們都說可殺，不要聽信；全國的人都說可殺，這才考察他，見他確實可殺，這才殺掉他。所以說，是全國的人殺掉他的。這樣，才可以算是百姓的父母啊。”
南懷瑾先生認為，孟子所說的是身為一個領導人的用人之道，一個人無論有才還是無才，是好人還是壞人，做領導的不能隨便聽信人言，甚至全國人都說其人可殺或可用，也不能受到群眾情緒的影響，必須由“明主”來自決自裁。
南懷瑾先生說：“無論是天下大事如國家拔擢人才，小則如一個公司行號，乃至一個小小團體，人擠人，人排人，總是難免的。因為人這個生物，天生就是如此不成器的。所以一個當主管的、當家的，一定要切記‘士無論賢愚，入朝則必遭讒。女無論美醜，人宮則必遭嫉’的原則，然後處之以仁義，運用以智慧德術，效果將會好得多。”
“處之以仁義，運用以智慧德術”，就是要求領導者本身要有辨識能力，要充滿智慧，講究方法，以仁義之心去對待下屬。這一點，年幼的漢昭帝就做得很好。
漢昭帝的同父異母兄長燕王劉旦因為沒有當上皇帝，心裏老是怨恨不已，曾意欲謀反。而當時因為昭帝年幼，就讓大將軍霍光輔政。左將軍上官桀妒忌霍光輔佐皇帝，心裏很是不平衡，他認為自己與霍光都差不多年紀，論起帶兵打仗，自己所立的戰功並不比霍光少，為什麼偏偏先帝要讓他輔政，而沒有自己的事呢？
上官越想越覺得生氣，於是就想方設法給霍光搗亂。他想到了燕王劉旦對小皇帝一直不服，於是就想到了勾結燕王，密謀策劃先擠垮霍光，再廢昭帝擁立燕王為帝。燕王劉旦也是恨不得馬上就當上皇帝，於是就催上官桀等人早點想辦法采取行動。
一次，霍光出長安城檢閱禦林軍操練，並且調了一個校尉到大將軍府去工作。上官桀等人認為這是整垮霍光的好機會，於是乘機假冒燕王劉旦的名義給漢昭帝上書，狀告霍光出城集合禦林軍操練，一路上耀武揚威，所坐的車仗違反了禮儀的規定，一點兒也不像個大臣的樣子。還說霍光擅自做主，調用校尉，有圖謀不軌的陰謀。最後，上書中還表示願交還燕王大印，回到宮裏來警衛皇上，查處奸臣作亂的陰謀等等。漢昭帝看了兄長的上書後，當時沒有說什麼，就把這事先放下了。
第二天早朝時，霍光已經知道自己被人告了，於是不敢去上朝，隻留在偏殿裏等待昭帝的處置。
昭帝一上朝，看到霍光不在，就問左右為什麼不見霍光。上官桀趁機說霍光是因為被燕王告發，自己心虛不敢進來了。
漢昭帝派人叫霍光進來。當霍光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入朝時，漢昭帝當著滿朝文武的麵對霍光說：“大將軍，我知道這封上書是假的，你並沒有過錯。”
霍光聽了小皇帝的話後，心中又驚又喜，他就問昭帝：“陛下怎麼知道這信是假的呢？”昭帝說：“你出城去閱兵的事，也隻是最近幾天的事，選調校尉也不過才十天，可是燕王遠在北方，怎麼就能知道這些事呢？就算是他知道了，馬上就寫信派人送來，算計時間，現在也是到不了的。如果大將軍真的要作亂犯上，也用不著隻調一個校尉。這件事很明顯是有人想陷害於你。我雖然隻有十幾歲，但也不會上這種當的。”
說完，漢昭帝就下令追查冒名偽造信件的人。上官桀等人變得焦急不安，他們都怕查下去會暴露自己的陰謀，於是就勸昭帝說這隻不過是小事一件，不必大動幹戈。而漢昭帝不僅沒有鬆口，反而更加懷疑上官桀等人了。
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就能有如此見地，讓那些做大臣的成年人都對他的這種洞察力感到很驚奇。很多時候，知人用人就像是買股票一樣，都需要一種見人所不能見的智慧。漢昭帝年紀輕輕，就能通過自己非凡的洞察力，洞悉陰謀後麵的事實真相，以自己的智慧挫敗了上官桀等人的計謀，從而保全了忠誠的下屬，也就此避免了一場內亂。這就是因事知人的智謀。
