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幽默的特點在於：常常是更緊密地與哲理而不是其他東西相聯係。這種幽默也可以稱為真正的人的幽默，因為它主要是善意地取笑人類的愚蠢，忘記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或者妄自尊大。這種幽默有時以自嘲的形式出現，但自嘲者不會表現得像個受虐狂或者小醜。林肯的幽默就是一個範例。林肯很可能從來沒有開過傷害他人的玩笑，他的絕大部分玩笑都有某種意義，遠不止僅僅引人發笑的作用，類似於寓言，它們似乎是一種更有趣味的教育形式。
我們的研究對象開玩笑的數量並不像普通人那麼多，所以有時顯得並不是個幽默的人。在他們當中，富有思想性、哲理性的幽默比普通的雙關語、笑話、妙語、揶揄和開心的巧辯更為常見。前者所引起的往往是會心的微笑而不是捧腹大笑，它脫胎於當時的具體情況而不是這個情況的附加物，它是自發的而不是事前策劃的，並且時常是新鮮的。由於一般人習慣於笑話故事和逗人發笑的材料，因此，他們也就很自然地認為我們的研究對象過於嚴肅莊重。
這類幽默的感染力很強。人的處境，人的驕傲、嚴肅、奔波、忙碌、野心、努力、策劃都可以看得有趣、詼諧、甚至可笑。我是一度置身於一間擺滿“活動藝術品”的房間之後才對這種幽默感恍然大悟的。在我眼中，“活動藝術品”以它的喧囂、動蕩、混亂、奔忙、勞碌，以及打破常規地對人生進行了幽默的諷刺。這種幽默感也影響到專業性工作本身，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工作也是一種遊戲，在嚴肅認真的同時，也可以製造一些輕鬆。自我實現者的創造力似乎與孩子們的天真的、普遍的創造力一脈相承。它似乎是普遍人性的一個基本特點——所有人與生俱來的一種潛力。
自我實現型創造力的形式
根據我的觀察和研究，這是我的研究對象無一例外的共同特點。每個人都在這方麵或那方麵顯示出具有某些獨到之處的創造性或獨創性。我們的討論可以使這些獨到之處得到較為完整的理解。但有一點要強調，自我實現型的創造力與莫紮特型具有特殊天賦的創造力是不同的。我們必須認識到一點：所謂的天才們會顯示出我們所不能理解的能力。總之，他們似乎被專門賦予了一種衝動和能力，而這些衝動和能力與其人格的其餘部分關係甚微，從全部證據來看，是他生來就有的。我們在這裏不考慮這種天賦，因為它不取決於心理健康或基本需要的滿足。而自我實現者的創造力似乎與孩子們的天真的、普遍的創造力一脈相承。它似乎是普遍人性的一個基本特點——所有人與生俱來的一種潛力。大多數人隨著對社會的適應而慢慢消失殆盡了，但是某些少數人似乎保持了這種以新鮮、純真、率直的眼光看待生活的方式，或者先是像大多數人那樣喪失了它，但在後來的生活中又逐漸找了回來。
但在我的研究對象身上，有時這種創造力以低賤的形式體現出來，而不是以人們向往的著書、作曲和創造藝術等高雅形式。這種特殊類型的創造力作為健康人格的一種顯現，仿佛是映在世界上的投影，或者，仿佛為這個健康人所從事的任何工作都塗上了一層色彩。從這個意義上看，可以有富有創造力的鞋匠、木匠、職員。一個人會以源於自己性格本質的某種態度、精神來做任何一件事。一個人甚至能像兒童一樣富有創造性地觀察世界。
為了討論的方便，我將這個特性單獨提出，仿佛它與那些引它出現和由它導出的特性是彼此分離的，其實則不然。也許，我們現在討論創造力時，隻是從結果的角度來描述我們前麵稱為更強的新穎性、更深的洞察力和感覺效力的東西，這些人似乎更容易看到真實的、本質的東西。正因為如此，他們才相對於那些更狹隘的人具有創造力。