在很多情況下，一個人做事失敗，並不全是因為人心險惡，沒有知人用人的智謀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領導者一定要讓自己練就明辨是非的本事，不要妄聽人言，而要以實際說話，這便是聰明的用人之道。
南懷瑾先生曾說曾國藩很善於用黃老哲學，我們翻看清朝的曆史，就會發現他這話一點兒也不假。
曾國藩曾說過：“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眾，獨利則敗，眾謀則泄。”針對於我們想說的，我們可以把這句話這樣的理解：一個人隻想著為自己謀利益，這樣必然會失敗，利益可共享而不可獨貪。要是讓一群人拿主意就等於是沒有主意了，在管理上為避免這樣的情況，一般是一群人來提意見，少數人來商量，最後由一個人來拍板，這就是管理之道。
有這樣的一則寓言。白鶴想要在自己漂亮的白裙子上繡一朵花，於是，她找來針線開始工作。
不一會兒，一隻孔雀走過來問她：“白鶴妹妹，你是在繡花嗎？你繡的是什麼花呀？”
“我繡的是桃花，這樣才能顯出我的嬌媚。”白鶴羞澀地說。
“咳，為什麼要繡桃花呢？桃花可是易落的花，太不吉祥了，我看你還是繡月月紅吧，又大方又吉利。”孔雀說。
白鶴聽了孔雀的話覺得很有道理，便把已繡好一半的桃花拆了，開始改繡月月紅。
她正繡得入神時候，隻聽一隻錦雞在耳邊對她說：“白鶴姐，這月月紅的花辦也太少了，顯得好像是有些單調哎，我看你倒不如繡一朵牡丹吧。牡丹可是富貴花呀，會顯得你多麼華貴啊。”
白鶴又覺得錦雞說得也對，便又把繡好了一半的月月紅給拆了，重新開始繡牡丹。
當她繡了一半的時候，一隻畫眉飛過來在她頭上驚叫道：“哎呀，我的白鶴嫂子，你不是愛在水塘裏棲歇麼？你應該繡荷花才是啊，荷花是那麼清淡素雅，而且出淤泥而不染，要是你的白裙子上有一朵亭亭玉立的荷花，該會有多美呀。”
白鶴聽了後，覺得畫眉說得也是，於是，她便把牡丹拆了，改繡荷花……
就這樣，每當白鶴快繡好一朵花的時候，總會不同的建議。於是她繡了拆，拆了再繡，過了很久，她的白裙子還是白裙子，她最終還是沒有繡成任何花朵，隻是裙子上的針眼證明她確實繡過花。
這則寓言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生活中，有很多人都有一種隨波逐流的從眾心理，他們做事的動機往往不很明確，看到別人怎麼做，自己也會怎麼做，他們不是要按照自己的主觀意願去行動。尤其是在通往成功、幸福、快樂的道路上，原來一切似乎已經有了約定俗成的標準。長此以往的話，人們就會逐漸失去了自我。
所以，無論作為個體的人，還是作為一個團隊，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就必須得有自己的想法。否則，在謀事方麵，我們就隻能被別人的思維牽著鼻子走，而且由於參與的人多，所以力量更會分散，使得本來可以很強大的一股力量，就會慢慢被分解掉了。我們看一下曆朝曆代，凡是在開明盛世，不光是有大批的有識之士能為國家作最好的參謀，更為關鍵的是盛世的君主，往往都能夠從善如流，但是又都能夠獨守本分。他們總會把別人的意見當做最合理的參考，聽話歸聽話，但是更講究統籌與變通。如果是一個軟耳根子的皇帝，這個也聽，那個也聽，最終是成不了大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