另外，我們還會發現他們那種自由的個性，他們極少向外界的壓力低頭或去適應社會上既存的舊習俗。用積極的術語來表達就是：他們更自然、更具自發性和人性。別人在他們身上看到的創造力，也是這一點引出的結果之一。假如我們像在兒童研究中那樣，設想所有的人都是自然的，並且他們的最深層本質也許現在仍然沒有改變，但是，他們除了這種內在的自然性外還有一整套表麵的但卻強大的約束，那麼這種自然性肯定會受到控製以至不會出現得過於頻繁。假如沒有扼殺力量，我們也許能看到每個人都會顯示出這種特殊類型的創造力。在不同文化中較他人在更大程度上能自我獨立的人們，不僅其民族性應該較弱，而且彼此之間在某些方麵的相像程度應該高於本社會中發展不充分的同胞。
在缺陷的文化中做一個健康人
自我實現者如果單從順應文化和融入文化的意義上來說，會表現為適應不良的症狀，雖然他們在多種方麵與文化和睦相處，但可以說他們全都在某種深刻的、意味深長的意義上抵製文化適應，並在某種程度上內在地超脫於這種文化氛圍。由於在關於文化與人格的文獻中極少談及抵製文化造型的問題，由於像裏斯曼已明確指出的那樣，保留剩餘部分對於美國社會十分重要，這樣，無形中加深了我們甚至還很欠缺的資料的重要性。
總的看來，這些健康人與遠不如他們的文化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其中至少可歸納出以下一些成分：
在他們的文化中，所有這些人在選擇衣服、語言、食物，以及行為方式時，都同樣受表麵習俗的限製。然而他們並不真正守舊，當然也不會去趕時髦。
這個特殊的內在態度通常能表現出下麵的特征：一般來說社會上流行的那些習俗讓他們無動於衷，換一套交通規則也未嚐不可。雖然他們也把生活搞得安寧舒適，但絕不至於過分講究、小題大作。這裏我們可再次看到這些人的一個普遍傾向：他們大多數認為不重要，不可改變，或對他們個人沒有根本關係的事情他們都認可。由於我們的研究對象對鞋子和發型的選擇，或由於在什麼晚會上不太關心禮貌、舉止和風度，別人往往會對他們側目而視。
但是，這種作用是勉強的接受並不是熱情的認同，他們對於習俗的服從往往是草率敷衍的，或者簡捷行事以求幹脆、坦率、節省精力等等。在壓力之下，當遵從習俗變得過於惱人或代價過於昂貴之時，表麵的習俗就暴露出它那淺薄的麵目，拋開它也就像拋開一雙破襪子一樣容易。
其次，從青年的或狂熱的角度來說，這些人幾乎無一可稱為權威的反叛者。雖然他們不斷地對偏私爆發出憤怒，但他們對於文化並不顯出主動的不耐煩，或者時而出現的、長期不斷的不滿，他們並不急於改變它。我的一個研究對象年輕時是個狂熱的反叛者，他組織了一個工會，而當時這種工作非常具有危險性，現在他已厭惡地、絕望地放棄了這一切。由於他變得習慣於這個文化和時代中改革的緩慢，他最終轉向了對青年的教育。其餘的人表現了某種對文化進步的冷靜的、長期的關心。這在我看來意味著承認變革的緩慢以及這種變革的明顯的益處和必要性。
他們的這種情況絕非缺乏鬥爭性。一旦發生急速的變革時，這些人可以立即表現出果斷和勇氣。雖然他們在一般意義上並不屬於激進派，但是我認為他們極有可以轉向激進派。首先，他們是一群知識分子（別忘了是誰選擇了他們），其中大多數人已有了自己的使命，並且認為自己在為改良社會進行真正重要的工作。其次，他們能清楚地認識現實，似乎不願去做巨大的、但卻無謂的犧牲。在真正鬥爭激烈的情況下，他們十有八九要放棄自己的工作而參加猛烈的社會行動，例如，德國和法國的反納粹地下活動。我覺得，他們反對的不是有效的鬥爭而是無效的鬥爭。
生活，希望生活得愉快，是我們討論的又一話題。這一點與全力以赴的狂熱的反抗幾乎水火不容。在他們看來，後者犧牲過大，而又不能獲得預期的微小的成果，他們大多數人在青年時期都有鬥爭的經曆，都有急躁、熱情的插曲，成熟後大都懂得對於急速變革的樂觀態度是沒有根據的。他們這些人作為一個整體致力於在日常生活中以一種能被認可的、冷靜的態度，愉快地努力從內部去改良文化，而不是從形式上去反對它，與之抗衡。
與文化分離的內在感情不一定是有意識的，但在幾乎所有研究對象身上都有所表現，尤其在討論作為整體的文化時，在同其他文化進行各種各樣的比較時更是如此。實際上，他們似乎經常疏遠它，仿佛他們不屬於這種文化。慈愛和反對、讚同和批評的不同比例的混合，表明了他們依靠自己的觀察從文化中選擇好的東西、排斥壞的東西的情況。總之，他們對文化進行權衡、分析、辨別，然後做出自己的決定。
這種態度確實有別於一般的對文化造型的消極順從，後者可在許多有關集權主義人格的研究中具有民族中心主義的研究對象身上發現。
我們的研究對象個性獨立，喜歡獨處，對熟悉的和習慣的事物的需要及偏愛不像一般人那樣強烈，這些情況或許都體現了他們獨立於文化的特點。
支配他們的是自己的個性原則而不是社會原則，基於這種原因或許可以稱其為有自主性的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不僅僅是或不單純是某種特殊的人，而且從廣義上說，他們比其他人在更大程度上屬於人類的成員。假如刻板地去理解，那麼說這些人高於或超越了大眾文化就會引起誤會。因為他們畢竟講方言、有本地人的行為方式和性格等等。然而，如果我們把他與過分社會化、行為機器化或者種族中心主義相比較，我們就會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而假定：這個研究對象小組不僅是另一個亞文化群的小組，而且還更少適應文化、更少平均化、更少模式化。這裏有個程度問題，他們處在一個連續統一體之中，這個連續體是按照從對文化的相對接受到與文化的相對分離的順序排列的。
如果這個假定能夠被驗證成立的話，我們至少可以從它再推出一個假設：在不同文化中較他人在更大程度上能自我獨立的人們，不僅其民族性應該較弱，而且彼此之間在某些方麵的相像程度應該高於本社會中發展不充分的同胞。當然，這又引出了關於什麼組成了良好的社會的問題。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這樣的觀察結論，在文化中能夠產生相對健康的人。這就回答了“在有缺陷的文化中做一個健康人或好人是否可能”這樣一個老問題。這些相對健康的人們憑借內在的自主與外在的認可之間的複雜結合得以生存，當然，其前提必須是，這種文化能夠容忍拒絕完全文化認同的獨立性。
當然，這種健康並非完全符合理想。顯然，我們的研究對象一直受不完美社會的約束的限製。這些約束和限製，使他們不得不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們越是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們的自發性就越是減少，他們的某些潛能就越是不能得以實現。既然在我們的文化中隻有很少人達到健康，那麼這些達到健康的人就會因為他們自己的性質而感到孤獨，從而加重自發性的降低，減少潛能的實現。即使這些人十分罕見、鳳毛麟角，也能推動人類走向光明前景。然而，他們有時也會流露出易怒、暴躁、乏味、自私或沮喪等弱點。為了避免對人性失望，我們必須首先放棄對人性的幻想。
自我實現者的缺陷
好人往往由於他的公式化而令人可望而不可及，但這卻是小說家、詩人和隨筆作家常犯的錯誤，因為是他們把好人寫得過於完美了。人們把自己對完美的希望，以及對自己缺點的罪惡和羞愧，投射在各種各樣的人身上，對於這些人，普通人對他們要求的遠比自己給出的更多。因此，教師和牧師通常被認為沒有歡樂，沒有世俗的欲望和弱點。我認為大多數試圖描寫好人（健康人）的小說家把這些好人塑造成自命不凡的討厭鬼，提線木偶，或者不真實理想的虛假投影，而不是還他們以本來麵目：身體強健、精神飽滿、朝氣蓬勃。我們的研究對象會表現出人類的許多小缺點：他們也有愚蠢的、揮霍的、或粗心的習慣；他們會顯得頑固、令人厭煩或惱怒；他們並沒有擺脫淺薄的虛榮心和驕傲感，特別是在涉及到他們自己的作品、家庭或孩子時，他們也常常發脾氣。
我們的研究對象也會有無情的表現，而且往往是強烈的、出乎意料的。必須記住，他們是非常堅強的人，在需要的時候，他們能超越常人的能力表現出一種外科醫生式的冷靜。假如他們有誰發現自己長期信任的人不誠實，就會果斷地中斷這種友誼，而絕不會感到惋惜和痛苦，就像一個與自己並不愛的男人結婚的婦女，在決定離婚時表現出的幾乎近於殘忍一樣。他們中的一些人能很快從哀悼親友死亡的情緒中擺脫出來，以至顯得有些無情。
他們不但具有這種無情的堅強，而且外界的大眾輿論也無法左右他們。有一次，當一位婦女在一次聚會上被介紹給他人時，她因對方乏味的庸俗套詞而大大激怒，因而有意讓自己的言行使對方感到震驚。也許有人會說，她這樣做未嚐不可，但人們不僅會對她本人而且會對主持聚會的主人采取完全敵對的態度。雖然這位婦女原本想要對這些人疏遠，但男女主人卻並不想這樣做。
另外一個例子是，比如我們的研究對象非常專注於個人世界以外的因素。當他們全神貫注或者沉醉於自己的興趣時，當他們熱切地專注於某個現象或問題時，他們可能變得對周圍事情心不在焉，毫無幽默感，忘記了他們一般的社交禮貌。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喜歡聊天、逗樂、聚會等，而且這些特點往往表現得非常明顯。他們的言行可能使別人感到很痛苦、震驚、羞辱或者感情受到傷害。這種超然獨立至少從旁人來看是令人不快的，它的其他後果上麵已經列舉過。
他們犯錯誤有時甚至會由於自己的仁慈，例如，出於憐憫心而與某人結婚；在與神經病患者、不幸的人和大家討厭的人的相處中陷得太深，事後又感到後悔；有時為無賴行騙開了方便之門；由於付出的東西超出了適當的範圍，從而有時易滋生寄生蟲和精神變態者等等。
在此再重申一下，他們也有罪惡感、焦慮、悲傷、自責以及內心的矛盾衝突。這些現象並非源於神經病，然而，大多數人（甚至包括大多數心理學家）卻無視這一事實，往往根據以上現象就把神經病強加給他們。
我認為，這些情況足以給我們以教誨，我們都應明白：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其實，好人、善人，乃至偉人，都是可以發現的。事實上確實存在著創造者、先知、哲人、聖人、巨人和發起人。即使這些人十分罕見、鳳毛麟角，也能推動人類走向光明前景。然而，他們有時也會流露出易怒、暴躁、乏味、自私或沮喪等弱點。為了避免對人性失望，我們必須首先放棄對人性的幻想。他們之間既有相似之處但又迥然不同。他們同迄今描述過的任何一類人相比，都有著更加徹底的個人化，同時又有著更加完全的社會化，有著對人類的更深刻的認同。
實現自我價值的內在動力
人性、自我、複雜的社會生活以及自然和客觀現實，都可以被自我實現者以哲人的態度接受，這自然而然地為他的價值係統提供了堅實基礎。這些接受價值，在整個日常的個人價值判斷中占很大一個比例。他所讚成或不讚成的，他所反對的或提倡的，他所高興的或厭惡的，往往可以理解為這種接受的潛在特質的表麵衍生物。
自我實現者的內在動力不僅順理成章地為他們提供了這種基礎（因此至少從個意義上看，充分發展的人性是全球的、跨文化的），而且還提供了其他決定因素。這些決定因素包括：他與現實的特別適意的關係，他的社會感情，他的基本需要滿足的狀態，他所特有的對於手段和目的的區分等等。
自我實現者對待世界以及他們的實踐活動的方式，會產生一個極為重要的後果：在生活的許多方麵，衝突、鬥爭以及選擇時的猶豫和矛盾減弱或消失了。很明顯，“道德”很大程度上是不接受或不滿意的副現象。在一種異教徒的氣氛裏，許多問題好像沒有道理，並且淡化了。其實，與其說解決了這些問題，倒不如說把它們看得更清楚了，它們原本絕非一些本質固有的問題，而隻是一些“病人製造的”問題，例如，打牌，跳舞，穿短裙，在某些教堂裏接受祝福或懺悔，喝酒，隻吃某些肉類或隻在某些日子裏吃肉。對於自我實現者而言，不僅這些瑣事變得無足輕重，而且整個生命進程在一個更重要的水平上繼續發展，例如，兩性關係、對身體構造及其功能的態度、對死亡本身的態度等。
我不由想到，通過更深層次的探求之後，所謂的道德、倫理和價值的許多其他東西會成為一般人心理病態下毫無道理的外體現。一般人被迫在許多衝突、挫折和威脅中做出某種選擇，價值就在選擇中表現出來，而對於自我實現者，這些衝突、挫折和威脅都消失或者解決了，就像關於一個舞蹈的爭論會平息一樣。他們覺得兩性表麵上不可調和的鬥爭不再是鬥爭，而是快樂的協作；成人與兒童的利益其實根本沒有那樣明顯的對抗性。對他們來說，不僅異性間和不同年齡間的不和是如此，天生的差異等等也是如此。我們知道，這些差異都是焦慮、懼怕、敵意、進攻性、防禦和嫉妒的肥沃的溫床。但實際上，它們似乎並非必然如此，因為我們的研究對象對差異的反應就很少屬於這種不值得追求的類型。
很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師生關係。我們研究對象中的教師的行為方式非常健康，這是因為他們對這種關係的理解異於常人。例如，他們將它理解為愉快的合作，而不是意誌間的衝突，對權威、尊嚴的威脅。他們以自然的坦率代替了做作的尊嚴，前者很不易受到威脅，而後者很容易甚至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冒犯，他們並不試圖做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樣子，也不搞威嚇學生的獨裁主義，他們並不認為學生間、師生間的關係是競爭關係，他們也不會擺出教授的架子，而是保持像木匠、管道工一樣普通人的本色。所有這一切創造了一種沒有猜疑、小心翼翼、自衛、沒有敵意和擔心的課堂氣氛。在婚姻關係、家庭關係以及其他人際關係中也同樣如此，當威脅減弱了，這些類似的對威脅的反應往往也就消失了。
悲觀絕望的人和健康樂觀的人在原則和價值觀的許多方麵都是不一樣的。他們對於自然界、社會，以及自己隱蔽的心理世界的感知和理解有著深刻的區別，這種感知和理解的組織和係統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該人的價值係統。對於基本需要滿足匱乏的人來說，周圍世界充滿危險，既像是生活在莽林中，又如同生活在敵國領土上，在其中既有著他可以支配的人，也有可以控製他的人，這像任何貧民區居民的價值體係不可避免地受低級需要支配和組織。基本需要得到滿足的人則不可能這樣，由於基本需要的充分滿足，他能夠把這些需要滿足看得無所謂，並全力以赴地追求更高級的滿足。這就是說，兩者的價值體係不同，滿足的需要也必然不同。
在已經自我實現了的人的價值係統中，其最高點是絕對獨一無二的，它是個人獨特的性格結構的體係。這種情況非常清楚、不容置疑，因為自我實現就是實現一個自我，絕不會有兩個自我是完全相同的，隻有一個雷諾爾，一個布拉姆斯，一個斯賓諾莎。我們已經看到，我們的研究對象有很多共同之處，但同時個人化的程度卻又更高，他們更加鮮明地成為他們自己，他們也不像任何常人對照組的成員那樣容易彼此互相混淆，也就是說，他們之間既有相似之處但又迥然不同。他們同迄今描述過的任何一類人相比，都有著更加徹底的個人化，同時又有著更加完全的社會化，有著對人類的更深刻的認同。假如最社會化的人本身也最個人化，假如最成熟的人同時又不失孩子的天真和誠實，假如最講道德的人同時生命力又最旺盛、欲望最強烈，那麼繼續爭論這些區別還有什麼意義呢？
自我實現者整合二歧的原則
對於二歧的問題，我們必須也最終可以歸納和強調一個對自我實現者的研究中得出的非常重要的理論上的結論。其實通過好幾處也可以斷定，過去認為最截然相反、對立或二歧的東西，其實隻對不健康者存在。在健康者看來，這些二歧已經解決，對立已經消失，許多過去認為是不可調和的東西已整合並結合為統一體。
比方說，心與腦、理性與本能、直觀和理解之間，常被認為早就存在著對立，但在健康人的身上卻根本看不出。它們的關係由對抗變成協作，它們相互之間沒有衝突，因為它們表達的是同樣的意思，得出的是同樣的結論。一句話，在健康人身上，欲望和理性相互吻合、天衣無縫。聖奧古斯汀說“摯愛上帝，為所欲為”，這句話可以恰當地解釋為“自我保健，為所欲為”。
由於健康人的行動，從根本上看既有利己又有利他的，所以自私與無私的二歧也不存在了。我們的研究對象既有高尚的精神生活，又非常不受約束，喜愛聲色美味之樂。當責任也是快樂，工作等於消遣時，當履行職責並且講求實效的人同時也在尋求快樂，而且的確非常愉快時，職責與快樂、工作與消遣也就不再相互對立了。假如最社會化的人本身也最個人化，假如最成熟的人同時又不失孩子的天真和誠實，假如最講道德的人同時生命力又最旺盛、欲望最強烈，那麼繼續爭論這些區別還有什麼意義呢？
同樣還可以在下麵的對立中發現到這一點：仁慈與冷酷、具體與抽象、接受與反抗、自我與社會、適應與不適應、脫離他人和與他人融合、嚴肅與幽默、認真與隨便、莊重與輕浮、酒神與太陽神、內傾與外傾、循規蹈矩與不合習俗、神秘與現實、積極與消極、男性與女性、肉俗與愛情、性愛與友愛等。對於這些人，本我、自我和超我是互相協作的，它們之間並不發生衝突，它們的利益也無根本分歧，這種情況與神經病患者則恰好相反。他們的認知、意動和情感結合成一個有機統一體，形成一種非亞裏士多德式的互相滲透的狀況。高級需要和低級需要的滿足不是處於對立，而是趨向一致。
許多個重要的哲學兩難推理都被發現有兩種以上的解答，或者根本沒有答案。假如兩性之間的衝突結果在成熟的人那裏根本不存在，而僅僅是成長的阻礙或削弱的征兆，那麼誰還願意選擇這種衝突的關係？誰會再三思索而高瞻遠矚地選擇心理病理學？當我們同時發現兩位女性都是健康的婦女之時，還有必要在好女性和壞女性之間選擇嗎？她們之間還相互排斥嗎？
類似於以上的情況，健康人與普通人之間的區別不僅在程度上，而且在類型上的區別都是如此之大，導致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心理學。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有殘疾、發育不全、幼稚和虛弱的人隻會產生殘缺不全的心理學和哲學，而對於自我實現者的研究，必將為一個更具普遍意義的心理科學奠定基礎。